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药昆仑石刻”凭什么定为秦代？国家文物局发布会实录来了！

▲尕日塘秦刻石高清正射影像图

▲尕日塘秦刻石高清渲染图

▲尕日塘秦刻石高清数字线图

▲尕日塘秦刻石高清电子拓片

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研究组织情况和现场保护工作进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介绍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主要内容，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进先介绍秦刻石环境及周边文物遗存，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凌等回答记者提问。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金瑞国主持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介绍，2025年6月8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研究员《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国家文物局迅速安排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建工作专班，调集石质文物保护、秦汉考古、古文字学和书法篆刻等领域专业人员集中科研攻关，两次赴现场调查，获取了石刻本体与赋存环境等科学数据，组织多学科专家两次召开论证会，多角度论证形成专家意见。经审慎研究，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尕日塘秦刻石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

▲发布会现场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接到研究任务后，以科学论证、实事求是为原则，不预设结论，基于现场调查成果和科学检测数据，形成了《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调查总体结论与专家论证意见；二是高清采集、凿刻工艺、赋存环境以及刻石岩体岩性与风化特征；三是刻石田野调查、铭文识读、文献梳理和地望考证、价值分析，从多学科多角度对刻石进行论证，近期将在学术刊物发表。

李黎从刻石文字识别、刻石赋存环境、刻石本体检测分析和相关文献调研和总体调查结论5个方面介绍了报告内容。刻石文字识别中，采用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采集刻石文字信息，获取刻石的正射影像图、高清数字线图、高清电子拓片和高清渲染图，并逐一对刻石文字进行提取分析。刻石本体检测分析中，通过科技手段获取刻石刻痕特征、刻石岩性基本物理性质、刻石风化程度和刻石保存状况数据，形成对刻石岩性、磨蚀性、风化程度的判断。刻石赋存环境中，调查了刻石所在地的地理地貌、地层岩性、气候环境等，并通过田野调查，对刻石周边的文物遗存进行了调查。文献调研中，认为文献虽无直接记载，但此地在清代（甚至更早）有刻石传统，并可能留下相关遗存。通过以上科学调查研究，得出尕日塘秦刻石为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刻石保存状况较好，但局部岩体存在局部失稳隐患，刻石文字风格属典型秦篆，凿痕清晰，凿刻工艺系采用平口工具，斜方直接入石刻制而成等5方面结论,排除其为现代新刻的可能性。

▲刻石周边区域环境

▲尕日塘坡地2号陡坎

▲调查工作现场

王进先回顾了2020年以来刻石发现过程和“四普”调查、登记情况，介绍刻石的自然环境与周边文物遗存情况，以及调查的初步认识。刻石所在的扎陵湖区域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处于现三江源生态保护区内，目前附近无常住民。刻石岩体与山坡、扎陵湖形成“背山面水”的景观，整体营造出山体挡风、水域调节微气候的效果。经对刻石本体及周边区域自然环境、文化遗存、区域文化背景的调查研究，刻石东北约2千米的湖漫滩与山坡交汇处，调查发现有疑似石棺葬2座，附近发现多涌村古城遗址、江多祭祀遗址和墓葬群，以刻石为中心的150千米（约合秦汉360里）范围内，“四普”已发现旧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至近现代文物遗存共75处。据历史文献记载与史地研究成果表明，在隋唐时期，扎陵湖区域应是唐蕃古道入藏之地，说明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尕日塘刻石所处的扎陵湖区域应属古代人类活动区域，并非人迹罕至。

李零教授分析，铭文虽受限于刻写面，显得不够规范，但带有秦文字典型特征。他系统介绍了对释文、句读与“五大夫”“方技”“采药”“昆仑”等关键字、词的认识，并对文意进行了白话释读。他客观介绍了两次专家会论证情况、专家组成员在刻石现场文字识读情况，并支持调查报告的研究结论。

