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台儿庄,运河水昼夜不息地淌着,载着南来北往的商船,也载着街巷里数不清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于大脚”三个字,是老人们凑在一块儿抽烟时,总也讲不厌的一段传奇。
她本是吴家女,生得人高马大,性子像运河里的石头,硬邦邦的,却也透着实在。街坊邻里家的水缸空了,不用喊,她挑着两只大木桶就往运河边去,扁担压得弯弯的,她走得稳当,汗珠子砸在青石板上,溅起的都是利落劲儿。十八岁那年,红盖头蒙住了脸,她从吴家院儿嫁进了于家,从此多了个名号——于大脚。脚大,在那会儿不是什么体面事,可她不在乎,该挑水挑水,该忙活忙活,反倒让这个名号成了她的标识,透着股旁人没有的敞亮。
于家不是普通人家。早在康熙年间,于家一世祖做过道台,管着粮盐漕运,船过台儿庄时,见这儿商船挤挤挨挨,百姓日子殷实,便落了脚。三百年下来,于家在台儿庄扎了根,粮油铺、烟草行开得红火,家底厚得能撑起半条街。到了于大脚嫁进来时,家里的产业更盛了。兰陵书院那片院子是她家的,藏阁楼是台儿庄的标志性建筑。越河街的油坊昼夜榨着油,西门里的烟店总有人排队,就连后来的台儿庄人民医院,也是她家的大宅院。涛沟桥东、小集北边,几千亩地都插着于家的牌子,她走到哪儿,旁人都得高看一眼。
她的丈夫常在外头跑,听说和山东军阀韩复榘走得近,家里的事大多是她撑着。柴禾市是台儿庄热闹的地方,有回一群人吵得面红耳赤,她揣着大烟袋凑过去,还没开口,不知谁喊了声“于大脚来了”,方才还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人,转眼就散了,像被风吹走的烟。不是怕她凶,是知道她公道,也知道她的分量——于家的产业连着多少人的生计,她的话,在台儿庄管用。
可命运偏不顺着她的硬气来。她生了四个女儿,个个模样周正,可前三个到了婚期前一天,都莫名没了气。白丧布换了一茬又一茬,她坐在院子里,看着运河水发呆,烟袋杆儿磕在石阶上,一声比一声沉。第四个女儿长大了,她攥着孩子的手,眼圈红了,后来托人找了古邵的大户,以认干亲的名义把孩子送走,才算保住了这根苗。
1938年的冬天,冷得邪乎。一月里,韩复榘因违抗命令被蒋介石在开封枪决,消息传到台儿庄,于大脚的丈夫连夜就走了,一路逃到天津、青岛,最后在烟台的海滩上,吞金没了性命。她没哭,只是把丈夫常穿的那件蓝布衫叠得整整齐齐,压在箱底,然后照旧管着家里的事,只是烟抽得更勤了。
转过年开春,台儿庄大战打起来了。炮弹落在城里,房子塌了,人四处逃散,于大脚也跟着人流往乡下躲避。等到农历四月,麦子快黄的时候,她才敢回来。推开家门,院子里的石榴树被炸断了枝,几间屋子塌了顶,她站在废墟里,半天没动,连饭都没心思吃。午后的太阳毒,她搬了个小凳子,坐在大门南侧塌顶的东屋山墙北边乘凉,刚眯上眼,又一声巨响传来——是没炸完的炮弹。山墙晃了晃,“轰隆”一声倒了,她连哼都没哼一声,就被埋在了下面。于家的家底厚,她的葬礼办得隆重。兰陵书院的老佣人牵头,请了两拨和尚道士,念经念了三天三夜,运河边都能听见敲磬的声音。她的墓碑立在坟前,刻着她的名字,直到文革时,碑被砸了,石头拉去修了桥,从此连个念想的标记都没了。
她走后,于家的产业没了人继承。解放后,那些院子、铺子、土地,都归了国家。越河街的油坊,到了六十年代还是区供销社的门市部,有人路过时,还会说一句“这原是于大脚家的”。兰陵书院改了胜利中学,1948年,有些学生跟着学校去了台湾,后来台儿庄成了海峽两岸交流基地。想起这段往事,总让人觉得缘分奇妙。解放后,台儿庄成为兰陵县驻地,胜利中学改为兰陵中学,1953年撤销兰陵县又改为峄县二中,1960年撤销峄县改为枣庄市第二中学,现为枣庄职业学院所在地。
运河水还在流,台儿庄的街变了模样,老人们的故事也渐渐少了。可只要有人提起于大脚,还是会说:“那是个硬气的女人,一辈子撑着一个家,像运河边的老槐树,根扎得深。”
责任编辑:黄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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