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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上,零下30度的寒风中裸露的躯体凝结成冰,毒气室内扭曲的身影在玻璃上留下绝望抓痕。电影《731》以多线叙事揭开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罪行,通过普通中国劳工成为实验对象并最终觉醒的故事,再现这段被刻意掩埋的黑暗史诗。当导演赵林山在首映礼上泣不成声时,银幕外的历史真相比电影情节更加骇人。
1943年寒冬,哈尔滨平房区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傅景奇这个普通的中国伙夫,像往常一样在日军高等食堂里忙碌着。他和其他劳工都知道,不远处那栋被称为"四方楼"的建筑是禁区,但没人能想到,里面正在进行着怎样惨绝人寰的暴行。
五月初的一天,总务部突然下达紧急通知:关东军司令部军官要来视察,必须立即进行大扫除。日本军曹真田带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用刺刀押着傅景奇、鞠复昌等劳工前往"四方楼"清理垃圾。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入这个神秘的核心区域。
"四方楼里堆满了一个月未清的垃圾,工作量比平常多了好几倍。"现年98岁的傅景奇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中午时分,日本看守去吃饭休息,我和鞠复昌终于有机会看看这个神秘的地方。"
老人说到这里,双手开始微微颤抖:"我们发现窗户玻璃都是不透明的,什么也看不见。这时我看到墙边有一架粉刷用的大梯子,就让鞠复昌在下面望风,自己爬了上去。"
当傅景奇爬到二楼高度,向下望去时,眼前的景象让他终身难忘:"屋子正中有一个大机器在轰隆隆地转动,周围站着十来个穿白色防护服的日本军医。机器不断喷溅出鲜血,染红了最近几个军医的白大褂。屋子的两边摆满了玻璃瓶子,里面浸泡着人的心脏、肺叶,还有其他认不出的器官......"
正当傅景奇震惊不已时,下面的鞠复昌突然小声催促:"老傅,快点下来,日本人来了!"傅景奇慌忙下梯,脚刚落地,劳务班长工藤就拿着粗铁条走过来。
"你的,什么的干活?"工藤阴沉着脸问。傅景奇急中生智:"太君,小的在擦玻璃、擦玻璃!"
工藤不信,举起铁条就往傅景奇头上打。"那铁条砸在脑袋上的声音,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傅景奇指着头上至今仍可辨认的伤疤,"我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倒在地。工藤以为我死了,命令鞠复昌他们把我抬去焚尸炉烧掉。"
从各地征召、抓捕来的劳工遭遇更加悲惨。他们被关在闷罐车里运送,不少人中途就闷死了。1941年春天,从乌奴尔运来的劳工在酷暑中煎熬三天,下车时又死了数十人。
幸存者杜儒回忆道:"到达以后,日本人让我们脱光所有衣服蒸煮消毒,然后给我们每人的胳膊注射了一管药水。从那以后,我们干的活轻了,日本工头管得也不那么严了,但大家却开始大量死亡。"
"都是同样的病:周身发烧,头发晕,两眼发黑,过三五天就没了。日本人根本不治疗,头几天死一个还给口薄板棺材,后来就用大活底棺材,一装好几个人,到墓穴上面一拉底,尸体就掉进坑里了。"
杜儒也没能幸免,但他无意中听说朝鲜人在偷偷卖一种药可以治这病,便暗中买了一些白药片,才保住了性命。"一个多月时间,和我一道从乌奴尔来的劳工死了一半。"
正黄旗头屯下坡和部队兵营西北的洼地里,几十栋席棚子周围拉着铁丝网,挖着深壕沟——这就是劳工们的住处。西北洼地的工棚下面有一条臭水沟,长年流淌着日军研制细菌武器排放的污水。夏天臭气熏天,冬天寒气逼人。工棚内阴暗潮湿,土炕四周长满青草,劳工们住一段时间身上就起疥疮、湿疹。后来的劳工连这样的工棚都住不上,只能挖地窨藏身。
劳工们的食物粗劣不堪:早饭是半碗高粱米掺黄豆煮的干饭,中午是两个用橡子面、高粱面、玉米面蒸的"三合面"窝窝头,晚上只有一碗高粱米掺黄豆的稀粥。菜是盐水煮的冻土豆或日本咸菜。白菜、黄瓜汤像山珍海味一样稀罕。
相比之下,731部队供养的"血清马"吃的却是燕麦。劳工们饿极了,只能在上工时到附近垃圾堆里捡日军扔掉的剩饭、剩罐头、烂苹果充饥,一旦被发现就要挨毒打。
日军对劳工规定了"十二不准":不准经过731部队本部时四处张望、不准吃饭时交头接耳、不准互相打听工作情况等等。违反者轻则遭毒打,重则直接被押进四方楼做人体试验。
劳务班大院是专门管制劳工的地方,院内有5间瓦房是办公室,靠院北门的几间小房间是拘押劳工的"笆篱子"。院里还有一间刑讯室,里面有老虎凳、匣床、皮鞭、棍棒等刑具。
