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在三大红军中特别能打，功劳最大的是许继慎和徐向前

众所周知，红四方面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大主力红军之一，而且在勇猛善战上更加高出一头，最能打硬仗恶仗，过的雪山草地最多，贡献了数量最多的开国将帅，其英雄业绩甚至在文学作品中也独树一帜：谁人不识《亮剑》中的好汉李云龙呢？再说到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发展过程，那更是百曲千折，筚路蓝缕，路漫漫而奋长缨了。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我党先后组织了南昌、秋收、广州三次具有全国影响的起义，而地方性的奋斗举事就更多了。如湖北省委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指示麻城地方组织发动“九月举事”，声讨蒋汪罪行，进行武装斗争探索。但因领导人的经验不足，加上国民党军队很快进行镇压，这次举事未获成功。1927年10月至11月初，湖北省委先后派遣符向一、刘镇一、王志仁、吴光浩等一批政治、军事干部来到黄（安）麻（城）地区，巡视和加强领导，组建成立鄂东特委与鄂东革命委员会，准备再次发动暴动。11月13日，在总指挥潘忠汝、副总指挥吴光浩，以及曹学楷、戴克敏、戴季英、吴焕先、刘文蔚等人的统一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并将黄麻两地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由于鄂东军只有300余人，枪支弹药也很少，在优势敌军的袭击下，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总指挥潘忠汝和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等领导人牺牲，刚刚占领了21天的黄安城也丢失了。在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人领导下，留下吴焕先、王树声、蔡济璜、刘文蔚等十余人枪在黄麻北部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吴光浩等率鄂东军主力72人带着53支长短枪，向黄陂县境内的木兰山转移。后来，在木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汪奠川、戴季英、陈再道、詹才芳等72人，就被称作是“木兰山七十二英雄”，成了鄂豫皖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

1928年初，鄂东军已奉鄂东特委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由吴光浩担任军长，戴克敏担任军党代表。为适应斗争形势，吴光浩、戴克敏等人决定将全军化整为零，埋起长枪，编成4个便衣短枪队，走出木兰山到周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消灭反动民团武装，夺取武器壮大队伍。1928年4月，利用驻黄麻的蒋系军队与桂系军队发生内讧之机，吴光浩指挥第7军各部返回黄麻地区，发动“二月举事”，并选择在鄂豫两省交界的柴山堡地区创建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吴光浩指挥第7军实施灵活的游击战，先后打了一些胜仗，站稳了脚跟，并逐步使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得以扩大。1928年7月，奉上级指示，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吴光浩任军长兼31师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全军不到200人编为4个大队，对外称团。随后部队分兵以打击反动民团武装，发动群众分田分粮，建立苏维埃和赤卫队，逐渐恢复扩大根据地。国军几次组织兵力向柴山堡地区进犯，但吴光浩等人指挥部队避实击虚，灵活转战，先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1929年初，吴光浩指挥红31师向敌军比较空虚的侧后方进击，在粉碎敌人围攻的同时扩大游击范围，拔除反动民团武装。1929年3月底爆发了蒋桂战争，驻黄麻地区的桂系军队仓惶离去，吴光浩趁势率部出击，发动广大农民，消灭反动民团，一时威振黄安、麻城。红31师越战越强，已发展到400多人，部队还办起了小型红军医院、修械所、被服厂等。5月初　根据中央指示，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四县县委和红31师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鄂东北特委，由徐朋人任书记，统一领导军政行动。

就在这时，传来了噩耗：红11军军长兼红31师师长吴光浩在前往商（城）南地区领导武装起义途中被敌人发现，不幸牺牲，年仅23岁。因为吴光浩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为不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东北特委一时没有公布他牺牲的消息。在上海的中央接到报告后，即派遣黄埔一期毕业的徐帅去鄂东北开展军事工作。后鄂东北特委决定徐帅到红31师去，名义上是副师长，实际上要担负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

