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元帅的儿子，被三任妻子抛弃，但他改写了中国几代人命运！

三次婚姻都散了，眼睛彻底看不见了，

连脑子也出了问题，黄兴的儿子黄乃，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偏要咬着牙给素不相识的人重写“看见”的规矩。

他生在元帅府里，打小就跟着父亲的照片学敬礼，心里装着要像爹那样干大事的念头，

可十七岁那年，右眼突然就瞎了，日子一下子拐了个大弯。

右眼一瞎，书本上的字成了重影，黄乃把自己关在屋里，

书也扔了，学也不上了，收拾行李回了湖南老家。

老家的日子慢，可心里堵得慌，看着父亲留下的军刀，摸了又摸，就是提不起劲。

过了两年，上海来的同学带来几本小册子，讲的是国家危亡，青年该做什么。

黄乃夜里躲在被子里看，越看越坐不住，父亲当年抛家舍业干革命，自己总不能困死在屋里。

1937年开春，他揣着母亲凑的盘缠，瞒着家里去了日本，进了东京明治大学，读社会科学。

那时候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多，他白天上课，

晚上跟着人去街头演讲，讲东北的事，讲不能当亡国奴。

有回演讲到一半，日本警察突然围上来，铁链子锁着就往局子里拖，关了三天，

饭是馊的，水是凉的，他倒没怕，出来后反倒更铁了心，这世道，不拼不行。

1939年国内形势紧，他偷偷坐船回了国，一路辗转到了延安。

延安的窑洞冷，可人心热，他写文章、编教材，脑子好使，很快就成了宣传科的骨干。

就在那儿认识了向明，她是陕北公学的学生，剪着齐耳短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两人都忙，常在食堂碰见，端着碗聊几句，慢慢就走到了一起。

