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暴行的铁证——“集团部落”

文/郝洪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波兰南部奥斯维辛建立了举世罕见的42座集中营。在1940年6月至1945年1月，有30多个国家、近300多万人被杀害在这里，德国法西斯犯下了人类历史上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无独有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日本侵略者也制造了类似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亦称“人圈”“部落”“围子”，下同）。日军修建的“集团部落”，使中国抗日军民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造成了巨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是日军侵华暴行的又一铁证。

◆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从空中俯拍的东北地区“集团部落”照片。

近20年来，笔者通过查阅大量的史料和走访仍健在的亲历者、受害者及其家属，对“集团部落”这一特殊的历史事件进行了专题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我国东北地区和华北长城沿线的千里“无人区”，日军共修建“集团部落”15957个，被驱赶进入“集团部落”的民众近500多万人，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修建“集团部落”过程中，或者修建“集团部落”之后被直接杀害，或者在“集团部落”里因冻饿、疾病等多种原因而死。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一、“集团部落”的分布

（一）东北地区的“集团部落”

“集团部落”始建于我国东北地区。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后，于1932年3月建立了由日本关东军直接操控下的伪满洲国。为了巩固在伪满洲国的反动统治，1933年初，日本侵略者伙同伪满当局首先在吉林省的延吉、和龙、珲春等朝鲜族村民居住的地区修建了8个“集团部落”。第二年，又在延吉、和龙、珲春、汪清等县东北抗联活动频繁的地域修建了28个“集团部落”。

1934年12月3日，伪满洲国民政部发布了《关于集团部落建设之件》的第969号训令，强令伪满洲国境内的各省普遍推行“归屯并户”，强迫住在偏远山区的农民离开自己曾经世代居住的家园，迁往指定的“集团部落”。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美其名曰是为了“振兴民生”，实现 “王道乐土”，其真实目的却是“匪民隔离”，妄图彻底断绝人民群众与共产党、抗日部队的密切联系，断绝抗日部队的经济来源，使抗日部队丧失存在的物资基础，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据不完全统计，在1933年至1939年间，日军在我国东北三省范围内共修建集团部落13451个。（《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中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67页）仅在1937年初至1938年2月间，为修建“集团部落”，就在黑龙江省桦川县烧毁村庄120多个，拆烧民房2.4万余间，杀害和冻饿而死亡1.3万多人。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日本侵略者在此操纵、指挥伪满洲国各地的军警宪特机构具体实施包括“治安肃正”、“集家并村”在内的各种形式的罪恶活动。

日军就是用这种办法，使曾经战斗在深山老林的东北抗联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杨靖宇、赵尚志等著名抗联领导人先后壮烈牺牲。到1942年，部分抗联队伍被迫转移到前苏联境内，组建“东北抗联教导旅”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二）千里“无人区”里的“集团部落”

日军侵占东北三省以后，便把下一个侵略目标对准了热河省（现河北省及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区域）。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省以后，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从1939年秋季开始，把曾经在东北推行的“无人区化”政策，也就是“归屯并户”（“集家并村”）政策的所谓“成功经验”由东北推广到冀热察长城沿线。

◆承德县留存的一段“集家并村”围墙遗址。

1941年9月15日，日本关东军防卫司令部发布第二八号关于实施《时局应急西南地区特别肃正》作战命令，在其“要领”中特别指明：进行“集家并村”，建设“集团部落”为“治本工作之重点”。根据上述指令，为了确保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的反动统治，断绝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日军便开始在长城沿线制造骇人听闻的千里“无人区”。从1939年秋到1944年春，日军从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门口，西到张家口赤城县独石口以东的老丈坝，在近千里的长城线上逐步开始全面“集家并村”，修建“集团部落”。同时，在“集团部落”外设立“无住禁作”地带，房屋一律拆毁、烧毁，不进“集团部落”的一律杀死，并划定30公里（步兵一日行程）内不允许耕种。到1944年春，日军制造的千里“无人区”计划基本完成。

◆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示意图。

据统计，千里“无人区”共涉及现在的河北、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5个省市自治区的25个县（区），总面积为5万平方公里。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制造千里“无人区”的过程中，共烧毁1.7万个自然村，修建“集团部落”2506个。（《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1页）

二、修建“集团部落”犯下的累累罪行

日军在东北、华北地区大规模制造“无人区”，实行“归屯并户”“集家并村”，修建“集团部落”期间，犯下了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这些罪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

