母亲的日记

周建平
母亲离去后，我时常想起她。
今年5月27日，她以九十三岁高龄安详辞世。可她的音容笑貌，从未自我心中褪色——那慈祥的眼神，那一见到我便自然漾开的笑意，至今仍清晰如昨。

每次去妹妹家看她，她总是反复地问：“要不要喝水？”明明水杯已递到手中，仍不放心地追问：“要不要再兑些热的？”她一生节俭，舍不得吃穿。我为她夹肉添菜，她总连连推却，口称“够了，够了”，明明心里喜欢，却生怕我吃不饱，反而一再劝我多吃。太太为她买新衣新鞋，问她为什么不穿，她总是说：“这么好的，等过节再穿……”
她省吃俭用，对自己近乎苛刻，对子女却倾其所有。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将五个孩子拉扯成人，买一双鞋、添一件衣，都需反复掂量。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发脾气，将小半截腊肠扔到地上，母亲赶忙捡起，轻轻吹去灰尘，用纸仔细包好带回家……她眼中闪烁的心疼，远多过责备。尽管家境艰难，她仍想方设法为我买书、买小提琴，给妹妹买扬琴，还替哥哥和我凑钱买零件学装收音机。如今回想母亲当年的难为与坚持，心里依旧五味杂陈。
母亲与父亲感情甚笃，风雨同舟。尤其在父亲病重那些年，她一边无微不至地照料丈夫，一边艰难拉扯我们几个孩子。即便经济困窘，她也从不抱怨，只是默默承担。
她待人宽容仁慈，有求必应，人缘极好。即便在文革那段荒唐岁月，单位里男人们分派斗争、彼此批判，她仍与身边的女性朋友们保持往来，互相宽慰帮扶。每当有人议论某某造反派“很坏”，她总是轻声说：“不会的，他也有好的地方。”父亲作为“走资派”挨批斗时，母亲怕我们出门惹事，将我们关在家里，督促我们按父亲的要求背书、临摹《欧体九成宫》书法、练习口琴秦琴与笛子。不管风吹浪打，一刻也不能停止学习。
晚年，她与一群八九十岁的老姐妹几乎每月茶聚。她们拉家常、忆往事、谈天下，笑声不断，乐此不疲。
母亲对五个子女从不偏袒，个个牵挂于心。六榕寺的法量法师曾对她说：“您儿女都已长大，儿孙满堂，该享福啦。世间事，忧不忧都是一样，何必自寻烦恼？如今该是他们为您操心的时候了。”她总是笑着回应：“好在有你们，我现在就是在享你们的福啊。”每听她这样说，我心中便涌起更深切的愧疚——母亲辛苦一生，我们终日忙碌，所能回报的，远不及她恩情之万一。
记得小时候，我穿着一双新凉鞋去河边游泳，回来时发现鞋被偷了。母亲伤心落泪，那一刻我难过的不是丢了鞋，而是她的心痛。
那年冬天，我闭门备考博士，天天以泡面果腹。六十多岁的母亲喘着气爬上九楼（那时还没有电梯），带着水果等吃食来看我，见到饭盆里的泡面不禁摇头叹息，坚持叫我去妹妹家吃饭，反复说：“考不考得上没关系，身体最要紧。”
妻子生产后，旁人关切是男是女，她却松一口气，由衷喜悦地说：“顺顺利利、好手好脚就好！”
那些年我们兄弟姐妹从各地回家团聚，满屋欢声笑语。母亲在厨房忙进忙出，我偶然看见她一边搓着围裙，一边悄悄擦拭眼角。她喃喃地说：“要是你爸爸能看到今天，该多好。”