尕日塘秦刻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从右至左、纵行排列，文字多数清晰可辨，文字风格属秦篆，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成果，与扎陵湖关联形成文化景观，整体保存基本完好，文字多数清晰可辨，刻石中年月日俱全，不见于文献记载，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矗立河源，补史之缺，意义重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据介绍，国家文物局指导青海省文物行政部门，已将刻石核定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视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管理，并将在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遴选中予以重点关注；将以原址保护为基本原则，指导编制保护规划，系统保护周边景观环境。将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为基础，围绕扎陵湖、鄂陵湖区域，组织开展区域性考古调查，全面掌握文物遗存分布。“十五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将建设石刻文物专题数据库，开展重要石刻综合研究，编制石窟寺石刻专项保护规划，全面提高石刻类文物系统性保护水平。

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发布会。

发布会实录

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 金瑞国：

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国家文物局2025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

今天的发布会，主要介绍社会广泛关注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研究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参加今天发布会的有：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司长邓超先生，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凌女士；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先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女士；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进先先生；我是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金瑞国。参加发布会的还有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果洛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玛多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同志。今天发布会包括主发布和媒体问答环节。首先，请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司长邓超介绍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研究组织情况和现场保护工作进展。

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司长 邓超：

大家好，根据发布会安排，由我来简要介绍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研究组织情况和现场保护工作进展。

2025年6月8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研究员《实证古代“昆仑”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国家文物局迅速安排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建工作专班，调集石质文物保护、秦汉考古、古文字学和书法篆刻等领域专业人员集中科研攻关，两次赴现场调查，获取了石刻本体与赋存环境等科学数据，组织多学科专家两次召开论证会，多角度论证形成专家意见。经审慎研究，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

国家文物局始终坚持以科学、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考古新发现。借此机会，向近期所有以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撰写文章、参与讨论的专家学者，向关注研究进展、提供学术阵地的新闻媒体，致以诚挚的感谢。这些深入探讨，促使我们从多学科、多角度来思考问题、认识问题，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来解决问题，从而形成客观、科学的研究结论。感谢大家。

关于刻石基本信息。刻石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地处扎陵湖北岸尕日塘坡地2号陡坎左下方，距湖岸约 200米，海拔4306米。文字刻凿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刻字区面积约0.16平方米，距地面约19厘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从右至左纵行排列，每行1-5字不等，文字风格属秦篆，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

关于调查研究情况。经6月13日、7月15日两次实地勘察，刻石与湖滨坡地共同形成了山体挡风、水域调节微气候的地质条件。经实验室分析，刻石岩性为石英砂岩，耐磨性高、抗风化能力强。经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刻石文字可见明显凿刻痕迹，采用平口工具刻制，符合时代特征。经矿物和金属元素分析，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刻痕内部和刻石表面均含有风化次生矿物，经历了长期风化作用，排除了近期新刻可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基于现场调查和科学检测数据，形成了《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

关于本体保护措施。国家文物局高度关注刻石本体保护。6月8日，国家文物局致电青海省文物局，要求加强刻石现场保护措施。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三级党委政府执行坚决，玛多县人民政府协调公安机关和文旅、文物部门干部职工，克服刻石所在地低温缺氧、无水无电、无通讯信号等条件限制，自6月9日起24小时现场值守，设置了临时性保护设施，并全程保障两次现场调查。国家文物局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召开专题办公会，系统部署刻石调查研究与原址保护措施，致函青海省人民政府明确提出保护意见，督促调整周边交通路线，并从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经费中，拨付“尕日塘秦刻石”抢救性保护经费98.85万元，支持玛多县设置保护围栏，建立临时性看护用房，解决一线值守用水用电难题。

“尕日塘秦刻石”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成果，刻石与扎陵湖关联形成文化景观，整体保存基本完好，文字多数清晰可辨，因刻石中年月日俱全，不见于文献记载，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矗立河源，补史之缺，意义重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鉴于尕日塘秦刻石的重要价值，国家文物局指导青海省文物行政部门，已将刻石核定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视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管理，并将在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遴选中予以重点关注。将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为基础，围绕扎陵湖、鄂陵湖区域，组织开展区域性考古调查，全面掌握周边文物遗存分布，努力取得更多新成果、新进展。

