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之一意大利人归咎内塔尼亚胡，四成民众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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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战火，竟让意大利人自己“打”了起来！一边是三分之一民众怒指内塔尼亚胡是罪魁祸首，四成力挺巴勒斯坦建国；另一边，总理梅洛尼却视“承认巴勒斯坦”为“瞎搞”！

这场远在千里之外的冲突，正无情撕裂着意大利的民意与政坛，一场关于道德与利益的内战已然爆发，谁能笑到最后？

谁的锅？

在意大利的民意战场上，关于加沙冲突的讨论早已超越了事件本身。它变成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内战，人们争论的焦点是责任归属、道德判断，以及对未来的不同想象。

分歧首先体现在最核心的问题上：谁该为这场冲突负责？民调数据像一幅分裂的拼图，清晰地展现了社会的对立。大约有32%的意大利人将矛头直指以色列，认为其负有主要责任。

与此同时，另有近30%的民众则认为，哈马斯与以色列应共同为悲剧承担责任。这种分歧并非源于信息不对称，而更多是政治立场的预设。

中左翼阵营的选民，更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而执政联盟中的“意大利兄弟党”选民群体中，却有将近32%的人坚信，哈马斯才是唯一的责任方。

对未来的想象同样南辕北辙。超过四成的意大利人（40.6%）明确支持建立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国，这代表了对国际法和外交解决方案的普遍信任。

然而，一个极具争议的构想——名为“里维埃拉计划”——在以色列流传开来，提议战后将加沙地带开发为旅游区。这个计划在意大利激起了强烈的反感，近43%的民众认为这简直不可接受，是把深重的苦难商业化，是对逝去生命的漠视。

可吊诡的是，在梅洛尼所在的“意大利兄弟党”选民中，竟有近28%的人看到了另一面，他们认为这或许是带来发展与和平的契机。

这种对未来的截然不同的想象，暴露了不同群体间价值观的根本性冲突。

梅洛尼的“拖延”艺术

面对汹涌的民意，意大利政府的保守立场，表面上看是出于外交上的深思熟虑，但其背后，更像是一种在国内政治战场上的防御性策略。它既要平衡执政联盟内部的声音，又要应对反对派的猛烈攻击，同时还在延续一种历史性的右翼外交传统。

梅洛尼为她的“拖延”策略准备了一套完整的说辞。她提出的第一个理由指向巴勒斯坦内部，认为西岸与加沙地带的政治对立，导致其缺乏统一且有效的治理，因此承认的时机远未成熟。

其次，她辩称，单方面的承认只是一纸空文，不仅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可能破坏真正能够促成和平的谈判进程。在她看来，承认必须是巴以双方协商的成果，而不是任何外部力量的单边行动。

这种逻辑并非梅洛尼首创。事实上，她的立场与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在2011年时的态度一脉相承，当时贝卢斯科尼就明确反对巴勒斯坦单方面向联合国寻求国家承认。

这显示出意大利右翼政府在此问题上存在着一种惊人的政策惯性，尽管贝卢斯科尼本人在2009年也曾表态支持建国，但附加了以色列也需承认等严苛条件。

政府的这份“谨慎”，很快就沦为党派斗争的趁手武器。国内的反对党，如民主党和五星运动，迅速抓住了梅洛尼的立场大做文章，将其描绘成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纵容。

反对党领袖施莱因直接将“承认巴勒斯坦”与“终结以色列占领”这两个概念强力捆绑，把一个复杂的外交选择，提升到了不容置疑的道德责任高度。

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尖锐，一些舆论开始给梅洛尼贴上“以色列右翼跟班”的标签。部分左派人士甚至使用了“帮凶”这样激烈的词汇，指责她在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面前袖手旁观。

这种攻击策略极其精准，因为它恰好利用了民调中绝大多数意大利公民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冲突升级负有特殊政治责任的普遍情绪。

外交是面子，身份是里子

最终，加沙冲突在意大利超越了单纯的地缘政治范畴，演变成一个深刻的国内身份认同问题。政府的决策与民众的情感在这一点上发生了激烈碰撞，也反映出政治精英与普罗大众在世界观上的巨大差异。

在政府层面，无论是梅洛尼反复强调的“时机论”，还是外交部长塔亚尼那摇摆不定的表态，都充满了复杂的政治算计。

塔亚尼的立场就颇为耐人寻味，他曾发表过巴勒斯坦“不存在”的言论，后来又转为有条件支持，但前提是必须保证以色列的安全，并且哈马斯不能在未来的政府中掌权。

这些表态，充满了对安全和地缘利益的考量。然而在民众层面，判断标准则要直接和感性得多。无论是对内塔尼亚胡个人的普遍问责，还是对“两国方案”的广泛支持，都源于人们对正义与和平的朴素追求。

在今天的意大利，你对加沙冲突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你是谁”。

执政党“意大利兄弟党”的选民群体，在责任归属、对“里维埃拉计划”的态度，乃至对建立一个临时国际共管机制的看法上，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少数派立场。

这种立场，与梅洛尼政府的谨慎态度形成了奇妙的呼应。这不禁让人思考，其外交政策的背后，或许隐藏着稳固自身政治基本盘的国内考量。

结语

加沙战争，在意大利这片土地上同时点燃了两个“战场”。民意场上，是情感化的对立与撕裂。政治场上，是策略化的博弈与算计。两者相互纠缠，形成了一个看似无解的困局。

一个在绝大多数民众心中被视为“极其严峻”的人道危机，到了政治精英的牌桌上，却变成了可以被拖延、被权衡的筹码。

最终，这场遥远的冲突如同一面无情的镜子，不仅照见了意大利社会因意识形态而不断加深的裂痕，更严厉地拷问着它的民主政治——在面对外部世界的道德危机时，一个政府究竟应该优先回应选民的良知与呐喊，还是服务于那些冰冷而现实的政治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