在修建“集团部落”的过程中，日军伙同伪满洲国军（简称伪军，下同）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视中国人如草芥，如猪狗，对所在地区的民众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进行丧心病狂的“大屠杀”“大讨伐”“大扫荡”，其手段之狠毒，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举世罕见。

杀光：日军制造“无人区”，修建“集团部落”，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大屠杀。1936年11月至1937年2月，日军对汤原县太平川地区连续两次实行“集家并村”，进行血腥烧杀。从1939年至1945年，日军仅在河北省承德“无人区”范围内就制造大小惨案100多起。其中，屠杀100人以上的惨案就有11起。据不完全统计，日军还在千里“无人区”境内10多个村庄制造了“寡妇村”“绝户村”。承德水泉沟“万人坑”是在日伪统治时期在伪西南国境制造的最大的“万人坑”之一。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因所谓的“国事犯”“政治犯”“经济犯”等罪名被抓进承德监狱处死，或者因受各种酷刑而死被拉（抬）到水泉沟“万人坑”，或者从各地“集团部落”中直接拉到水泉沟“万人坑”杀害的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约有3万多人。

◆日伪在热河制造“集团部落”时杀害我同胞的骸骨。

烧光：为了实现其“民匪隔离”“无人区化”政策，彻底摧毁抗日军民的一切生存、活动的条件，日军将划为“集团部落”范围以外的房屋全部拆光或烧光。例如，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太平川先后两次“归屯并户”中，日军共烧毁民房4490间。据承德日本宪兵准尉高木贞次郎等20人战后供述，在1941年9月至1943年12月，他们共参加放火烧房18次，烧毁房屋2942栋，破坏9500栋。（《承德抗日斗争史料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442页）

◆日军为制造“无人区”而拆烧的房屋。

抢光：为了对“无人区”进行“拔根断源式的摧毁”，日军把划为“无住禁作”地带村民家中的粮食、禽畜等重要的生产、生活必需品一律抢光，锅碗瓢盆全部砸毁，石碾、石磨、水井等不能抢走的东西也都破坏掉。据调查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仅在承德境内就抢走粮食7.7亿余斤，牲畜15.6万余头，衣服8.5万余件，生产工具9.6万余件，生活用品21万余件，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制造“无人区”期间抢走的。

（二）把“集团部落”变成了“人间地狱”

“集团部落”，也有不少地方叫“人圈”，就是老百姓对日本侵略者把他们像猪、马、牛一样地“圈”起来，失去人身自由，受到各种奴役、剥削和迫害，过着处处被监视、控制的牲畜一样的非人生活的形象比喻，进了“集团部落”就如同进了“人间地狱”。

一是没有人身自由。在“集团部落”里，实施的是伪满洲国的反动统治体制。行政上设甲长、牌长，还设有“部落长”，专门管理“自卫团”等事项。“集团部落”一般都设有高约3米，宽约1米，长约300—400 米左右的围墙，并设有铁丝网和较深的壕沟，围墙的四角还设有4个炮楼。被赶入“集团部落”的民众便被剥夺了各种自由，每天天亮以后才可以出入大门，天黑之前必须回来。如果回来晚了，轻者挨冻、挨打，重者则以“通匪”论处。

◆日伪军用刺刀、棍棒强迫村民挖壕沟修建“集团部落”。

二是居住环境差。“集团部落”里的户数和人数也不断增多，拥挤不堪。由于要求搬迁期限短，致使许多村民迁入“集团部落”后无房可住，只得临时挤在碾房、马棚、猪圈或临时搭成的马架子、地窨子里居住，难以挡风遮雨，保暖御寒。

三是卫生条件差。因“集团部落”里居住条件简陋，人口密集，人畜杂居，卫生条件极差，再加之实行“配给制”，粮食、布匹、药品等生活用品奇缺，造成痢疾、疟疾、霍乱、麻疹等各种瘟疫(也称“窝子病”)流行，所以导致老人、妇女、儿童甚至青壮年因冻饿和疾病大量死亡。如在长城沿线“无人区”，几乎每个“集团部落”每天都有死亡的，野地里、山坡上新坟随处可见。“家家陈尸体，户户有哭声。无村不戴孝，遍地是新坟”就是当时“集团部落”生活的真实写照。

◆被赶到“人圈”中衣不蔽体的孩子。

四是苛捐杂税多。在“集团部落”，日伪当局实行的是“粮谷出荷”制度，并强行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每年年初就订下每亩地“谷物出荷”的数目，不论遭遇何种自然灾害还是其他原因，到秋季必须如数缴纳。在热河省，当时规定“无人区”农民的各种苛捐杂税和强征摊派的附加项目竟达30多项。除此以外，铜铁、皮毛，直至蛋、菜、杏仁、核桃等干鲜果品之类，无一不在搜刮之列，简直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