匣床是日军特别设计的——在一块2米长、1米宽的木板两边各装两个皮带扣环,木板上方固定着带缺口的木匣。用刑时,日军将受刑者按倒在匣床上,四肢用扣环勒住,头卡在木匣里,然后顺着木匣缺口往嘴里不断灌凉水。
每天早晨,日军要将劳工集中在劳务班大院里,强迫他们做"朝礼"、背诵"国民训"。李昶年过半百,因站立姿势不符合要求,日本监工贞田就牵着狼狗扑上去,打了他几个嘴巴后又放狼狗撕咬,把他咬得浑身是伤,当场晕倒在地。李昶被抬回工棚后没几天就痛苦地死去。
劳工吃饭前要双手合十举到额前作揖,感谢"天皇赐饭"。吃饭时不准说话,工棚里只能听到吃饭声。如果有人轻声交谈,日本兵就会上前踢翻他的饭菜,拳打脚踢。
左宪良的逃亡经历同样惊心动魄。"鬼子的枪管顶在这儿整整八回!每回都觉着要去见阎王爷了。"2005年,老人指着胸口告诉记者。哈尔滨的冬天冷得能冻掉耳朵,但劳工们连件完整棉袄都没有。
"天没亮日本兵的皮靴声就咣咣响起,鞭子抽在背上火辣辣地疼。'八嘎!快起来干活!'的吼声比闹钟还准,慢半拍就会挨枪托。"左宪良回忆道,"挖坑时经常刨出零碎骨头,日本兵看见反而乐得很。"
"饭里漂着死老鼠,饿急的劳工连汤带肉分吃。有个山东汉子抱怨两句就被拖走,后来在埋尸坑里被发现时,胸口有个血窟窿。"
左宪良逃出那晚正逢暴雨,"钻铁丝网时裤子被刮破,光着半拉屁股跑出二里地。后来在老乡家躲了半个月,听见日本兵搜查的动静就往地窖里钻,有回差点被闷死。"现在说起来他还拍大腿:"早知道要遭这罪,当初说啥也不去哈尔滨找活计!"
2023年夏天,一段尘封三十年的录像带震惊世界。前731部队技术员胡桃泽正邦在镜头前比划着:"活人的肠子掏出来还会蠕动咧,血能喷三米高。"
这个在东京街坊眼中和善的退休职员,在录像中却冷静地描述着如何给活人开膛。他形容取出的心脏还能跳二十分钟,提到"干燥实验"时更是详细说明——把活人捆在椅子上用热风吹成木乃伊再称重。"水分蒸发率78.3%",他准确记得这组数据。
哈尔滨市社科院研究员李明华在1944年花名册上找到了胡桃泽的名字——旁边标注着"解剖班技术九级"。那些被他称作"满洲猴"的实验对象,档案显示最小的才12岁。
哈尔滨平房区的遗址挖掘现场,近年来刨出几十个锈铁罐。防疫专家检测发现,炭疽芽孢在土里埋了80年居然还存活着。当年731部队撤退时往井里倒培养液,害得方圆十里现在打深井都犯怵。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特别移送处置"密电记载,各地宪兵队往哈尔滨运活人,光1943年就记了八百多号。一个朝鲜族翻译官留下的日记记载,囚犯们管四方楼叫"鬼电梯"——早上被带走的没一个能回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的照片显示,冻伤实验的受害者手指头黑得跟炭条似的,日本兵居然在旁边比剪刀手。胡桃泽在录像里提到往南方撒"跳蚤雨",这与浙江衢州的县志记载完全吻合:1942年突然闹鼠疫,死的人尸体发黑,指甲缝里全是血。当地老人至今记得,日本飞机飞过没扔炸弹,倒是飘下来许多麦粒,扒开一看里头裹着死跳蚤。
据相关记载,关东军在修建731细菌工厂时,先后投入劳工3万余人。当细菌研究中心四方楼主体工程完工后,日军为了掩盖罪行,秘密地将参与731本部施工的3000多名中国劳工集体屠杀。后续被折磨致死以及被用作活体试验的劳工,更是不计其数。
左宪良晚年见着白大褂还打怵,去医院体检都得儿女陪着。有回小孙子举着玩具听诊器要给他检查,老人当场把茶缸子都打翻了。村里人说他这是被吓破胆了,可但凡经历过那些年月的人,谁心里没几道疤?
去年冬天特别冷,老人半夜总咳嗽。女儿收拾屋子时,从炕席底下翻出张发黄的老照片,上头二十出头的左宪良穿着破棉袄,背后是冒着黑烟的大烟囱。女儿想问这是哪儿拍的,扭头发现老头歪在炕上睡着了,眼泪在皱纹里淌成了小河。
如今,傅景奇的照片和经历已被存入档案,成为日本731部队罪恶的铁证。在哈尔滨平房区731遗址纪念馆的玻璃展柜里,那些细菌培养皿上刻着的编号"MH731"依然清晰可见。这些本该被销毁的罪证,被苏联红军在1945年8月的突击行动中截获。
与它们并列展示的,还有傅景奇生前捐出的劳动证、左宪良被打裂头骨时的X光片,以及从劳工坟出土的138枚身份不明的齿列。每一件物品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黑暗历史。
寒风吹过平房区的残垣断壁,那些深埋地下的哭嚎从未停止。正如遗址纪念馆入口处铭文所警示:"这里的每一克泥土都浸透着真相,沉默的呐喊比任何档案都更具说服力。"
这段历史不仅属于过去,更是指向未来的警示。它提醒人们,科技的进步必须以尊重人权和伦理为前提,任何以科学之名行反人类之实的行为,都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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