晚年，母亲开始写日记，回忆她与军人父亲的相识与爱情，记录父亲教她识字、为她吹口琴、讲述战争往事，写他的担当、勇敢、宽厚、勤奋、诚正、风骨，也写他命运多舛的遗憾与对子女深沉的教育。数十年的风雨人事、亲友变迁、子女成长——妹妹的扬琴，我的小提琴，家门口那几棵茂盛的无花果树，树下碧波荡漾的池塘，塘边那条通往远方的小路，朦胧可见的丹霞山“玉女拦江”……她皆细细写来，有情有境，感人至深。每次我去看她，她总兴致勃勃拿出日记讲给我听，眉飞色舞地说起其中故事。可我来去总是匆匆，未曾细心读过。如今她走了，我想认真看时，却再也找不到了。还有多少故事未曾听她诉说？往事如烟，空留一片怅惘。
我平时给她的钱，嘱她留作零用养老，可几十年下来，她竟分文未动，全数存着归还。母爱如此深沉，叫我何以回报？
那年，我的照片与钟南山、黄天骥、何镜堂等十位名人一同刊登于《羊城晚报》头版，作为报业集团特聘文化顾问。母亲深情地望着我，执意要去酒楼加菜庆祝。我说“这没什么呀，真的不值得庆祝”，她不解地看着我，仍坚持要去。我至今仍清晰感受她那份由衷的喜悦，却后悔当时没有陪她完成这个心愿。
我在各地的讲座见报，她总是细心剪下，整齐贴存。灯光下，她俯身戴老花镜仔细剪贴的身影，让我既感动又心酸。如今那沉甸甸的一本厚厚的剪报，成为我刻骨铭心的记忆。
她在我写的一本纪实《1994：南方的河》上，用笔作了许多记号，连连说“写得好，好看”。如今想来，母亲读儿子的书，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与牵挂。
九十岁后，母亲行动日渐迟缓。有一天，我忽然想起她从前做的葱花煎面饼，就说多年没吃过了。她努力试着做，但饼难以成型。她非常抱歉地说：“唉呀，老了，忘了怎么做，做不出来了。”我边吃边说“还好”，心里却阵阵酸楚——妈妈是真的老了，当年的味道，任凭她如何努力，也回不来了。
她说想听我讲课。有一次我在农讲所讲座，哥哥姐姐妹妹都去了，她羡慕又无奈地送我们至电梯口，一直望着电梯门关上。我真后悔当时没有带她一起，圆她这个心愿。虽她年事已高，但那份盼望，我本该成全。
后来她说，她自己跑去听了我讲课，还在教室窗口看到了我。其实那根本不可能——她一个人找不到地方，教室窗户既高也关着。但我们都不忍说破，宁愿相信那是她深切念想凝成的幻觉。早知如此，我真该专门为她讲一课。
她总说“你们忙，就不用常来看我”，可我每次出现，她总是那么高兴。我们到底在忙什么？为什么不多陪陪她？
不久前，我从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议上带回一枚精致大气的纪念章送她。她非常喜欢，一边抚摸，一边说起多年前作为全国劳模上京受奖的美好往事，眼中闪着光。
母亲走得很突然。前一天她与妹妹去香港回来，晚上我们兄弟姊妹还为她夹菜、说笑，次日她便溘然长逝，无疾而终。留给我的是绵长不绝的愧疚与悲痛——还有再也无法报答的遗憾。我们总在忙，忙得到底为了什么……
最深的记忆，是母亲写日记时的身影和专注神情——有时眼睛红肿，有时眉开眼笑，有时沉思专注。到底还写了多少往事？一见我来，她总不忘问：有没有继续游泳？有没有上课？来，给你倒杯水吧……
昨夜梦中，我又回到童年。母亲牵着我的手在暮色中散步，依旧那些话：“要好好做人，认真读书，勤俭节约，不怕吃苦。不能落后，也不能亏待别人。干活累不死人，什么困难都有办法克服。兄弟姐妹要团结，互相扶持……”
在我心中，母亲恩重如山。她如大地般宽厚，如青山般坚毅，如大海般包容。
永远如此。
（周建平博士，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