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离世半世纪，为何世人仍念他？他把同情心画进画里活出真我

民国时期涌现了许多文人，其中丰子恺先生以其独特的天真气质显得尤为特别。尽管他已离世五十年，但至今仍无人能替代他的位置。

他虽是知名画家、作家和教育家，却丝毫没有架子。有一次，他看见有人快要踩到蚂蚁，急忙拉住对方提醒“踏不得”，那份纯粹和急切宛如孩童。

另一次在宴会上，他自幼不吃荤腥，却为了不麻烦主人，勉强尝了肉边菜，宁愿自己难受也不愿让别人为难。

这些小事展现了他真实自然的性格,巴金曾说他有“一颗没沾过灰的孩子心”，而丰子恺自己曾用“十分像人”来形容恩师李叔同——这句话用在他自己身上也同样合适。五十年后我们依然怀念他，或许正是因为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我们越发渴望他那样简单真实的品格。

《人谱》与艺术创作：论人品与艺品

要理解丰子恺的为人，可以从一本名为《人谱》的书说起。这本书是明代学者刘宗周的著作，也是丰子恺恩师李叔同赠予他的重要读物。

当时，李叔同向丰子恺和几位学生讲解书中的内容，特别提到了唐代文人王勃和杨炯的故事。书中记载，裴行俭曾评价这些人虽有才华，但缺乏深沉的品格和见识，并提出“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意思是，一个人要想走得远，应当先修养品德与格局，其次才是文才与技艺。

李叔同以此告诫学生：无论将来成为画家还是音乐家，首先要做一个好人。这番话让当时痴迷于油画和钢琴的丰子恺深受启发。

他后来回忆，这句话让他豁然开朗，明白了艺术的根本在于做人。

李叔同在出家前将这本《人谱》送给丰子恺，并在封面亲手题写“身体力行”四字。虽然原书后来在战乱中遗失，但丰子恺在成都的旧书摊意外地再次找到一本。对他而言，这不只是找回一本书，更是重新接续了老师的教诲与自己做人的信念。

真诚，是教书育人的底线

丰子恺这一路走来，并不是一开始就“完美无缺”的好人。早年在上海教西洋画那会儿，他曾挺得意，还拿自己画的维纳斯像给学生当范本，强调写生要忠实自然。

可没多久，他在书店看到新美术杂志，这才发现自己那一套早就过时了。

当时他就很自责，觉得这不是在误人子弟吗？那种心情，就像一个还没熟透的橘子，带着青涩就敢跑去当老师。他受不了这种不真诚，更不能接受自己一知半解地去教学生。

没多想，他借了钱，一个人跑到日本苦学了十个月。这不光是为了学画画，更是为了填补知识空缺。他明白，做人不能马虎，教书育人更得真诚，不能糊弄。这种对“真”的坚持，也铸就了他作为教育家的品格。

立达学园：乱世中的教育坚守

丰子恺的教育想法很纯粹、很坚定。他在春晖中学教书时，很喜欢那里师生之间像一家人，很重视情感教育。

可后来，国民党想把那一套政治教育强硬塞进学校，丰子恺觉得那地方已经不是他想好好教书育人的地方了。

于是，他下决心自己干。为了凑钱办学，他甚至把自己的房子都卖了。他跟几个想法一致的朋友，一起办了立达学园。

学校的宗旨很简单直接：“先教好做人，大家互相帮助，一起把社会和文化搞好。”这是一所讲究“爱的教育”的学校，师生们住一起，吃一样饭，教育学生不用骂，而是靠讲道理和感动人。

立达学园办得不容易，缺钱，校舍搬了好几次。但就是因为这种“实实在在”的教育理念，很快就成了上海有名的学校。

可惜好景不长，1932年淞沪抗战打响，学校在战火中被毁，好多年的心血都没了。丰子恺冒着危险赶回被炸毁的学校，看到自己以前种的棕榈树还绿着，他心里并没有绝望，反而有了一点希望：“只要根还在，就还有希望。”

在那么乱的年代，他还能坚持自己的教育理想，这份韧劲让人很感动。

抗战中的文艺与责任

战火连天，国家有难，丰子恺也无法置身事外。1937年，日军炸毁了他石门湾的老家“缘缘堂”。家人四处逃难的经历，让他把一腔怒火都化作了笔下的力量。

他在文章里明确表态：“等我们打赢了，一定要日本把我的缘缘堂还回来！”这不光是心疼自己的房子，更是为了国家的尊严。

他一直认为“艺术是为生活服务的，生活到哪儿，艺术就到哪儿”。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而是要贴近生活，服务大家。

于是，他拿起画笔，画了很多抗日漫画。他觉得漫画简单易懂，传播快，是当时最厉害的宣传武器，是“笔杆子抗战的先锋”。他还提议，要把抗战宣传画发到全国各地乡村，搞个“抗战建国室”。

不过，有一件事让他非常生气。有次他在桂林给学生讲抗战画，展示了一幅画，描绘了母亲背上孩子头被炸掉的惨状。

学生们竟然笑了，还说“没头好笑”。丰子恺当场就发火了，第二天直接给学生们上了一堂“做人课”：连自己同胞的苦都看不到，画画技术再好又有什么用？

宣传别人，自己首先得真心实意。所以，先要把态度端正了，做人才能作画！”在那个年代，他能这么清楚地看到艺术和生活的关系，还敢直接批评学生的麻木，这份责任感真的很让人敬佩。

护生与同情心

丰子恺的“护生”思想，是他为人理念的集中体现。曾有人质疑《护生画集》在战乱年代的意义，认为应当“救国杀生”。丰子恺回应道，抗战正是为了抵抗不公与暴行，保护生命与和平，因此“护生”与救国并不矛盾。

他对“护生”的理解并不局限于表面。一天，他和女儿观察蚂蚁搬运食物，正看得入神时，一位客人险些踩到蚁群。丰子恺立刻拉住他，提醒“不要踩”。客人了解情况后，也感到庆幸。

事后丰子恺对女儿说，这位客人平时并不戒杀，也会吃肉杀鸡，但刚才却真心为蚂蚁感到着急和庆幸。这体现出人性中可贵的同情。他强调，“护生”真正要保护的并非只是虫蚁的生命，而是人内心的同情与仁爱。如果连微小生命都漠不关心，对他人的残忍也就不远了。

结语

丰子恺晚年曾用“晨梦”比喻人生。他习惯清晨半梦半醒时，一边听孩子吵闹，一边继续做梦，甚至能中途打断再续。但一旦梦醒或孩子哭闹，他便立刻起身，专注当天的事务。

他认为，人生也如一场晨梦。我们以有限的生命在浩瀚时空中努力探索、创造，但一切终将随时间消逝。然而他并未因此虚无，而是强调人应保持清醒，认识“真我”，不在虚幻中沉迷。

这种清醒是丰子恺最可贵的品质。他始终积极投入生活——绘画、教学、抗战，对世界怀有赤子之心，却不被世俗名利所困。他清楚自己是谁，为何而活，什么才真正重要。

他未曾高官厚禄，却活出了人所能达致的境界。五十年过去，我们仍在寻找能与他相比的人。或许正因为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我们比以往更需要他那样的真实，以及那份于现实生活中保持清醒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