谢谢大家。

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 金瑞国：

谢谢邓司长的介绍。下面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介绍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 李黎：

根据国家文物局工作部署，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建工作专班，调集石质文物研究与保护、秦汉考古、古籍文献和书法篆刻等专业人员，通过现场调查、科学分析，获取了刻石本体与保存现状、赋存环境等科学研究数据。形成的调查研究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调查总体结论，二是刻石数据采集、凿刻工艺分析、赋存环境调查，以及刻石岩体岩性与风化特征；三是刻石田野调查、铭文识读、文献梳理和地望考证、价值分析。主要情况如下。

1. 刻石文字识别

为获取刻石详细文字信息，采用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采集刻石文字信息。通过该项技术可在对文物本体在没有任何接触和损害的前提下，进行数字化采集，并且能够提取出清晰的文物本体的原始图像、纹饰以及文字信息。通过对采集数据的分析、处理、应用，可将清晰度提高 40%~90%。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首先利用大空间三维激光扫描和深度测绘采集刻石整体环境，结合三维激光扫描刻石细节信息（如文字、图案曲率，缺陷，岩石矿物颜色等），获取刻石表面各个点的三维坐标、反射率，并结合多标靶的拼接出冗构建出三维点云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影像采录技术将刻石的几何结构和纹理信息代入三维模型中。采用错位采集信息成像技术，强化采集对象的立体细节，加强刻石表面凹凸对比度，从而获取刻石表面精细纹理。

通过信息采集和提取，我们获取了尕日塘秦刻石的正射影像图、高清数字线图、高清电子拓片和高清渲染图。单张图像分辨率不低于600万像素，共计采用500张、60Gb影像数据，并经过影像数据校色处理、纹理影像数据与三维模型数据映射处理，通过对图像几何错位、色差偏差调整，确保纹理图像分辨率不低于8K。在此基础上，我们逐一对刻石文字进行提取分析，并采用微距摄影技术，对刻痕微观特征进行了数据采集。

根据文字提取结果，刻石文字具有显著的“因形布字”特点，文字风格统一，属典型秦篆。主要的发现有六个方面。

一是，第三行“臣”字之后有残笔，结合文意推测，应即下文“翳”字。

二是，第四行 “方” 字之后，原释为“士”。此字残存半个“⺮”形。

三是，“樂”，此字未见“艹”头，“樂”可通“藥”。“□”字仅存“曰”字头。

四是，“卅七”原释为“廿六”。经分析信息增强处理后的笔画，可见原释读为“廿”字的中间存在一竖，应释为“卅”；原释为“六”字左侧竖向笔画应为岩体剥落边界，而非刻字笔画，应释为“七”。

五是，“翳”下方已看不到笔划，依行款或有缺字。

六是，“一百五十里”中原释为“一”，经分析信息增强处理后的笔画，“一”字的右上角残存一短横刻痕，为显著人为痕迹而非自然裂隙，左上角受风化影响发生剥落，据秦汉文例，以“二”或“三”为宜。

2. 刻石赋存环境

主要调查了刻石所在地的地理地貌、地层岩性、气候环境等，并通过田野调查，对刻石周边的文物遗存进行了调查。坡地区域共出露13处自然暴露岩体，形成了6级不同高程的条带状陡坎。从风向和岩石完整性来看，仅2号岩体符合刻石条件。扎陵湖北侧山体因受水流冲蚀影响，被分割为多个不规则形矮山缓坡，坡地东西宽约160米，地表植被稀疏；刻石所处位置的风向长期为西北风，东南风对刻石本体的侵蚀较弱；石刻朝向为东南向，受下午高温辐射时间较短；整体营造出山体挡风、水域调节微气候的布局，与扎陵湖、山坡形成“背山面水”的景观。此部分详细情况由青海省考古研究院介绍。

