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在津巴布韦扎根太深、太久。种族间的纷争迫使她背井离乡,间关万里。好不容易熬过那些不平岁月,重返故里,却目睹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鸿沟。
原文 :《“万岁,津巴布韦”》
作者 |常熟理工学院 仇钧
图片 |网络
1982年,在津巴布韦的一处展销会上,作家多丽丝·莱辛(Dorris Lessing)接受当地媒体采访,那位女记者衣着时尚,身穿大红色套装,脚着黑色高跟鞋,头上扎着五颜六色的头巾。她们聊得投机,当被问及对津巴布韦有什么看法时,莱辛冒失地说,“到目前为止,她让我挺伤心”。这位女记者立刻收敛笑容,小心地对莱辛说,给点正面评价好吗?“万岁,津巴布韦”,莱辛说,那一刻她眼睛里已经噙满泪水。
莱辛对故乡的深情
英国作家莱辛自幼长在津巴布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迁家伦敦,因为她为黑人兄弟撑腰,一度被当局禁止回家(当时白人控制津巴布韦),害得她只得在伦敦的寓所里,从天气预报中“遥感”非洲。莱辛写过两部涉及津巴布韦的作品,一是《回家》(Going Home)(出版于1957年),二是《非洲的笑声》(African Laughter)(出版于1992年)。这两部作品同属非虚构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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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家乡怀有特殊情感。清人袁枚说“老经旧地总觉小”,又如唐人宋之问的“近乡情更怯”。其实,这份独特的情愫又何止于有家的中国文人?对于莱辛而言,有家不能归,才是致命的。《非洲的笑声》中写道:“尽管津巴布韦景色壮丽,毕竟是犄角旮旯之地,不及伦敦。禁令最多使我不能探亲访友,而他们可以自由出入伦敦。可是,这个想法一直未能触动内心深处,整夜整夜,我在梦中哭泣,醒来后,清楚知道,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被已无情拆散。一夜,又一夜,梦到童年在丛林中度过的那些快乐时光。”
《非洲的笑声》中,最为迷人之处当属第一个章节中那个快乐的丛林时光。书中写道:“夜里,躺在用树枝搭建的栅栏里。我们听到夜鹰的叫声,还有猿猴的神秘鸣叫。有时,就在我们的正上方,一双小眼睛透过枝叶一闪一闪,那是只猴子或野猫在盯着我们。天刚黑的时候,熊熊的篝火上燃起通红的火星,一直飞到树冠的顶端,晚些时候,火头越来越小,火星还在飞起,可也越来越少,噼噼啪啪地一个个熄灭,像夜空的流星。有时也睡不着,听到大型动物的声响,它肯定惊奇地发现自己平常走的路多了处障碍,于是扭头走开,一切又归于寂静。”对于久居城市的现代读者们而言,这部分的内容确是神奇魔幻,十足野性。
无法回避的话题——战争
十九世纪末,英国人占据津巴布韦(旧称南罗得西亚:Southern Rhodesia。1953年,英国将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和尼亚萨兰(今马拉维)合组为“中非联邦”。莱辛在书中简称“联邦”时期。在《非洲的笑声》的第一个章节中,莱辛讲述了1956年她受当时南罗得西亚的首相加菲尔德·托德(Garfield Todd)的邀请,这位有点“林肯”气质的首相先生,想借莱辛的妙笔,歌颂“联邦”当局,莱辛直言,“联邦”不妥。1963年底“联邦”解体。后白人伊恩·道格拉斯·史密斯(Ian Douglas Smith)掌握政权,并于1965年宣布独立。此后数十年,有几支黑人游击队从事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武装斗争,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Robert Gabriel Mugabe)就是其中一支的领导人。
1980年,席卷全国的残酷战争刚刚结束,穆加贝当政。留在津巴布韦的白人们中很多人不看好这位黑人领袖,纷纷远走南非。莱辛并不像大多数白人那样,自认白人高人一筹,黑人天生下贱。她比那些自大的白人们看得更远,且更有耐心,认为要让拿枪的丛林游击队员管理一个现代国家谈何容易。她写道:“跟随穆加贝的那些黑人弟兄们,他们善于丛林战争,可是他们要做的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管理一个现代国家。没接受任何行政管理方面的培训,没有足够的受教育的人才,甚至没有任何现代经验的背景,包括电话、电力、邮政、诊所、公共交通、航运、政府公函、社会保障、地区法院。那些人一接到通知,就开始承担起重任,运行一个国土面积相当于西班牙的国家,一个刚刚被战争毁坏的国家。你觉得,至少先给他们几年时间吧。”她的弟弟似乎等不及了,不相信“这群独断专行、能力低下的新官僚”会将这个年轻、破败的国家逐渐治理好。这也是莱辛与弟弟不断争执的话题。
