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开国上将吕正操赴美国三见张学良，捎去邓颖超一封亲笔信

1991年5月23日凌晨，北京首都机场的候机大厅灯火通明。86岁的吕正操坐在轮椅里，外套翻领压得很平，左手握着护照，右手掌心紧紧包着一只牛皮信封——邓颖超两天前亲笔写好的信。工作人员不停催促登机，他却一再回头张望，好像要把祖国的夜色多记几眼再起飞。

飞机升到平流层，耳边只有轰鸣。同行的翻译试图打破沉默：“老上将，您这次真要见三回吗？”吕正操瞧着窗外，“不见三回，怕误事。”简单两句话，把他多年等待的急切透了出来。从雪窦寺到台北，从檀香山到纽约，张学良的行程始终像谜。出发前，邓颖超交代：务必让张先生感到安心，别让两岸的空气又紧起来。吕正操把这句话当军令。

第一站洛杉矶，转机时间不到三小时。机场里塞满各色游客，吕正操却只关心两件事：旅途中血压能不能稳住，信件会不会折角。有人问他此行价值几何，他摆手：“见个人，说点话，值不值得不是我算。”再度起飞时，他低头整理随身笔记本，第一页写着一行大字：西安距今54年零5个月。

29日上午，纽约贝太太公寓电梯门刚开，张学良已立在门口。灰色西装扣得严严实实，整个人比照片里更清瘦。张闾蘅来不及开口，俩人早已握手相视。张学良先开腔：“地老鼠，还认得吗？”吕正操笑得爽朗，却红了眼眶：“张总司令记性真好。”两句半带玩笑的寒暄，把半个世纪的山海距离一下子拆平。

那天谈到午后四点，吕正操特意掏出那封密封信。张学良没急着拆，先问：“邓大姐身体如何？”吕正操答：“住院，精神好得很。”张学良这才小心撕开封口，细细读完，叹道：“邓大姐念旧，我也念旧。”随即在桌边提笔，给邓颖超回了几十个字，句句铿锵：一有机会，必踏上故土。

第二次见面是翌日清晨，地点改在第五大道一座银行大楼的高层。参观不过十来分钟，他们就把职员礼节性解说抛到脑后，借用总经理办公室单独谈。吕正操提到东北军长城抗战数据，张学良接茬补充：“热河失守那天，我调你们连夜赶回，真想硬打。”声音颤，却没有悔意。两位老人交换记忆，拼出一张1930年代极其清晰的战地图，连窗外曼哈顿的车流都仿佛成了配景。

第三回见面在中国驻美使馆。宴会形式，宾客众多，却挡不住他们挤到一隅低声商量正事。张学良说自己已决心回乡治眼疾，但路线必须先回台湾，“得民者昌，做人不能只顾自己安稳。”吕正操听后只答一个“行”字。这种平静，比任何激昂话语都有分量，因为双方都知道，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成政治筹码。

三次谈话里，过去的恩怨提得不多。张学良依旧把“不抵抗”的黑锅自己扛着，说到此处只是轻描淡写：“历史有时像赖皮账。”吕正操不同意，却没争辩，反倒提了另一桩旧事：西安事变中，他奉命看守要道，曾闻枪声心惊，“当时想，如果真打起来，东北、关中都会塌。”张学良点头：“所以我送他回南京。”

对话占去的时间其实不多，更多时候，他们默默翻阅随身带来的影印资料：一张长城抗战的阵地素描，一份1934年缪徵流旅长的电文，一张1943年冀中地道战剖面图。每看到一页，张学良都要停顿数秒，好像在脑中把每条战壕、每个坐标重新校正。吕正操说这是“老兵查点人数”，张学良笑称“老兵补缺课”。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老人都将注意力放在统一大局上，而非个人荣辱。谈及当年若干误会，张学良只是摆手：“我们都算得失够多了，该给后人留空地思考。”吕正操附和：“是非留给档案馆，咱们赶紧把能说的说完。”说到这里，他们彼此相视而笑，神情竟像年轻军官。

行程结束前夜，张闾蘅陪同在场，记录下张学良临别口述的一段话：“告诉北京，汉卿一腔热血未凉，能为统一做事，随时听用。”短短二十余字，写在酒店便笺上，却被吕正操视为重托，小心收进公文包。

6月初，吕正操返抵北京。飞机落地时天色发白，他走下舷梯，精神甚好，左手依旧攥着那只牛皮信封，只是里面多了张学良的回信、以及那张便笺。守候在停机坪的工作人员想搀扶，他摆手：“不用，我得先把信送医院。”那是对邓颖超的承诺，也是对张学良的交代。

此后多年，张学良始终未能如愿“踏上故土”，但邓颖超病榻前常提到这封回信，称赞字里行间透出的仍是热血男儿的气象。吕正操偶尔向友人讲起1991年那三次会面，总结只有一句：“两个老兵，把能办的事都办了；至于回不回得来，那是天时，不由人。”许多人认为这句话有歉意，其实更像一位历尽硝烟的将领对现实的冷静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