3. 刻石本体检测分析

对刻石开展的检测分析工作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在刻石刻痕特征方面，采用微距摄影技术采集刻石文字笔画的刻痕特征，对刻字笔画的深度、宽度、截面积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刻痕宽度均匀，以“臣”字为例，共采集6个笔画、共计60处剖面，刻痕宽度平均值为4.17毫米，标准差1.35；刻痕两侧都有不规则崩裂现象，刻痕底部多为平底形，刻痕截面积平均值为1.46平方毫米，标准差0.78；刻痕中可见凿刻顿挫产生的显著痕迹，存在刻痕顿挫的笔画占比约80%，证实了刻石系采用平口工具，斜方直接入石刻制而成。

除此之外，我们还采用便携式荧光光谱仪，对刻石表面及刻痕内部的元素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刻字区域和非刻字区域的元素成分差异较小，其主量元素均为硅和铝，占比约为80%，伴生元素包含镁、钾、钙、锰、铁等造岩矿物特征元素，且均未检出钨、钴等金属元素，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

在刻石岩性基本物理性质方面，一是采用岩石薄片鉴定方法，对刻石的岩性进行了鉴定，确定刻石岩性为“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二是采用细观实时加载-图像观测与采集试验系统对刻石的力学强度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岩石的单轴抗压强度平均值约为48MPa。三是采用岩石磨蚀伺服试验仪测试了样品的耐磨性，结果表明，磨蚀指数为3.7，属于高磨蚀性岩石，是刻石历经自然风化尚能保存至今的关键因素。

在刻石风化程度分析方面，采用自动矿物电镜分析了刻石的矿物成分、分布规律和颗粒特性。取得的主要结果有三方面，一是对比分析刻字表面和刻石表面非刻字区的矿物成分和类型。结果表明，刻字表面和刻石表面非刻字区均含有绿泥石、伊利石等风化次生矿物，证明刻字区域和非刻字区域均经历了漫长的风化作用，形成了成分和结构类似的风化层，以此可排除其为现代新刻的可能。二是对刻字区表层和内部的矿物成分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刻字区同层岩石样品中表层的长石等较软矿物含量为48.82%，而内部含量为46.77%，长石等较软矿物易受风化影响而流失，符合岩石由表及里风化程度降低的客观规律。三是为查明刻字内部呈黑色的原因，选取刻石刻字内部微量粉末样品进行分析，发现试样中含有相对较高的锰铝绿泥石，也称硬绿泥石，不易风化，呈黑色，其重量百分比为0.09%，而刻石非刻字区的锰绿绿泥石重量百分比为0.01%，这是刻痕呈黑色的主要原因。

在刻石保存状况方面，采用表面硬度计、红外热成像仪、弹性波速仪等无损检测手段，对刻石表面硬度、元素分布等情况进行了检测分析。主要的结论有三方面。一是刻字区域岩体结构相对完整，自然形成垂直状，表面强度高，较为平整，无明显结构缺陷，为刻面选择提供了必要条件。二是我们在刻石本体和周边岩体上发现了大量的岩石漆，通过元素分析，证实了是由长期风化作用形成，其铁锰元素的含量较高，是刻石局部区域呈黑色的主要原因。三是通过对刻石赋存岩体和本体的勘察，获取了刻石所处地层的地质剖面，结果表明，刻石本体有四组优势节理裂隙，影响岩体结构稳定性，并可能形成岩面剥落。目前岩面有多处剥落区，其中1处为刻字前发生，7处为刻字后所发生，此外，受裂隙切割及下部岩体剥落临空面组合影响，刻石右侧存在2处潜在剥落失稳区。

4. 相关文献调研

经查阅地方志、金石著录以及与黄河探源、昆仑地望辨析等相关文献，尚未发现与尕日塘秦刻石相关的直接记述。然而，《大清一统志》《清稗类钞》等载有扎陵湖、鄂陵湖周边古石刻相关记述，说明此地在清代（甚至更早）有刻石的传统，并可能留下相关遗存。