（三）强掳“集团部落”里的村民当劳工进行奴役迫害

日军在修建“集团部落”期间和“集团部落”建成以后，除了在各地疯狂进行烧杀抢掠外，出于侵略战争的需要，还从东北各省和千里“无人区”修建的“集团部落”里，利用招募、摊派、强征、抓捕等手段掠夺大批民众当劳工。劳工们除了在本地被强制从事修筑铁路、公路、挖煤、开采铁矿、金矿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外，还被强掳到东北各地军事要塞修筑军事工事，受尽了奴役和迫害。还有一部分人被押送到日本北海道等地当劳工。恶劣的工作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非人的折磨和迫害，使众多劳工死在了异国他乡。例如，从1933年到1945年，承德境内共征用劳工147122人。这些劳工除了在本县及承德境内的大庙铁矿、北票煤矿等地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其余全部被押送到东北三省从事下井挖煤，修筑铁路、公路、防御工事等繁重的体力劳动。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仅有少部分人侥幸返回家乡，大多数人均死在东北各地。据日本战犯、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交代：1943年，在本溪湖煤矿，发生瓦斯大爆炸，夺去了1800多名劳工的生命。1944年，在大兴安岭筑城工程中，发生死亡6000劳工的事件。（《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282页）

◆在辽宁本溪，这里埋葬了1500多名死难矿工，它底下堆满了森森白骨。

（四）在“集团部落”里实行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在修建“集团部落”后，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犯下种种罪行，还在思想、文化、教育方面实行殖民化统治，企图瓦解、摧毁代代相传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日军和伪满当局强令“集团部落” 里的民众不准说自己是中国人，必须说自己是“满洲国人”，而且不准挂中国的国旗，不准谈论有关中国的事，严禁看有关反满抗日内容的书刊。教育的形式和内容都是千方百计对学生进行愚民教育和奴化教育，日语、满语被列为必修课，在课程安排上占很大的比重。还强迫学生每天早晨上课前必须朝日本方向遥拜、行鞠躬礼，并背诵效忠于日本天皇的《国民训》。

（五）对“集团部落”里的妇女进行性侵害

在“集团部落”里，日军及伪军警以各种理由非法闯入奸污妇女的事屡屡发生，许多中青年妇女甚至包括老年妇女、幼女遭到强奸、凌辱。其中，有的人被日军抓捕后成为性奴隶，沦为日军发泄兽欲的工具。还有不少人被日军抓去强奸、轮奸后残忍杀害。仅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太平川，据村民控诉，这个“集团部落”里被奸污的妇女就有张录之妻、刘正刚之女和汪某之妻等多人，其中汪某之妻竟遭7个日兵的轮奸。（《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27页）据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大杖子村民张福庭（73岁）、孟继瑞（73岁）、宋兆怀（65岁）三位老人证实，当时大杖子“部落”里遭受日军蹂躏的妇女约有100多人，强奸后被杀害的有十几人。村里的人和受害者家属不愿意提及此事，包括那些受害的妇女们也都在默默地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中共承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作证》，2009年11月内部出版，第10页）

◆“集团部落”里衣不蔽体的妇女和儿童。

（六）修建“集团部落”对抗日武装的危害

日军推行的以“匪民分离”为目的的“集团部落”政策，不仅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的灾难，同时也给上述地区内的抗日武装造成严重困难和惨重损失。为彻底切断抗日武装的经济来源，日军对“集团部落”及周围地带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把居住在这里的村民的耕种土地范围限制在4至5公里以内。到秋收时必须核实地亩，颗粒归仓，严防村民把粮食藏起来偷偷地送给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除此以外，日军还在所有“集团部落”能通往抗日武装经常活动的地区禁止所有的物资往来，不准向抗日武装提供粮、菜、衣物、药品等物品，否则一律以对“皇军不忠”“通匪”论处。这些狠毒措施的实施确实给抗日武装造成严重困难和惨重损失。仅以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东北抗日联军为例。1935年，日军在东北地区全面实施“治安肃正”方针后，一方面加紧进行“集团部落”建设，一方面疯狂进行军事“围剿”“扫荡”，仅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就使东北抗联第2军所创建的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能够幸存下来的只有个别地区，致使第2军被迫撤离此地区向辑安东部森林地区转移。