徐帅到了红31师后，很快就面临了国军接二连三的“会剿”。时年28岁的徐帅勇挑重担，带领红31师这支400人的红军队伍和地方农民武装灵活与敌周旋，密切配合，避强击弱，连战连捷。1929年6月下旬至7月初，粉碎了敌“罗（霖）李（克邦）会剿”；8月中旬至9月下旬，粉碎了敌“鄂豫会剿”；10月7日至13日，又粉碎了敌“徐（源泉）夏（斗寅）会剿”。红31师连挫强敌，声威大振，队伍发展到了700余人，有枪600余支。由于徐帅指挥得当，捷报频传，赢得了红31师和鄂豫边军民的信任，鄂东北特委这才公布了吴光浩牺牲的消息。

1929年5月6日，在鄂豫边特别区委（又称商罗麻特别区委）领导下，成功发动了商南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2师，由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着手创建豫东南根据地。9月，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两根据地的领导，中央决定将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冈、商城、光山、罗山八县划为鄂豫边特区，成立鄂豫边特委。11月，鄂豫边特委在光山县南部成立，由徐朋人任特委书记，王平章、徐宝珊、周纯全、詹才芳、徐帅等人任委员。一个月后又召开了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了鄂豫边特区最高机关革命委员会，由曹学楷领头，徐帅任军事一号。

1929年底，六安中心县委领导发动了皖西六（安）霍（山）起义。各路起义武装于1930年1月会师，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3师，由徐百川任师长，姜镜堂任政治部主任，开始创建皖西根据地。鉴于鄂豫边、豫东南、皖西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中央决定统一鄂豫皖三省边区党的领导和红军军事指挥，建立鄂豫皖边特别区和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为此，派遣郭述申、曹大骏、许继慎、熊受喧等军政干部来到鄂豫皖传达和执行党的指示。

1930年3月20日，在黄安县箭厂河召开了鄂豫皖边区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鄂豫皖边特委，由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何玉琳、王平章、姜镜堂、周纯全、甘元景、徐朋人等组成常务会，郭述申任书记，徐帅、王大将等人被选为特委委员。不久，鄂豫皖边特委宣布将红31、红32、红33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并成立红1军前委，由曹大骏任书记，许继慎任红1军军长，曹大骏任政委，徐帅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全军下辖第1、第2、第3师和独立旅，共2100余人，有枪千余支。6月，又成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机关。接着，活动在鄂东南的红8军一部也改编为红15军，由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委，共1800余人。至此，统一的鄂豫皖红军和苏区已经成形。

红1军成立后不久，爆发了规模空前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各路国军多被调去参战，敌人的后方顿显空虚。当时正逢“立三路线”时期，要求鄂豫皖边特委迅速发动武汉周围的地方起义，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举事”，切断平汉路，伺机进攻武汉。据此，红1军兵分两路：军长许继慎率红2师、红3师向皖西北活动；副军长兼红1师师长徐帅率红1师向平汉路出击。经过两个月作战，红1军连战连捷，两次出击平汉路，攻克英山、霍山、罗田等县，歼敌7000余人，自身兵力扩展到5000余人，得到了很大发展。其中徐帅指挥的红1师歼敌和扩红最多，并取得了红1军成立以来首次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个团的胜利。红1师也历经三次扩编，由5个大队扩编成2个3营制步兵团和1个机炮混成团，共3000余人。

1930年9月初，红1军各师会合后，又奉中央指示，配合各路红军“会师武汉”，第三次西进出击平汉路。由于敌众我寡，红1军在平汉路沿线作战连续失利。红1军前委经研究后，决定全军放弃在铁路沿线活动的计划，移师豫南休整。这时，中央也召开了六届三中，结束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路线。10月上旬，红1军攻克光山、罗山县城，其后在光山召开了全军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将部队统一整编。红1师编为第1、第3团，师长刘英，政委李荣桂，副军长徐帅免兼红1师师长；红2、红3师合编为红2师，辖第4、第6团，师长孙永康，政委王培吾。不久，又将军属独立旅、黄麻补充营和皖西独立第1、第2师合编为红3师，师长萧方。整编后全军已达6000余人。