5. 总体调查结论

一是尕日塘秦刻石的文字风格属典型秦篆，凿痕清晰，凿刻工艺系采用平口工具，斜方直接入石刻制而成。受刻字区域岩面与距地表高度限制，凿刻随形随势而为，并未刻意追求统一。

二是刻石凿刻在2.5亿年前沉积形成的石英砂岩的一处节理面上，刻石面向东南，背山面水，刻石遭受风蚀和光照高温辐射影响相对较弱，利于长久保存。

三是刻石表面无损检测现状评估及刻石结构调查表明，刻字区域岩体结构相对完整，自然形成垂直状，表面强度高，较为平整，无明显结构缺陷，为刻面选择提供了必要条件。

四是刻石的岩性为石英砂岩，岩石单轴抗压强度高、表面磨蚀指数高，属高磨蚀性岩石，为其长久保存提供了必要条件，是刻石历经两千余年自然风化尚能保存至今的关键因素。

五是刻痕内部和刻石表面的矿物类型和含量基本一致，且均含有绿泥石和伊利石等风化次生矿物，说明刻痕内部与刻字周边岩石均经历了长期风化作用，自然形成岩石漆。刻石经历长期风化作用形成的岩石漆中铁锰元素的含量较高，是刻石局部区域呈黑色的主要原因。

综上，从刻石基本物理性质、岩体结构、微气候环境等因素看，刻石所在岩体是该区域相对最适合凿刻，且能使刻字长久留存的载体。

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 金瑞国：

谢谢李院长的详细介绍。下面请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进先介绍刻石环境及周边考古发现情况。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王进先：

2020年7月，刻石是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区扎陵湖岸野外考察中发现，随后将有关情况上报青海省文物局。2020年8月，青海省文物局委托考古调查队赴现场调查，指导玛多县文物局加强对文物的调查登记与保护工作，通过三维扫描技术等对其进行更深入的辨识。2023年4月，青海省玛多县政府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研究员对莫格德哇遗址的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进行调研。期间，在玛多县工作组的带领陪同下，仝涛研究员赴刻石现场进行了初步考古调查，对刻石内容进行了记录。2025年4月18-24日，玛多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协同果洛州“四普”指导组,经州县两级自查、审核和审定后，将尕日塘秦刻石、多涌村古城遗址、江多祭祀遗址三处历史遗迹作为重要新发现上报省级审核平台。

下面，由我来介绍现场考古调查，对尕日塘秦刻石的自然环境与周边文物遗存情况，以及调查的初步认识。

一、尕日塘秦刻石的区域自然环境

尕日塘秦刻石位于青海果洛州玛多县卓让村扎陵湖北岸，东距玛多县城直线距离为80千米，坐落在一处名为“尕日塘”山前坡地上。南距扎陵湖约200米。

刻石所在的扎陵湖区域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地表植被稀疏，是青海省高寒地区之一，冷暖季干湿分明，冬季严寒漫长，夏季短促，温凉多雨。当地含氧量在15%-27%之间。经2025年7月21日现场实测，含氧量为20.2%。因刻石处于现三江源生态保护区内，目前附近无常驻民。

扎陵湖沿岸属弱侵蚀剥蚀的高原低山丘陵带，处于黄河源区扎陵湖北侧断裂带上。湖北岸山体受水流冲蚀，被分割为多个不规则形矮山与缓坡。刻石所在坡地向北背靠矮山，南侧紧邻扎陵湖北岸县道，湖滨平坦开阔，与东、西两侧冲沟构成相对独立的区域。相较良好的地貌条件，使这里成为现在行者、牧人临时停留扎寨的适宜区。地名“尕日塘”藏语意，与刻石所处区域地貌特征也基本吻合。

经现场调查，在尕日塘秦刻石所在坡地上，自然裸露有13处大小不等的岩体，组成6级近东西向的条带状陡坎，暴露长度约在5-30米之间，暴露最大高度0.6-3.5米。刻石所处区域内多数岩体暴露最大高度处于1米左右，暴露岩面表面较为粗糙。这些岩体系形成于约2.5亿年前的三叠系砂岩。

