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马寅初这个人,在中国人口政策历史上是个绕不开的角色。他是第一个系统提出控制人口增长想法的经济学家,早年生活在那样的旧社会背景下,自己家庭情况却成了后来被别人拿来说事的点。
他生于1882年6月24日,在浙江嵊县一个酿酒大户家里,家里从清朝时候就做酒生意,祖上几代人积累了不少家底。嵊县现在叫嵊州,那地方出过不少名人,马家算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商人家族。
高祖马子明是乾隆时候的国子监生,曾祖马大荣也捐过个从九品官衔,家里酒坊叫“马树记”,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父亲马庆常1851年生,跟哥哥一起在浦口开酒坊,家里条件好,马寅初从小没吃过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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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排行老四,上面三个哥哥身体都不太行,家里就把希望都搁在他身上。早年读私塾,学四书五经那种传统东西,十二岁时候在镇上私塾念书,十七岁去上海进英华书馆,那是个教会学校,接触点西方教育。
1903年,他考上天津北洋大学,学矿冶专业,成绩拔尖。大学期间,国家形势乱,他也参与些学生运动,但没耽误学业。
1907年,清政府公派他去美国留学,先在耶鲁大学拿经济学硕士,1910年毕业,然后转哥伦比亚大学,1914年拿经济学和哲学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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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叫《纽约市的财政》,后来还被哥大当成一年级教材用。这段留学经历让他眼界大开,学到西方经济学那一套,回来后就想用在国家建设上。
回国后,马寅初1915年进北京大学当经济学教授,那时候北大刚起步,他帮着建经济研究所,当主任。1917年任经济研究所主任,1918年进大学评议会,1919年当教务长。
1920年代,他开始研究中国人口问题,那时候中国人口数据乱七八糟,他1920年3月在《新青年》上发文章《计算人口的数学》,算是最早用数学方法分析人口的。
1927年,他去浙江省政府当委员,后来进南京国民政府,当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啥的。1930年代,出版不少书,比如《中国关税问题》,讲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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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候,他1939年去重庆大学当教授兼商学院院长,1941年12月因为批评国民党经济政策,被抓起来关了半年多,1942年8月放出来,但还软禁在重庆歌乐山。1948年,他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去华北解放区。
1949年后,马寅初继续教育工作,8月当浙江大学校长,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当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1年5月,他调到北京大学当校长,一直干到1960年。
他还当过第一到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到第五届政协委员,其中二四五届是常委。整个生涯,他从教育转到经济政策,又到人口研究,跨度大,但都跟国家发展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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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说他家庭,这事儿是很多人吐槽的点。他1901年十九岁时候,在嵊县跟张团妹结婚,那时候还是父母包办,旧社会就这样。
张团妹生了四个孩子:一个儿子1903年出生,但不满周岁就夭折了;长女马仰班,1953年去世;二女马仰曹,后来去英国,二女婿是中华民国驻英代表,1949年后留在英国;五女马仰峰,在上海生活。
儿子早夭后,家里急着要男嗣,1917年,马寅初父母没跟他商量,就纳了个妾,叫王仲贞。王仲贞1904年生,新昌县人,比马寅初小22岁,结婚时候才13岁,那年代这种事儿常见,尤其有钱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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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贞生了四个孩子:三女马仰惠,1918年生,1945年在重庆跟徐汤莘结婚,后来在北京当马寅初的生活秘书;四女马仰兰,在联合国工作,定居美国;次子马本寅,是马寅初次小的孩子;三子马本初,1945年抗战时候入伍,当美军陆空联络小组翻译,战后回校,1948年毕业留在杭州。
总计八个孩子,包括夭折的那个,存活七个:五个女儿,两个儿子。这家庭结构在民国时候不算啥新鲜事儿,很多有钱人三妻四妾,孩子一大堆,但后来他提人口控制,就被拿来对比了。
马寅初的家庭跟时代脱不开关系,清末民初,一夫多妻制还合法,他自己留学回来接受新思想,但家里老人压着,也没法完全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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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团妹和王仲贞相处还行,两人一起管家,孩子教育也分工。马寅初忙工作,家庭事儿多靠她们,但这事儿后来成了他理论的软肋。
别人说,你自己两个老婆八个娃,还让全国人只生一胎?这听起来确实有点矛盾,但得看背景:他的孩子都生在民国前中期,那时候国家鼓励多生,战乱多,人口损失大。他提理论是1950年代事儿,针对新中国人口爆炸。
1953年,中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人口6亿多,每年增长率千分之二十,马寅初一看,这增长太猛了,得控制。他推动这个普查,自己也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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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他开始写议案,研究马尔萨斯人口模型,预测未来人口压力。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提计划生育提案,6月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正式讲“新人口论”。
7月5日,《人民日报》发了他的文章《新人口论》,分成十部分,核心观点是人口增长太快,资金积累跟不上,会拖累经济。
文章说,中国人口增加速度,按1953年普查,每年净增1200万到1300万,粮食增产赶不上,资源短缺,会影响工业化。
他建议控制人口,提倡晚婚晚育,一对夫妇最好生两个孩子,但也说到如果只生一个更好,违反的要罚款或税收调节。还说要普及节育知识,推广避孕工具,提高医疗水平降低婴儿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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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因为这些事儿,他辞去北大校长,事业受影响。但他的想法后来证明有道理。1970年代,人口继续涨,国家开始重视。
1979年9月,马寅初平反,当北京大学名誉校长,重新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他的理论得到肯定。
1982年,计划生育写进宪法,成为基本国策,一对夫妇一孩政策推行,控制人口到14亿左右,避免更大压力。后来社会老龄化,国家调整政策,先二孩后三孩,但马寅初的贡献在那儿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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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呢,马寅初的理论不是完美无缺,他说人口多妨碍重工业发展,得建中小工业,这点有局限性。但整体上,他早早看到人口红利和负担的双面,提醒国家提前规划。
相比西方马尔萨斯说人口自然调节,他强调政府干预,这跟社会主义思路搭得上。中国人口政策从鼓励生育到控制再到鼓励,变化大,马寅初是起点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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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庭事儿,反映旧社会遗留,新中国成立后他没再多生,理论是为国家长远考虑,不是个人行为。
想想看,那年代中国刚稳定,医疗好转,人口爆棚,如果不控制,后果难料。马寅初用数据说话,不是空谈,普查数据、增长率、资源计算,都实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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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深挖点,他的《新人口论》具体提了啥措施:一是宣传教育,让人懂人口控制好处;二是技术支持,推广节育;三是行政手段,晚婚年龄男25女23,结婚要登记,生育要计划。
还说托儿所普及,减轻多孩负担。这些在当时超前,后来政策里都有影子。中国人口从6亿到14亿,控制了多少潜在增长,谁知道呢。
但老龄化来了,劳动力缺口大,这也是当初没预料全的副作用。马寅初理论有预见性,但没算到经济飞速发展会改变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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