这部返乡记中,有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战争。战争是残酷的,战争中幸运活下的人,内心深处更是伤痕累累。莱辛的爸爸参加过一战,一条腿受伤,装了木头假肢。她的弟弟当过海军,二战期间,他所在的军舰“反击号”(Repulse)遭日本军机炸沉,他运气好,活了下来,可是听力、记忆力大大受损。莱辛问他很多童年时代的往事,他已经忘记,走起路来磨磨唧唧,每日以酒助眠。一方面,她的两位亲人都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另一方面,她所在国家的人民,长年饱受战争之苦。革命虽然成功了,黑人翻身做主,可是他们急着要抢回曾经被白人掠夺的土地。这个激进的过程在建国初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此外,基础设施面临困境,很多掌握技术的白人离开津巴布韦,比如,缺少开火车的司机,原先十几个班次的火车变成了一天只有几班,在白人眼里,这些火车“肮脏污秽、满车混混”。莱辛经常听到“毁了这个国家的不是腐败,而是效率低下”。
女性话题尤显突出
电影中有一类型叫“公路电影”,《非洲的笑声》则很像一部“公路文学”。莱辛好不容易回趟家,自然不会把时间都浪费在弟弟家里。和弟弟度过两个星期的时光后,莱辛便上路了,她迫不及待地想和非洲兄弟们唠唠家常,听听他们的感受,书中很多故事都是莱辛路上的所见所闻:山路上失业的黑人青年、咖啡店里戒备重重的白人,举止粗鲁的乞丐、搭车的黑人孕妇、废弃的旅店、稀疏的丛林、勤劳的咖啡农、还有一群思想敏捷的黑人作家等。书中的诸多内容都是实地见闻,一路上,莱辛的弟弟和艾尔顿教授成了莱辛的专职司机。
在《非洲的笑声》这部作品里,随处可见的是生动、有趣的黑人妇女形象,女性话题尤显突出。埃尔顿先生家的佣人乔治,他有个大女儿,又笨又蠢,曾在一家保安公司和八个保安有过不正当关系。家里人想让巫医传她本领,将来做神婆有个营生,可人家都说她是个疯子。还有那个黑人女仆多萝茜,十四岁就怀孕了,被踢出学校,年纪轻轻就做了四个孩子的母亲。她脑袋瓜子灵光,为了供养孩子,靠违规贩酒挣点小钱,在埃尔顿教授住院期间,她主动伺候,目的是让埃尔顿收她当保姆。莱辛告诉她,要当心艾滋病,因为政府不会认真对待。她愤愤地说:“所有患上艾滋病的人都该死!”
《非洲的笑声》后半部分,似乎有失精彩。她总惦记着“治病救人”,不停地记录下各种“病症”。她反复转述他人的经历,不知不觉陷入“流言蜚语”的是是非非之中,内容过于碎片化,前后又无关联,阅读起来,如坠云雾,或许这仅是我的个人感受。文学作品中的“非虚构”类,看来要想写出新意、深意,也并非容易的事情。与书中碎片、短暂的诸多人物故事相比,丛林中那些灵巧、鲜活的小动物们的命运也颇耐人寻味。阔别多年后,莱辛始料未及的是,野生动物几乎消失了,“丛林变得鸦雀无声。曾经,清晨群鸟歌唱,吵到耳朵都抗议了。我们只好一骨碌爬起来,在清晨的空气里,忙乎着。可是到了八十年代,清晨的鸟鸣已十分微弱。曾经一度,只要漫步丛林,不管在哪,你都能看到小羚羊、野牛、野猫、豪猪、食蚁兽站在蚁丘上盯着你看,然后跳下蚁丘,消失在丛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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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笑声》使我感动的是莱辛对故乡的深情。她在津巴布韦扎根太深、太久。种族间的纷争迫使她背井离乡,间关万里。好不容易熬过那些不平岁月,重返故里,却目睹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鸿沟。即将掩卷之际,我读到一篇题为《一辆电动三轮车,驶出津巴布韦女性的“新生路”》的文章,刊登在《环球时报》上。文中受采访的黑人女性安娜·博博说:“现在就连我丈夫和公婆都对我更尊重了。以前家里做决定时根本没有人听我的,但现在,我有了发言权。”距离《非洲的笑声》出版三十三年过去了,莱辛若是知道当今津巴布韦女性之变化,一定还会说“万岁,津巴布韦”的。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2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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