此时，蒋介石正调动大批部队准备向鄂豫皖苏区发动围剿。而红1军并不知道六届三中的精神，仍奉长江局指示，以主力南下威逼武汉，并准备向长江沿岸发展，打通与鄂东红15军的联系。红1军南下作战后，一攻姚家集，二攻黄安均失利，尔后突击谢店，夜袭新洲，稳住了阵脚。12月初，红1军进驻罗田县但店地区补充棉衣。此时中央派来了黄埔四期毕业的曾中生任鄂豫皖边特委书记，并传达了六届三中精神。红1军前委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向长江沿岸和鄂东发展的计划，全军向皖西挺进，打击入侵之敌。这时，向鄂豫皖苏区发动围剿的8个师又3个旅10万国军已围了上来。曾中生立即主持组成了鄂豫皖边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统一指挥红1军和已划归鄂豫皖苏区的红15军联合进行反围剿作战。

在此期间，中央又派遣邝继勋、余笃三到鄂豫皖苏区加强军事领导工作。1931年1月，红1军和红15军在商南的长竹园会合。根据中央指示，红1军与红15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由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委，徐帅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编为第10师（师长蔡申熙，政委陈奇）、第11师（师长许继慎，政委庞永俊）和军属独立团，共1.25万余人，归鄂豫皖边特委直接领导。2月初，鄂豫皖边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成鄂豫皖边特委和鄂豫皖边军委，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一号，蔡申熙、郑行瑞任军委副职。

鄂豫皖边特委和军委指挥红4军及地方武装灵活击敌，经过先后3个多月艰苦转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歼敌1.5万余人。同时鄂豫皖苏区得到大部恢复，人口达200余万，红4军也发展到了1.5万人。在解放了河南新集镇后，将之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首府，成为了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1931年4月，中央又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实施领导。话说中央不论是谁当权，一次次地派人来鄂豫皖加强领导，一次次地改组当地党政军领导机构，不外是要将地方苏区的领导大权收归中央，以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按理这种方式也没什么问题，在其他苏区同样如此。然而由于执行者的素质、禀赋、性格不同，执行中央指示的效果便也不同。如果再出了几个野心家和极端分子，那么地方苏区面临的就将是灾难。

张国焘等人来到鄂豫皖苏区不久，蒋介石就对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集结了11个师约13万兵力从东、南、北方向直扑过来。此时红4军已增加了由教导第2师改编成的第12师和由军部警卫团及光山、罗山、黄安三县独立团合编成的警卫师，有了4个师兵力。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徐帅等苏区军政领导人经过研究后，决定分兵于内外线作战，一边牵制进剿的敌军，一边东进皖西寻机歼敌。

红4军和地方部队密切配合，采取东西两侧往返机动的战术，避实击虚，各个击破，先后取得了独山镇、浒湾、桃花店、十里铺等战斗胜利。各路国军畏惧打击，不敢深入苏区。而北线已进入苏区的国军吉鸿昌部因不愿与红军打仗，又自行撤出。这样红4军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打破了敌军的第二次围剿，先后歼敌5000多人。苏区也扩大到东西长300多里，南北宽150余里，人口近250万。

反围剿战斗还未完全结束，张国焘就开始着手改组鄂豫皖苏区的领导机构。他召开会议宣布了中央的决定，撤销了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了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军委。张国焘担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一号，沈泽民担任了鄂豫皖省委书记，陈昌浩担任了鄂豫皖团分局书记，几个人总揽了鄂豫皖苏区的党政军大权。原鄂豫皖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一号曾中生被调任为红4军政委，原红4军政委余笃三改任红11师政委。红4军再次进行了整编，辖第10（师长刘英，政委康荣生）、第11（师长周维炯，政委余笃三）、第12（师长许继慎，政委庞永俊）、第13（师长徐帅，政委陈奇）师共4个师近2万人。同时成立了培训干部的“彭（湃）杨（殷）学校”，由蔡申熙任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主任。

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转而对鄂豫皖苏区采取了守势。曾中生、许继慎、余笃三等红4军领导人认为这是积极向外发展的有利时机，应集中主力南下作战，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然而张国焘却提出要“巩固苏区”，否决了红4军领导人的建议。6月底豫皖中央分局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与会多数人主张红4军主力南下发展，并通过了会议决定。不久，张国焘推翻了分局会议决定，要求红4军在一个月内向英山、潜山、太湖出击，威逼安庆，震动南京。而曾中生、许继慎等人不同意这个冒险主张，建议攻下英山后出击蕲春、黄梅、广济，恢复部分失守的鄂豫皖苏区，稳扎稳打。张国焘强行否决了红4军领导人的建议，命令部队准备向英山、潜山、太湖出击。