结婚那天，窑洞墙上贴了张红纸，就算成了家。

可革命年代，聚少离多是常事，黄乃不是在写材料，

就是跟着队伍下乡，向明在妇联忙，两人有时一个月见不上一面。

家里的事顾不上，向明嘴上不说，心里的疙瘩越结越大。

后来向明调去了晋察冀，走的时候没说啥，只留了封信，说：“你心里装着大家，我守不住小家”。

黄乃捏着信，在油灯下坐了半宿，烟抽了一地。

后来在重庆遇到了庄涛，她是医院的护士，看他一个人难，就常来照顾，一来二去就结了婚。

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

那时候他白天黑夜都趴在桌上写东西，眼睛早就熬坏了，

左眼先是模糊，后来猛地一下，眼前全黑了。

医生说视网膜脱落，得赶紧治，组织上安排他去苏联，

坐了半个多月火车到莫斯科，最好的眼科医生看了，摇摇头说晚了。

1946年冬天他回国，彻底看不见了，走路得人扶，吃饭得人喂，连喝水都怕碰倒杯子。

庄涛一开始还耐着性子，可日子长了，她要上班，

要照顾他，家里家外全压着，人也越来越瘦，脾气也躁了。

有天她收拾行李，站在门口说：“我实在撑不住了”，他摸着墙想拉她，却抓了个空。

门“砰”地关上，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黑得像泼了墨。

眼睛瞎了，老婆也走了，他躺在炕上，有时哭有时笑，

嘴里胡乱喊着：“光明”“光明”，医生来看了，说是精神分裂。

他在精神病院住了半年，出来后还是老样子，有时对着墙说话，

有时一整天不动，直到有天听护工念报纸，说现在的盲文还是民国传下来的老符号，

笔画乱、字数少，好多盲人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全，

心里突然像被什么揪了一下，自己困在黑暗里，可不能让更多人跟着摸黑。

他让人找来旧盲文字典，手指摸着凸点一个个记，白天摸得指尖起茧，

晚上就让人念资料，自己在心里拆声母韵母，试着用简单的点组合。

1952年春天，他把琢磨了两年的笔记整理出来，取名《新盲文方案》，

寄给中国盲人福利会，没过多久，会里派人来家里，

说方案把原来的408个符号减到54个，盲人学起来能快一半，要在全国推广。

第二年开春，《人民日报》登了他的事，标题是“盲人黄乃为盲人创盲文”，

广播里也播，小蓉就是听了广播找来的。

她在市电台当播音员，二十出头，扎着马尾，

一进门就说：“黄先生，我听过你研究盲文的事，我想帮你”，

每天来家里帮他整理资料、读信件，没几个月，两人就结了婚，她成了他第三任妻子。

没几个月，两人就结了婚，她成了他第三任妻子。

可小蓉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日子久了，她嫌每天帮他读信、记笔记太磨人，

嫌屋里总堆着盲文稿纸乱糟糟，嫌他夜里咳嗽吵得人睡不好。

不到两年，她就跟广播电台的一个技术员好上了，

提离婚时说得干脆：“我当初是崇拜你，现在才知道，跟盲人过日子太苦。”

黄乃没拦，只在她收拾行李时问了句：“以后资料谁帮我念”，

她没回头，门关上的声音比上次还响。

他瘦得脱了形，话更少了，整天摸着盲文板发呆，连盲文研究都停了半个多月。

第三段婚姻散了那年，黄乃已经快四十了。

经人介绍认识了安琳，她是街道办的干事，比黄乃小五岁，话不多，做事利索。

第一次见面，安琳没提他的眼睛，也没问他的过去，

就坐在那儿听他讲盲文符号，末了说："这事儿要是成了，能救多少人。"

两人处了半年就结了婚，没办酒席，领了证就算完事。

安琳搬到黄乃的小破屋，每天下班就过来，帮他收拾屋子，

做饭，晚上就坐在他旁边，读盲文研究的资料给他听。

黄乃一开始还客气，后来也就习惯了，有想法就直接说，

安琳就拿个本子记，记完了念给他听，不对的地方他再改。

以前他摸盲文板，一坐就是一天，指尖磨出血泡，安琳看见了，就给他缝了个厚布套子。

冬天屋里冷，她就把热水袋裹上毛巾塞他怀里。

有安琳帮着，黄乃心里踏实，研究进度也快了不少，有时候半夜想到什么新点子，

他就摸黑敲桌子，安琳听见了就爬起来拿笔，两人在灯下一弄就是半宿。

安琳帮他整理资料，他摸着盲文板一个点一个点抠，

错了就擦，擦了再写，稿纸堆得比桌子还高。

1958年，《汉语双拼音盲文方案》经教育部批准，在全国盲校试行。

盲文符号从原来的408个减到54个，声母韵母拼合规律简单，盲人学起来比老盲文快一倍。

北京盲校的老师写信来，说学生用新盲文写作文，

句子比以前通顺多了，以前写十个字错八个，现在错两三个。

有盲人写信来，说以前学老盲文半年认不全字母，现在用新方案三个月就能读报纸，

黄乃摸着信上凸凹的盲文，手指停在“谢谢您给我们光”几个字上，半天没动。

1960年代，全国80%的盲校都用上了新盲文，印刷厂开始出盲文课本、盲文报纸，

连偏远地区的盲人也托人来买盲文字典。

有人叫他：“中国盲人之父”，他听了摆摆手，

说：“我就是个摸黑走路的，碰巧给后来人搭了个小路灯”。

他这辈子，生在元帅家却没享过几天福，17岁瞎了右眼，27岁彻底看不见，

结三次婚都散了，连精神都垮过，可他没停，摸着盲文板抠了三十多年。

后来盲文方案写进教科书，

全国盲人都用他创的符号认字、写字、读书，连国外的中文盲校也跟着学。

有人说他傻，自己都在黑暗里，还管别人看不看得见，

他却摸着安琳的手笑，说：“黑暗里待久了，才知道光多金贵”。

他走的时候73岁，安琳把他常用的盲文板放在墓前，

板上的凸点被摸得发亮，像星星落在黑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