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俄为何看不对眼？根本矛盾其实在乌克兰内部，360年前就种下了

时至今日，俄乌之间依然是炮火连天。

许多人将这场战争简单归结为大国博弈，但如果时间往回拉，拨回三四个世纪，你会发现，这场冲突的种子，早已埋在乌克兰土地之中。

17世纪中叶的乌克兰，当时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

夹在波兰立陶宛联邦和奥斯曼帝国的之间，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

当地哥萨克群体原本依靠军事组织与自治传统维系，他们既是农民，也是战士，既向地主缴纳赋税，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

1648年爆发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哥萨克人联合部分农民，反对波兰贵族的压迫，在战场上屡有胜利。

但胜利并没有带来稳定，仅凭哥萨克的力量难以抵御周边大国，于是他开始寻求外部庇护。

最初他一度尝试与奥斯曼帝国接触，希望依靠苏丹的力量牵制波兰，可惜这种合作并不牢固。

最终在1654年，哥萨克方面与莫斯科签订了《佩列亚斯拉夫条约》。

这份条约的核心内容，是哥萨克承认俄国沙皇的“保护”，而换取军事援助和一定的自治。

哥萨克方面以为，他们是在寻求与莫斯科沙皇的联盟，既能获得军事支持，又能保持自治；而莫斯科则认为，这是一种臣属关系，乌克兰应当逐步纳入沙皇的统治。

赫梅利尼茨基在世时尚能凭借个人威望维持平衡，但在1657年去世后，局势迅速失控。

他的继任者们缺乏统一领导力，哥萨克高层内部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派系。

有的倾向继续保持与波兰的联系，有的则希望依附俄国，还有一些人主张靠近奥斯曼。

每一次路线选择，都伴随着对手的指责，谁与不同阵营接触，谁就会被贴上“背叛”的标签，派系斗争不断升级，形成了难以调和的裂痕。

学者指出，这段时期形成了一种长期的政治思维，乌克兰社会在面对外部威胁时，习惯通过“找靠山”来求得安全，而不是建设独立的国家制度。

这种依赖性思维，使他们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不断重复“倒向一方—失去自主—再度反抗”的循环。

与此同时，把对手政治化和身份化的倾向，也在这一时期根深蒂固。

支持与俄国合作的人，被视作“亲俄派”；倾向波兰的人，则被看作“投敌者”。

政治不再是政策选择，而是生死对立。

正是这种局面，让内部矛盾比外部威胁更难以消解。

可以说，从1648年的起义到1654年的条约，这一代哥萨克首领和他们的选择，不仅塑造了当时的局势，更深远地影响了乌克兰此后数百年的历史。

自治与依附之间的摇摆，内部对立的强化，外部大国的逐步渗透，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它并非一次性的矛盾，而是会在未来不断被触发和放大的隐患。

因此，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乌分歧，乃至乌俄关系的紧张，都不是偶然产生的。

它的根源，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已埋下。

1657年至1686年间，乌克兰进入了被后人称为“二十年大崩溃”的时期。

哥萨克首领更替频繁，往往依赖外部势力才能坐稳位置，但这种依赖随之而来的就是更深的干预和更小的自主空间。

俄国、波兰和奥斯曼在乌克兰土地上不断拉拢、威逼甚至直接出兵，大片土地荒废，人口锐减，城市凋敝，乡村生产停滞，在那二十年间达到了顶点。

在“二十年大崩溃”之后，第聂伯河逐渐成为分界线，左岸乌克兰在俄国的影响下稳定下来，而右岸则仍在波兰、奥地利等势力之间更替。

东部的乌克兰，在俄国的庇护与控制中接受了东正教的深度影响。

东正教会在乡村和城市广泛存在，它让当地民众，逐渐把自己与俄国人归为一体。

同时，沙皇政权在行政制度上逐步推行同化，军事编制、官僚体系、语言教育都以俄国为标准。

这一地区的人，逐渐习惯了“与俄共存”的现实，他们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莫斯科有了更深的联系。

而在第聂伯河以西，西部乌克兰长期在波兰统治下，天主教的力量与拉丁文化的影响逐渐渗透。

虽然当地依旧有大量的东正教信徒，但他们往往受到波兰贵族的压制，这促使部分教会接受了“联合教会”的形式，即在仪式上接近天主教，但仍保留东正教的传统。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混合宗教现象成为西部独特的标志，西部社会更容易与西欧接轨。