尕日塘刻石就刻在第三级陡坎的2号岩体近底部一个相对光滑平整的构造节理面上。2号岩体最大暴露高度达2.7米，东西长22.6米，向南面向扎陵湖，岩体几乎与地面垂直，底部略内凹，整体略呈岩棚状。岩体南侧坡面较平缓，临近岩体附近有一东西长约20米，宽约5米的半月形平台。刻石面向东南，方向158°，受本地区主导风向（西北风）侵蚀较弱。刻石岩体与山坡、扎陵湖形成“背山面水”的景观，整体营造出山体挡风、水域调节微气候的效果。

从尕日塘刻石的岩体结构、岩面平整程度以及岩体附近地面与微气候环境等因素看，在该区域内仅刻石所处的2号岩体具备人类避风停留进行刻凿，且有利于刻石长期留存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体现出古人在刻石选址方面的智慧。

二、考古调查发现与区域文化背景

经现场勘察，刻石岩面处地面隆起，明显高于周边。初步勘探结果显示，刻石南侧平台表土层厚约0.1-0.24米，以刻石岩面处表土层最厚，表土层以下存在较多石块。此外，在刻石岩体西南侧约10米处，发现一处近圆形凹陷，直径1.1-1.3米，下凹深度约0.15米，似打破1号岩体。疑为古代遗迹。这些迹象很可能与刻石的刻凿时期遗存相关。调查期间，在刻石所处坡地暴露的其他岩面上均未发现其他古代人为刻画痕迹，在刻石附近地表未发现崩落的刻字残石片与任何古代遗物。

根据玛多县第四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人员提供的线索，我们对刻石西南侧湖滨滩地进行了高密度调查，发现有陶器残片，证明该区域可能存在地下遗存。在刻石东北约2千米的湖漫滩与山坡交汇处，调查发现有疑似石棺葬2座，附近应存在石棺葬墓地。

经梳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在以刻石为中心的150千米（约合秦汉360里）范围内，已发现旧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至近现代文物遗存共75处。其中，在62.25千米（秦汉150里）为半径区间内，已发现文物遗存数量为6处；在62.25千米（秦汉150里）至103.75千米（秦汉250里）半径区间内，已发现文物遗存数量为13处；在103.75千米（秦汉250里）至150千米（秦汉361.45里）半径区间内，已发现文物遗存数量为56处。

据历史文献记载与史地研究成果表明，在隋唐时期，扎陵湖区域应是唐蕃古道入藏之地。以上已登记文物遗存与新发现文物遗存的出现说明，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尕日塘刻石所处的扎陵湖区域应属古代人类活动区域，并非人迹罕至。

三、调查认识

现场考古调查结果显示，从自然地貌、气候环境条件、区域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来看，扎陵湖地区都具备出现秦代刻石遗存的条件。

从刻石坡地暴露岩体与岩面情况看，岩面的选择具有唯一性，区域内多为斜下岩层，层理破碎，唯有刻石所在岩面为自然形成的垂直状，且岩面较为平整，刻铭最为适合。

扎陵湖北岸台地，湖滨平坦开阔，正值扎陵湖北岸东西通途间，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小河由北向南流入扎陵湖，提供良好饮水水源，适合扎营停留，其地貌条件与“尕日塘”藏语意为“往来歇息之平地”相通。

经现场观察，岩面和刻字笔划内的“岩石漆”色度较深，系自然形成，其古老程度绝非作伪所能达成。凿刻工具是一种较窄的平头凿，凿痕较清晰，在不同笔划分别使用斜平凿、侧平凿、侧尖凿等方式，随形随势而为，并未刻意追求统一。

可以肯定该刻石历时久远，排除近现代凿刻的可能性。

以上是对尕日塘秦刻石开展现场考古调查的认识。

刻石现场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属于非开放地区。该地区海拔高，已进入降雪期，天气寒冷，请大家不要贸然前往。目前，我们正在制定保护利用措施。

