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时,我不禁想起唐代诗人李绅那首沉郁顿挫的《悯农》诗来: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为何偏偏会是这首诗,在此时此刻叩击我的心扉?
9月10日,我途经建安区椹涧乡一带,见到农田里的烟叶被连日大雨浸泡,部分已然枯死。那些虽未倒伏的烟叶在烈日下软绵地垂着头,像是大地无声的叹息。可以想见,这一季的收成必定大打折扣。
凝视这片被水淹没的土地,童年时跟随家人种植烟叶的记忆倏然苏醒——那些灼人的日头、沉重的锄头、发馊的汗水,浑身上下黑黢黢、黏糊糊的烟油,以及永远挺不直的腰背。一种复杂难言的滋味漫上心头,于是,《悯农》的诗句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
对于城市中人来说,这场暴雨的来临,或许只是出行不便、天气潮湿的烦恼;但对农民而言,它直接关乎生计存亡。
幸而此时多数的烟叶已采收完毕,仅余顶端未成熟的几片遭受损失,总算未至全盘倾覆。
然而,烟叶之损虽有限,秋粮作物却正值生死关头。大豆正当灌浆期,若阴雨持续,难保不重蹈2005年的覆辙——那时持续的秋雨致使低洼地区的玉米、大豆几乎绝收。
玉米尚可勉强收割,大豆则直接在豆荚中霉变腐坏。即便抢收回来的那部分,也已是筛糠似的瘪豆,粒小体轻,中间空腐,既不能作粮亦难以出售,最终只能以极低价格卖给粮贩。
至于这些霉变作物最终流向何处,无人知晓。
记忆中那个秋天,农人们站在田埂上,望着数月辛苦化作淤泥里的霉斑,那种无言的酸楚,岂是惯见超市货架丰盈的城市人所能体会?
即便是在丰年,农民的日子也从未轻松。“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的句子道尽了千百年来农耕命运的悲剧性。丰收时节,谷贱伤农,增产不增收;灾荒年间,则直接面临生存危机。在一种未臻完善的结构中,无论天时顺逆,最终承受苦难的,总是面朝黄土的这群人。
正因如此,历代王朝皆以农为本,不仅劝课农桑,更常以仪式性的劳动展示对农耕的重视:春日里,皇帝执耒,后妃献蚕,看似与民同苦,实则与今日植树节官员们挥锹填土、浇水育苗一样,重在象征意义上的教化与宣传。形式虽异,逻辑相通:社会管理者始终需要面对如何安置劳动者、如何理解劳动价值的问题。
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所以传诵千古,正是因其最早道出了政治的根本应在于民。至五代孟昶颁布《令箴》,直言“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则已将官员与民众的利益关系说得清晰而凛冽。
那么,在更复杂的现代社会,劳动的价值是否得到了真正的承认?那些在最底层付出汗水的人,是否获得了应有的尊重与回报?
我们看到,建筑工、清洁工、搬运工、田间耕作者,这些劳动者承担着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工作,却往往只换得最微薄的收入。“劳动致富”这句话,于他们而言很多时候更像是一张悬在天边的饼,看似近在眼前,实则遥不可及。
在我们身边,真正依靠纯体力劳动跻身富裕阶层的人,实属凤毛麟角。除非他们实现阶层跨越,利用曾经磨练出的坚韧与智慧在新领域中开拓,否则,“勤劳致富”往往只是一个励志口号。
从古至今,金银珠宝、锦衣玉食、楼台殿阁,哪一样不是出自这双双粗糙的手?正是这些被阳光晒透、被冻裂、被机器磨出老茧的手,托举起了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因此,如何让劳动者认同自身价值、安于其位、安抚他们的情绪,从来都是统治阶级治理社会这门艺术中的核心一环。
所谓的“劳动光荣”,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应是一种制度性的反馈与回报。它需要的不仅是文化上的倡导,更是实实在在的收入保障、社会尊重与上升通道的顺畅。只有当每一个劳动者都能有尊严地付出、有希望地收获,我们才能真正说,这个社会读懂了《悯农》的真意。
李绅的这首诗,不仅写给千年前的农夫,也是写给今天所有在烈日和暴雨下、在写字楼和车间里、在街头和巷尾默默付出的人。它提醒我们:生活的真相,从来都在每一滴汗水里;社会的良心,也终究体现在如何对待那些流汗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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