为了进一步贯彻自己的主张，张国焘又改组了红4军领导机构。由于邝继勋军事能力有限，又因不承认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受到了中央指责，就撤掉了他的军长职务，改任红13师师长。张国焘是经过仔细掂量后，任命徐帅为红4军军长，曾中生为政委，政治部主任由中央派来的刘士奇担任。

1931年7月底，徐帅、曾中生就率红4军主力5个团向英山进发了。红11师担任主攻英山的任务，协同红12师一仗得胜，全歼守敌1800多人，打通了红4军南下的通道。下一步就要按原定计划出潜山、太湖，向安庆进攻。然而徐帅和曾中生经过研究后，认为敌强我弱，劳师远征根本不会得手。曾中生是军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他果断改变原定计划，以一部守英山，主力向蕲春、黄梅、广济出击。同时，给张国焘写了一封信，说明改变计划的情况。红4军主力一路连克浠水、罗田、漕河、广济诸城，又奔袭黄梅城，大战洗马畈，先后歼灭敌人7个多团，俘敌5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扩红筹款，收获很大。

这一时期，张国焘因患肠胃病卧床不起，难以工作，便由沈泽民、蔡申熙分别代理了分局书记和军委一号的职务。据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表述，在接到曾徐的信后，沈泽民等人担心张的病，没有告诉他。沈泽民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后由沈泽民起草了一封答复信，要求红4军执行原定作战计划。一般党史对此的描写则是张国焘接到曾徐的信后非常恼怒，连续致信曾中生、徐帅，指责他们公开“违抗分局命令”，“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并强令红4军“火速回来，不能有丝毫的停留”。

前方的徐帅、曾中生等人估计到了张国焘会有反应，曾中生更是比较清楚张国焘的为人，干脆直接给上海中央写了一封信，并与徐帅、刘士奇联名，申诉红4军南下的理由。信中认为，红4军的行动是正确的，不仅恢复了大片红色区域，还可以相机占据长江边的武穴，寻机机动歼敌，并准备继续向宿松、潜山、太湖方向发展，直至出击安庆。其后徐帅、曾中生继续指挥红4军作战，连战皆捷，直至把洗马畈战斗逃脱的残敌围在了叶家集。正要准备进攻时，接连接到了张国焘严厉的指责信。徐帅、曾中生无奈，只好率部撤围北返。

在9月初到达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时，曾中生召开了部队支部书记和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公开讨论张国焘的来信。与会的大多数人认为红4军南下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应开展英、蕲、黄、广地区工作，不应北返。会上通过了由曾中生起草的申明书，决定派刘士奇先行北返，向分局陈述意见。曾中生的政治眼光是敏锐的，以往会在顾全大局的情况下慎重处理这样的事。但由于他对张国焘不抱什么希望，此次行为便失之于鲁莽，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反而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

实际上，两个多月后，中央在给鄂豫皖分局的信中作出了最终的裁定：否决了红4军的南下行动，称其是“违抗命令”、“反抗分局的决议”、“企图蒙蔽中央”、“严重的错误”等。对于曾中生本人，则给予了严厉处理：“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委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从此，曾中生在鄂豫皖苏区被打入另类。

张国焘接到了红4军的申明书后，其恼羞成怒可想而知，他在回忆录中甚至将其称之为“哀的美敦书”（即拉丁文音译的“最后通牒”）。张国焘将这件事的责任都归到了曾中生和许继慎头上，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道：“曾钟圣（生）说道这封信是泽民同志起草的，国焘同志病着不知道，泽民同志素来将红军视为保护他个人的工具，这种右倾的保守观点，是有害于红军的。许继盛（慎）更强调红四军的行动，应该由将领们为军事的前途打算，不必理会新集（指鄂豫皖苏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的指示。”对于军长徐帅，张国焘则予以了开脱：“以徐帅为首的多数将领，虽不赞同这种主张，但也不愿在军中展开政治性的讨论，因而表示仍须事先获得新集的批准。”