◆1936年12月，伪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尚志部队袭击吕永福屯、孙海山屯集团部落事给伪民政部警务司的报告表。

1937年至1938年，曾经战斗在黑龙江省密山和汤原一带的抗联第4军和第5军部队也因日军实行“民匪隔离”政策，修建大批“集团部落”而被迫放弃根据地。1939年初，抗联各路军缺粮现象十分严重。由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第1路军在“密营”被烧、储粮被毁的情况下，只好用野菜、草根、树皮来充饥。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吉林省濛江县城西三道崴子被包围，经激烈战斗后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解剖了他的遗体，发现他的胃里竟连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1940年春，东北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几乎全部遭到破坏，中共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抗联主力已不足千人。最后，除少数指战员继续坚持下来开展游击斗争外，主力部队只好缩编为两个营，向苏联境内转移。自此，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转入了低潮。（周圣亮《党领导的东北抗战与日伪“集团部落”的推行》，《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版）又比如，承（德）平（泉）宁（城）地区是冀热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40年至1942年间，这里创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狠狠地打击了驻扎在这里的日伪势力的嚣张气焰。为了彻底切断八路军和游击队与当地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伪西南防卫司令部在这里实行“集家并村”，村民全部被迫迁入“集团部落”。同时，又调遣日伪军、讨伐队等共万余兵力对承平宁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致使承平宁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不断恶化，活动在这里的冀东军分区第三区队损失严重，活动范围、兵员补充、衣药供给等方面都遇到空前的困难。到1944年2月，为了保存实力，伺机反攻，第三区队只好暂时撤离这一地区，转移到长城以内的根据地。

（七）修建“集团部落”对东北少数民族民众的迫害

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边境一带，居住着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少数民族。由于这些少数民族生活在靠近苏联、蒙古边境，而且又大都是东北抗日联军较为活跃的地区，因此，这便成了日本侵略者极为恐惧的一块心病。为了破坏与镇压东北抗联的抗日斗争和准备侵略苏联，日本侵略者便想方设法要铲除这些少数民族。其中，强行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修建“集团部落”就是其中一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例如，为了切断赫哲族人民与抗日联军的联系，便采取了“大归屯”政策。从1938年起，强迫抚远县城以西、王家店以东沿江地区的赫哲族民众集中到八岔屯，修建“集团部落”，实行保甲连坐制，并派日军和赫哲族人伪警察日夜监视赫哲族民众的行动。

◆日军正在活埋反抗“归屯并户”的百姓。

被迫迁入“集团部落”之后，由于粮食不够吃，穿的衣服也是破烂不堪，再加上有伤寒病等疾病流行，缺医少药，赫哲族人口急剧减少。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初年赫哲族约有2500—3000人，可是到了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前夕，仅剩下300多人，赫哲族几乎到了濒临种族灭绝的边缘。（《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再比如，为了切断鄂温克族人与抗日联军的联系，便对鄂温克族人实行“大归屯”政策。其中，将原来在阿荣旗的查巴奇、霍尔奇等村里居住的鄂温克族民众强行驱赶进伊奇汉“集团部落”里。自从被强行驱赶进“集团部落”之后，鄂温克族人生活困苦，缺衣少食，疾病蔓延，死亡率很高。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导致鄂温克族人口的大幅度下降。据统计，仅在阿荣旗团结乡，九一八事变前有鄂温克族人150人，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只剩下90人，减少了40%。（《鄂温克族简史》，第130页）

（八）修建“集团部落”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在修建“集团部落”的过程中，日军还极其野蛮地将所在区域内茂密的森林、林地放火烧毁，妄图用这种手段彻底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和活动场所，因而使上述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的破坏。据不完全统计，在日军侵占东北期间，遭到破坏的森林面积为600万公顷。1943年3月至6月，为摧毁活动在热河省兴隆县五指山、大小黄崖、狗背岭地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日军不择手段地放火烧山，漫延的浓烟大火燃烧了4个月之久，致使曾经在清代被封禁254年的“后龙风水”禁地的森林及满山遍野的灌木几乎化为灰烬。当时在兴隆县“无人区”曾经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山火蔽日月，天地昏百里。千村一片黑，万户闻哭泣！（《承德抗日斗争史料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0页）

综上所述，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华北地区修建“集团部落”和制造的千里“无人区”，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伤亡和严重损失，给中国人民的心理造成了巨大伤害。“集团部落”是日军侵华铁证，更是侵华日军暴行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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