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儿粑是我对母亲最质朴的记忆

母亲的猪儿粑

文|周波

川南丘陵地带，腊月的风呼呼刮过半山中的老屋，吹得瓦缝呜呜作响。过年前是母亲最为忙碌的日子，除了要准备腊肉、香肠等年货，母亲必定还会为归乡的儿女们亲手蒸上两笼猪儿粑。

猪儿粑又名猪耳粑，是川南地区对叶儿粑的俗称，特指那些包成椭圆形或圆形，并在顶端嵌上两颗红豆（或黑豆、花椒）作为“眼睛”的叶儿粑。蒸熟后白白胖胖，配上小眼睛，酷似憨态可掬的小猪崽，故名“猪儿粑”，富顺的猪儿粑尤其有名。

母亲做的猪儿粑少了些花里胡哨的造型和装饰，斗大字不识几个的母亲不用去某红书学习制作技艺，她用的都是几十年没变过的传统方法，糯米至少提前一天用井水泡好，泡糯米的时间要根据儿女们回家过年到家时间倒推过来计算，糯米量也要根据一家人的食量计划个八九不离十。

冰冷的石磨静静卧在院子的一角。隔天，浸得饱胀的糯米晶莹剔透，被我一勺勺喂进磨眼。碾磨是个体力活，母亲扎稳马步，粗糙的手紧握磨柄，腰背发力，那沉重的上磨盘便“呜——”地一声开始缓缓转动。手臂的筋肉随之绷紧、舒张，推出去时鼓足力气，拉回来时顺势牵引，周而复始。

碾磨声低沉而持续，“咯吱——咯吱——”是磨盘咬合、挤压的呻吟。乳白的糯米汁混合着细碎的米渣，米渣上还覆盖着一层泡泡，开始从上下两扇磨盘咬合的缝隙间缓缓渗出、汇聚，最终它们滴落进下方承接的盆子里。起初母亲动作还算丝滑，不到一会儿母亲额头上就满是豆大的汗珠，曾得过腰部重疾的母亲大口大口的喘气。

那时我还年幼，个子只有磨杆高，每每我自告奋勇要替母亲推磨时，母亲一手握着磨杆，一手顺手拉个箩筐倒过来放到屁股下面。嘴里喃喃地说：“你不要逞能，我歇会再推。”推磨要两三个小时，中途母亲要休息好几次才能推完。

磨好的糯米浆被装进干净的布袋，悬于屋梁下，任其缓慢沥干水分。儿时的我隔不了多久就要用手去戳一戳那沉甸的布袋，然后跑去问母亲是否可以做猪儿粑了，母亲总会说摸着我的头说，不急不急。

待到水分沥得恰到好处，布袋里的湿糯米粉变得松软湿润后，母亲将湿糯米粉倒在厨房案板上，加入适量干糯米粉后挽起袖子用力地揉、揣、按、压，慢慢的粉团变得光滑细腻，柔韧而不粘手。母亲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脸颊被灶膛的余温熏得微红，眼神却专注而明亮，仿佛手中揉捏的不是粉团，而是猪儿粑即将成形的幸福。

馅料，则是猪儿粑味道的灵魂。母亲最擅长的莫过于芽菜肉末馅，选用农家半肥半瘦的土猪肉，细细剁成肉末，就着自家腌制的芽菜，撒上姜末、葱花、少许花椒粉提味。炒好的馅料油润喷香，咸鲜中带着微辣。有时，母亲也会做芝麻花生白糖馅或者蔬菜馅，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口咸鲜。

包制猪儿粑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母亲揪下一小团揉好的粉，在掌心搓圆、压扁，用拇指巧妙地旋出一个窝。舀一勺炒得喷香的芽菜肉末馅，稳稳地放入窝中。接着，母亲手指翻飞，灵巧地将面皮边缘向上聚拢、捏合，既要确保馅料被完全包裹，不留缝隙，又要让收口处平滑紧实，不留“疙瘩”。最后，用掌心轻轻一拢，一个浑圆、饱满的猪儿粑雏形便诞生了。

蒸制是最后的环节。柴灶上的大铁锅里的水汽蒸腾，母亲在蒸笼上铺好洗净的芭蕉叶，然后把一个个做好的猪儿粑轻轻摆放在叶子上，盖上蒸笼盖，大火伺候。不多时，浓郁米香夹杂着肉香从笼盖的里钻出来，勾得人肚里的馋虫蠢蠢欲动。

又过了一小会，母亲掀开笼盖，猪儿粑就出锅了，我们四姊妹则围在灶边，一边被烫得呲牙咧嘴，一边又忍不住飞快地往嘴里塞。母亲看着我们狼吞虎咽，脸上带着疲惫而欣慰的笑容。

如今，母亲已不在人世，儿时过年才能吃得上的猪儿粑如今在超市随处可见，但纵然食材再高端、造型再漂亮、包装再精致，吃起来也没有曾经的感觉。我想，原因是如今的猪儿粑，少了石磨转动的韵律，少了灶膛柴火的声响，更少了母亲揉粉时专注的身影和期待我们几姊妹多吃的眼神。

猪儿粑，这种名不见经传的食物，是关于我对家乡、对母亲最质朴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