接到红4军的“哀的美敦书”后，张国焘立即召开了分局和军委紧急会议，指斥曾中生等人要带红4军偷渡长江，严重抗命，是别有用心的。蔡申熙提议派陈昌浩去接替曾中生红4军政委的职务，并纠正他的错误行为。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一致赞同蔡申熙的建议，“现在曾许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以外，别无其他办法。”陈昌浩还表示谦虚，提议由蔡申熙来担任红4军政委。蔡申熙则说自己身体不行当不了，坚持由陈昌浩继任。最后张国焘拍板，委任陈昌浩为分局和军委的全权代表，赶到前线去处理此事，并将红4军带回来。张国焘还撑着病体来到河南光山县白雀园的红13师师部，宣布了曾中生、许继慎的错误，得到了红13师师长邝继勋等干部的拥护。其后张国焘就留在白雀园，等着陈昌浩把部队带回来。

9月13日，红4军返回到麻埠时，陈昌浩奉分局之命来到军部，宣布撤销了曾中生的军政委职务，由自己取而代之。随后他又专门去了红12师，对师长许继慎进行了调查。不料这一下就查出了大事，“破获”了一个所谓许继慎、周维炯等人要“兵变”的阴谋。陈昌浩当即命令抓人。于是，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2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红12师副师长兼34团团长萧方、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红28团团长潘皈佛等20余名军事干部相继被捕。保卫局进行严刑逼供，拷打、跪板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受刑不过，只好胡乱认供，于是受牵连的人越来越多，被抓的人也越来越多。

9月底，红4军回到了白雀园。张国焘了解到军中一下挖出了很多通敌分子，既感到事态严重，又非常高兴。他亲自坐镇，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凡是白军过来的，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这样，就拉开了鄂豫皖革命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白雀园大肃反”的序幕。

此次肃反为时近三个月，创建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一大批元勋遇难，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亡魂在自己人的刀下。白雀园内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从此成为了难以弥补的楚天长恨！

经过鄂豫皖大肃反后，红军里中高层指挥人员的构成，也从原来的军事科班出身和知识分子为主转变成了工农出身者为多的格局。红四方面军飞快上升了很多大老粗的猛将，像徐海东、许世友、王近山、陈再道、余天云等，都是在这种格局下涌现出来的。徐帅曾经有过评价，四方面军的优点是工农干部多，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平时注意军事训练，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及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参谋业务薄弱等。

1931年10月，鄂豫皖苏区新成立了红25军，由邝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下辖红73师，师部由红4军第12师师部改编成，刘英任师长，吴焕先任政委，部队由红10、11、12师中各抽了1个团组成。根据中央指示，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这天，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召开大会成立了红四方面军。其下辖红4军和红25军，有第10、11、12、73师共4个师，全军近3万人。原红4军军部改编为方面军总部，徐帅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会后组织了阅兵仪式，经过肃反后的红军浴火重生，开始了新的征程。

在此之前，蒋介石亲自跑到武汉，调动了15个师兵力准备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由于“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举国振动，国府陷入内外交困之中，以致围剿一时未能发动。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心抓住时机，主动出击，大量歼灭国军，将敌人的围剿粉碎在萌芽阶段。新任总指挥徐帅不负重望，在1931年10月至1932年6月间，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动出击，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潢光、苏家埠四大战役，先后歼灭国军6万余人，其中成建制歼灭敌正规军就近40个团，使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展开就被粉碎。

徐帅在指挥作战过程中表现出了狠、硬、快、猛、活的典型风格，企图心大，有气魄，拼的是“最后五分钟”的狠劲，一举成为了红军中的著名军事家。红四方面军进一步发展为2个军6个师，还组建了4个独立师和少共国际团，总兵力达4.5万余人，各县独立团、游击队、赤卫军等地方武装发展到了20万人以上。同时，鄂豫皖苏区也迅速扩大，东起舒城附近，南到黄麻、广济，西跨平汉铁路，北濒淮河，连成了一大片，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万，拥有黄安、商城、霍丘、英山、罗田5座县城，建立起了26个县的革命机关，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