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凌：我与郑天挺先生的交谊

去年年底的一天，突然传来郑天挺先生于十二月二十日去世的噩耗。一时间，我变得发呆了，一直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因为十七日我刚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后离京返闽，而郑老则开完五届人大四次会议返回天津，那时并未听闻他有身体不适之说，而且这不幸的消息只是得自北京来信，恐怕是一个误传。直到南开大学发来讣告，我才不得不相信这悲痛的事确已发生。这些日子里，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和郑老交往过从的往事，一幕幕展现在我的眼前。

傅依凌

郑天挺先生早在解放前就是享有盛誉的明清史专家、北大教授。我从北大的《国学季刊》和《清史探微》中增益颇多，深佩郑老谨严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成就，却无缘会面。我和郑老的接触是解放以后的事。一九五四年，我到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文科教学座谈会，郑老是历史组的召集人，我恰分在他这个组里。记得我发言时，郑老十分注意，用亲切的眼光久久端详着我。会后交谈，郑老告诉我他原籍福建长乐县，老家住在福州西门大街亮功七贤境附近。我家适在西门外半街，近在毗邻，一时倍感亲切。郑天挺先生早岁随家北迁，福州话能听却不能说，但乡情仍厚。那时我不过是四十刚出头的人，他对我这个陌生的后辈却很爱护。郑先生青年时代就读于北京大学，参加过“五四”运动和福建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在这次谈话中，他问过当年在北京高师搞学生运动很活跃的刘庆平老师还在不在?并谈到北大福州学生朱谦之、郭梦良等的一些情况。从那以后，我和郑老在文科教材会议、学部扩大会议等场合经常接触，特别在文科教材会议中，往来更为频繁。郑老和翦老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我被分配主编古代部分第七册，即明史部分，一遇有疑难，郑老总是不吝指教。初稿完成后寄请郑老审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一日，郑老致我一信，内云：“大稿明史资料早经奉到，并已付印，因弟往来京津，未及早日函陈，至深歉疚。资料原定今年出版，因印刷任务关系，明春始能排竣，将来清样打出，当即寄请审定也(无改动，只有几处用文言“也”字，换一二字)。杨英《从征实录》拟名原不甚妥，今得新本确证原名《先王实录》,为之大快，校记在何处发表，蒙早见示。”这封信在十年浩劫中有幸保存下来，但明史资料清样在中华书局排竣后却被毁掉了，原稿也不知下落。一九七八年六月在武汉召开第二次文科教材会议时，我和郑老住在一起，谈及此事，他不胜扼腕，痛恨四人帮摧残文教事业的罪行。他鼓励我重新编辑，我因诸事羁绊，初稿近日始成，但他已来不及为之审定了。

一九二○年秋陈嘉庚先生筹办厦门大学时，郑天挺先生刚从北大毕业，他和周予同先生应聘来厦大任教，担任国文课。虽然他在厦大一年后便辞聘北上，但对厦大仍有深厚的感情。一九六二年春，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召开，郑老在百忙中抽身南下，首次重返厦大，以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景仰故乡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并在我校作了学术报告，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九八○年六月，中国经济史学术讨论会在厦大召开，郑老无暇南下，于五月三十日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其中说：

这次大会，从您一告诉我，我就决定无论如何总要参加。这是由于：(一)我是厦门大学校友，想回去看看各位老师和同学。我一九二○年在北大毕业就接受厦门大学聘书，那时还在筹备，一九二一年四月才正式上课，我教国文，到今天已经六十年了。一九六二年国去看过一次，迄今已二十年，所以归心似箭。(二)我受旧思潮影响，乡土观念颇重，故乡虽无直系亲属，总想故乡的四化，故乡的生产，故乡的教育。乡音久改乡思在，确是如此。(三)我是学习明清史的，明清社会经济是我学习中的薄弱环节，我迫切希望向各位专家多学习，以增益识见。直到三天前我还是决定去的。但是这两天情况有些变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就要开会，我们八月份举行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工作纷至沓来，不允许我短期、特别是在六月份短期离开天津。我只好请求您的原谅，厦门大学的原谅，大会的原谅。这次克晟去参加，我已嘱咐他，把大会的发言详细记录带回来，供我补课。厦门我还是要去的，我还是争取去的。

一九八一年四月，厦大举行六十周年校庆纪念，郑老不辞辛苦，回校参加。在校庆期间，他以八十高龄为师生们作学术报告，并和教师座谈。他追忆六十年前在厦大的往事，提到演武亭校址奠基典礼时，曾经搭了一个牌楼，当时他横书“南国启运”四个大字，还有一副对联(已记不起来了)。那时厦大正在草创，他却看出是南方文化教育事业兴起的希望，真是独具慧眼，远识卓见。他喜看今日厦大的进步，充满激动和喜悦，连声说：“厦大我一定再来，一定会来的!”十一月间，我将福建省委决定今年在厦门召开郑成功学术讨论会的消息告知克晟同志，郑老欣然命驾，并约同在南开大学向他学习的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寺田隆信博士联袂同行。孰知郑老遽归道山，未能实现重返厦大的宿愿。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啊!

郑老是一位历史学家，又是一位教育家，一生培养了不少人才，今天有名的史学家许多出于他的门下。郑老对我是关怀备至的。记得在一九六三年学部扩大会议期间，他在史学组座谈会上，对我运用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历史大为激赏和鼓励，虽岁隔多年，记忆犹新。一九六二年五月一日，郑老从北京给我写了一封信，推我主编《明代史纲要》,信中说：“此间近有编纂中国断代史计划，分九册，每册三十至三十五万字，……其中明代史纲要，咸推吾兄主编。亦知吾兄工作甚忙，但此事关系教育下一代，十分重大，且众望所归，想必蒙惠允。”我在郑老的鼓励下接受了这一任务，但迄今没有完成，真是愧对郑老。厦大历史系陈诗启同志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史，他得知后十分赞赏，还特地发函邀请他参加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杨国桢同志写的《林则徐传》,他不仅在百忙中抽暇读完全书，还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文字生动、简炼，史料丰富、翔实，……确乎难能可贵”。他对后辈如此关心爱护，完全是出于他对事业的责任心和高尚的品德。

我和郑老交往过从多年，深为他的学识和品德所感动。谨以此文，聊表我对他的哀思，并录存郑老的一些行迹。郑天挺先生的高风亮节，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原载《光明日报》1982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