这种差异不断加深，18世纪末波兰被瓜分后，西乌的大片土地落入奥地利手中。

奥地利帝国的统治方式与俄国不同，它倾向于通过地方自治与民族妥协来维持稳定。

西部乌克兰人在这种环境下，民族意识也逐渐抬头。

相比之下，东乌的社会氛围更强调服从和统一。

这两种不同的治理，进一步把乌克兰推向两条不一样的道路。

进入19世纪，民族主义在欧洲兴起。

西部乌克兰的知识分子借助奥地利的宽松环境，开始推动语言、教育和文化复兴，他们强调乌克兰的独立身份，努力争取与波兰和俄国不同的政治地位。

而在东部，这种运动受到更大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东部逐渐认同与俄国连接，西部则把自己置于欧洲的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乌部分地区曾短暂建立过“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虽然很快被波兰吞并，但这一经历让当地留下了对独立的强烈记忆。

苏联时期，东部乌克兰被深度工业化，成为苏联的重工业和军工基地，人口大量涌入俄语化的城市，社会结构与莫斯科紧密相连。

而西部直到二战结束才完全并入苏联，在此之前它经历了奥地利和波兰的统治。

当苏联体制来临，东部相对适应，而西部则始终保留着某种疏离。

乌克兰在1991年独立，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国家制度，并处理同俄国、欧盟的关系。

苏联遗留的工业与军工、黑海舰队驻地、天然气管道过境费等，都成了新国家必须协调的现实问题。

政府在预算、货币和治安上承受压力，社会上也在语言、历史和对外取向上难以达成一致。

表面是主权与发展，背后依旧是东、西差异的延续。

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给予乌克兰安全承诺，换取其放弃核武库，这为乌克兰的安全提供了信号，但并未形成具体的集体防务安排。

此后，乌克兰在“向西一体化”与“维持与俄合作”之间反复拉扯，领导人多采取平衡策略，试图在能源、贸易和安全上找到可操作的中间地带。

能源始终是结构性难题，乌克兰既是俄罗斯对欧供气的主要过境地，又是重要的终端用户。

气价、欠费与过境费的纠纷，在2006年和2009年两次引发跨境供气中断，欧洲多国冬季用气受影响。

对乌克兰国内而言，每一次价格谈判与气量减少，都会在社会层面放大不信任，强化“靠哪一边更安全”的分歧。

2004年的选举争议引发“橙色革命”，民众要求公正选举，西部和城市地区动员较为明显；东部重工业带则担忧与俄经济被切断。

其后数年，乌克兰执政路线在“亲欧—平衡—亲俄”的中来回摆动，国家能力因此难以稳定。

2013年，政府暂停签署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引发长期抗议，并在次年导致政权更迭，克里米亚局势突变并被俄方实际控制，顿巴斯爆发武装冲突。

明斯克协议试图实现停火与政治安排，但长期未能兑现全部条款，前线时紧时松。

冲突改变了能源与安全格局，乌克兰开始推动“反向进口”，从欧洲邻国获得气源，减少对俄直供依赖；同时加快与欧盟在电力、监管与标准层面的对接。

军队改革与国防投入上升，志愿营和预备役制度逐步成形，宗教领域出现新的动向。

2022年战争全面升级，使许多长期争论暂时被国家安全所覆盖。

乌克兰明确把加入欧盟和加强与北约合作作为战略目标，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

能源基础设施多次遭受打击，电力与供暖的应急调度成为日常治理的重要部分，欧洲市场在供气来源上也发生调整。

尽管在战时，东西部的传统差异被国家安全需求暂时压低，但东西差异仍然影响政策抉择。

回望三十多年，能源价格、过境费、贸易安排、同盟与中立、领土与安全。

这些问题之所以难解，并非只因为外部压力，更多的是因为它们与内部身份认同和历史密切相连。

每当外部环境生变，社会内部原有裂缝就会被激活。

要让“看不对眼”的降温，关键不在寻找一次性的强硬姿态，而在于建立稳健的制度与可预期的妥协框架，让不同地区与群体在国家目标之下，找到可持续的相处方式。

只有如此，外部冲击才不至于次次穿透社会的缝隙，演变为长期的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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