谢谢！

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 金瑞国：

谢谢王院长的系统介绍。下面进入媒体问答环节，请记者朋友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

新华社记者：

请问可否介绍一下专家论证的主要意见？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李零：

李零：各位上午好！我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参加过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的两次论证会的相关情况。这两次会议邀请了包括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历史、文物保护、书法篆刻等在内的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围绕尕日塘石刻展开深入研讨。

我对石刻一开始没有太多关注，但通过参加这两次论证会，听取汇报，收获了大量信息，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没有比较精确的照片，如果没有亲自到实地去看，可能很多讨论只能停留在各方争论之中，难以得出明确结论。我们派出的考察队亲临现场，尤其是张建林老师一个字一个字的核对原物，再加上高质量的照片辅助，就像大家刚才看到的那些照片，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研究铭文的依据。

参加这两次会议之后，我才重新仔细读了铭文。刚才也提到，整篇刻文非常简短，只有36或37个字，本来可供讨论的内容并不算多。但是，在重读过程中，我还是产生了一些想法，希望借此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

如果说这个东西属于秦刻石，恐怕还需要通过一些比较研究来进一步确认。实际上，秦刻石还是不少的，比如石鼓文、诅楚文、秦始皇刻石等。不过，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秦始皇刻石只有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琅琊刻石，其它刻石或仅存残迹，或为复刻版。与它们相比，尕日塘石刻显得不那么规整，特别是它刻写在枣核状的平面上，较为独特，而且平面有很多裂痕。其实有一些很小的东西，像上海博物馆藏的《秦骃玉版》，还有陕西师范大学藏的《秦封宗邑瓦书》等等。有的比较规整，有些只有比较潦草的字体，像《秦骃玉版》、《秦封宗邑瓦书》随便一写。竹简更是这样，秦简有些字体是斜的，字体上可以做一些比较。铭文很短，其中有些问题还值得讨论，铭文中这句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人物很清楚，他率领一些人，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可能是方技。但是，现在也有人有不同说法，我们都知道秦始皇身边一些当时的专家，主要分为三种人：一种是秦博士，号称秦博士官70人，他们主要搞人文学术的；另外，也招一些文学方术士，一种文学士，一种方术士。方术士又分两种，一种是占星候星气者，一种是寻仙访药者，占星候星气者有好几百人，寻仙访药的也有好几百人。派出去的这些人主要是寻仙访药的专家，当时秦国法律比较严苛，规定所呈报的药方不得重复。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某个药方这次有效、下次无效，或是在此地适用、在别处却不适用，就随意更改或重复进献。这些人明明知道寻仙经常渺无踪迹，他们想还不如跑了，这是当时派出去的人可能有的下场。

提到采药昆仑，“药”字没有草字头，是“樂”，可以扩读为药字。采药的事，其实古书里经常见到，并不是很晚才出现。更有意思的是这里提到的“昆仑”二字，“昆仑”是现在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的张春龙研究员所作的报告提到的，他披露了《里耶秦简》214号一条简文，提到昆仑五杏药。《里耶秦简》是2002年才发现，据推测不可能是清代和近现代的伪刻，而且这条简文至今还没有正式公布，所以，足以证明“昆仑”二字是秦代固有的写法，而非晚清或者近现代所刻。

现在说“昆仑”，对比概念是指昆仑山脉，是非常大的，有人也提到新疆出和田玉的这个地区也被看作昆仑。古书中最明确记载的是《尔雅》中讲河出昆仑，混合源头，恰好是《尔雅》里面说的“河出昆仑虚，色白”，是互相吻合的。

