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陪伴毛主席10年，被调走前毛主席说道：我和你拍张照片好不好

“1960年12月26日晚上九点半，我六十七啦，你给我留张底片成不？”毛主席把烟头掐进烟缸，笑着冲高智招手。这句话，是毛主席生日宴上最轻松的一刻，也成了二人分别的前奏。

宴席很简单，几盘素菜、一碗面条。可在西花厅狭窄的灯光下，高智觉得比任何国宴都庄重。吃到一半，主席放下筷子，忽然提议：“你们得下去，到田里、到车间，多看一眼群众是怎么活的。”桌旁的叶子龙、汪东兴都沉默了，高智却下意识应了一声“好”。就是这个“好”，让他两年后回到了陕北，也写下十年陪伴的句点。

照相机是上海产的海鸥，汪东兴调好焦距，快门“咔嚓”一声，两人的合影定格。那是1962年1月1日清晨，也是高智最后一次以秘书身份在中南海迎接朝阳。照片里，毛主席把手搭在这位陕北小伙肩头，笑得像个孩子。外人不知道，十年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高智连话都说不完整。

1953年春，北京冷风未歇。时任中央办公室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拍着高智的肩膀：“组织决定，让你去主席身边。”高智愣了足足半分钟——他只会陕北方言，口袋里的文化程度也不过绥德师范。可命令就是命令，第二天夜里，他抱着半箱资料走进西花厅，见到了正伏案读书的毛主席。主席没问公文，只问家乡：“佳县的黄河窑洞还暖和不？”一句话，紧张被冲散。

真正的考验从第三天开始。凌晨一点，首都电台加急稿送来，纸张足有一指厚。主席示意：“麻烦先挑重点。”高智一低头，整页都是外贸、国防、教育交织的术语，眼花缭乱。硬着头皮删减、改标题，写到天亮才送交。毛主席扫两眼后笑道：“别绕弯子，开门见山。”那天之后，高智办文迅速硬朗，日子久了，中央领导笑称“高氏短句”，连总理偶尔也借来用。

毛主席身边事情多，又讲效率。为了让秘书们养成“分秒必争”的习惯，他订下作息表：下午两点午休，晚上九点批件，凌晨四点批注。高智最怕半夜电话铃声，一响就意味着新指令。有次，他记录主席体温、脉搏、进食时间，方便接诊医生。主席发现后立刻命他烧毁纸条：“这些东西不能落别人手里。”那一刻，高智明白，这是机要工作最后一道底线——安全。

1959年夏，主席南下考察。专列没有空调，车厢热得像蒸笼。高智看见主席额头细汗直淌，忍不住劝：“要不住宾馆？”主席摆手：“花钱多，乡下人哪里住得惯？”火车驶进长沙站，夜色沉沉，高智才发现主席席地而坐、手握蒲扇，与车厢外送站群众聊天。那一夜，他彻底理解了主席对节俭的执念。

日子久了，高智学会在紧张与琐碎中寻找方法：文件标题不超过十二字；会见外宾提前六分钟提醒；专列停车点拿三套预案；主席临睡前冰水温度控制在十五度。别人觉得刻板，他却乐在其中：“跟对人，等于再上一次大学。”

1962年春节前夕，高智等六人被点名离京。主席安慰他：“下去看看，见见风雨。”可当高智向主席行最后一次晚安礼时，还是红了眼。主席把他叫回卧室，递上一包药片和一封手写信：“路上冷，记得少喝酒。”走到门口，又被喊回：“咱俩合张影，等你回来补签名。”快门声后，两人握手许久，谁也没有说告别。

1965年1月13日，高智因公路过北京，第一件事就是进中南海。主席依旧住西花厅，听说高智来了，边穿棉袄边喊：“你可来了，黄河结冰没？”这一谈足足一小时。临出门前，主席叮嘱：“无论你在何处，为我留支耳朵、留双眼。”高智明白，这是信任，更是嘱托。

之后再无相见。1976年9月9日凌晨，西北小城电话里传来噩耗，高智怔在机房许久。地方有规定，他不能离岗。夜里，他拎两瓶白干，一杯一杯灌下去，对着老照片轻声说：“主席，我没能回京，罪过。”十天后在北京举行追悼时，他站在长安街人潮里，耳边仿佛又响起“开门见山”四个字。

又过四十年，2016年春。毛新宇提着水果来到医院探望这位老人。高智握住对方手腕，泪水横流：“我最悔的是离开得太早，再没给你爷爷写过标题。”同年9月9日，高智病逝，享年八十八岁。那张1962年的黑白合影，被家属放在他胸前。照片里，两人的笑容依旧清晰，仿佛列车汽笛刚刚响起，旅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