简短的铭文最重要的是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很多人从“己卯”断开了，其实应该联读，乘坐一船之车，或者从卅七年三月己卯发车或者从这个日子到哪，有一个明确的记载。但是，很可惜的是下面一句话里面“翳”字前面和后面的字崩坏，前字下面的字，从非常高清的照片可以看到底下有一个有点像小“人”字，其实是“并”字，所以，我有一种怀疑，也不一定对，有可能是车辙的“辙”字写法，写成彻底的“彻”了，秦汉“彻”字都是底下有一个力字，很明显在讲一同之车到尕日塘时刻这个地点的距离，其实最后这句话才是最重要的。可二百五十里或者有人说可“一百五十”里，“可”字的用法是非常典型的秦汉古书里的用法，意思是能够达到多少多少里，“可”字非常重要。所以，我怀疑计算前面走过的路程大概“一百五十”里、“二百五十”里的样子。关于里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刚才看见的考古调查，调查的文物古籍，可移动、不可移动的文物，都是在150公里、250公里等等辐射范围内，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个地点很重要，可以构成一个古代的遗迹的范围，可以得见，里数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如果简单翻译的话，秦始皇派五大夫去昆仑采药，称作己卯日的车到这里，计算来程约“二百五十”里。

两次会议我们邀请了很多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学者，每次都邀请了书法篆刻专家。第一次会议中有一位专家不太赞同说是这是真的，第二次都认为是真的，所以，多数与会专家肯定了我们做的考察和科学检测，我也赞同他们的意见。

谢谢大家！

光明日报记者：

请介绍一下围绕刻石考古工作有什么计划安排。

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 张凌：

感谢您的提问。

青海尕日塘秦刻石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要成果，为研究秦代考古和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近期，国家文物局已组织青海省文物部门，会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制定了《青海省环扎陵湖、鄂陵湖2026-2028年考古工作方案》，下一步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围绕扎陵湖、鄂陵湖周边区域开展系统专项考古调查，进一步摸清各个时期考古遗存的分布与保存状况，着力构建该区域史前至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为探讨刻石形成的历史背景提供更多考古实证。

二是加强多学科合作，协调专业单位组建联合团队，深入开展考古学与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环境学、地质学等相关学科合作研究，进一步了解环湖区域的环境演变、人地关系、资源与生业等方面情况，多维度阐释秦汉时期疆域治理与探索开发青藏高原的历史进程。

我们希望通过多学科跨领域合作，让我们更好地深入的认识刻石的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也为后续保护展示提供考古支撑。

人民网记者：

请介绍一下刻石的下一步保护措施以及“十五五”期间石刻类文物的保护管理考虑？

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司长 邓超：

感谢您的提问。

首先想通过媒体朋友告知大家，尕日塘秦刻石现场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属于非开放地区。该地区海拔高，已进入降雪期，天气寒冷，请大家不要擅自前往。刻石本身虽然整体结构稳定，但部分岩层有剥落风险，需要科学保护，精心呵护，更不能拓印。

对于刻石的保护，国家文物局将以原址保护为基本原则，指导青海省文物行政部门组织高水平科研机构，深入识别刻石风险因素，系统保存周边景观环境，科学制定刻石保护方案，编制保护规划，并审慎论证建设保护设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择机以适当的形式开放。

关于“十五五”期间石刻类文物的保护管理，主要有三点考虑。一是建立石刻文物专题数据库。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将石刻类文物细化为摩崖石刻、碑刻、石雕、岩画等4个子类别，目前新发现超过了11000处，成果丰硕。国家文物局将指导各级普查机构做好数据审核，结合普查建立摩崖石刻、碑刻、岩画类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并建设专题数据库。二是开展重要石刻综合研究。总结本次研究中应用的科学方法，形成方法论，选择一批重要石刻文物进行综合研究，比如说秦刻石，以科技支撑来提高石刻文物保护研究与信息采集水平，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研究成果，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三是编制石窟石刻专项规划。组织编制《“十五五”石窟寺石刻保护专项规划》，部署第二批《中国古代名碑名刻名录》等重点任务，提高石刻类文物系统性保护水平。

谢谢大家。

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 金瑞国：

谢谢邓司长的回答。由于时间关系，提问环节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发布人的精彩发布与解答，再次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也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文物工作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欢迎各位媒体朋友持续关注尕日塘秦刻石及相关古代石刻的后续研究、保护、管理工作。

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图文来源于“国家文物局”，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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