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婚姻都散了,眼睛彻底看不见了,
连脑子也出了问题,黄兴的儿子黄乃,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偏要咬着牙给素不相识的人重写“看见”的规矩。
他生在元帅府里,打小就跟着父亲的照片学敬礼,心里装着要像爹那样干大事的念头,
可十七岁那年,右眼突然就瞎了,日子一下子拐了个大弯。
右眼一瞎,书本上的字成了重影,黄乃把自己关在屋里,
书也扔了,学也不上了,收拾行李回了湖南老家。
老家的日子慢,可心里堵得慌,看着父亲留下的军刀,摸了又摸,就是提不起劲。
过了两年,上海来的同学带来几本小册子,讲的是国家危亡,青年该做什么。
黄乃夜里躲在被子里看,越看越坐不住,父亲当年抛家舍业干革命,自己总不能困死在屋里。
1937年开春,他揣着母亲凑的盘缠,瞒着家里去了日本,进了东京明治大学,读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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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多,他白天上课,
晚上跟着人去街头演讲,讲东北的事,讲不能当亡国奴。
有回演讲到一半,日本警察突然围上来,铁链子锁着就往局子里拖,关了三天,
饭是馊的,水是凉的,他倒没怕,出来后反倒更铁了心,这世道,不拼不行。
1939年国内形势紧,他偷偷坐船回了国,一路辗转到了延安。
延安的窑洞冷,可人心热,他写文章、编教材,脑子好使,很快就成了宣传科的骨干。
就在那儿认识了向明,她是陕北公学的学生,剪着齐耳短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两人都忙,常在食堂碰见,端着碗聊几句,慢慢就走到了一起。
结婚那天,窑洞墙上贴了张红纸,就算成了家。
可革命年代,聚少离多是常事,黄乃不是在写材料,
就是跟着队伍下乡,向明在妇联忙,两人有时一个月见不上一面。
家里的事顾不上,向明嘴上不说,心里的疙瘩越结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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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向明调去了晋察冀,走的时候没说啥,只留了封信,说:“你心里装着大家,我守不住小家”。
黄乃捏着信,在油灯下坐了半宿,烟抽了一地。
后来在重庆遇到了庄涛,她是医院的护士,看他一个人难,就常来照顾,一来二去就结了婚。
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
那时候他白天黑夜都趴在桌上写东西,眼睛早就熬坏了,
左眼先是模糊,后来猛地一下,眼前全黑了。
医生说视网膜脱落,得赶紧治,组织上安排他去苏联,
坐了半个多月火车到莫斯科,最好的眼科医生看了,摇摇头说晚了。
1946年冬天他回国,彻底看不见了,走路得人扶,吃饭得人喂,连喝水都怕碰倒杯子。
庄涛一开始还耐着性子,可日子长了,她要上班,
要照顾他,家里家外全压着,人也越来越瘦,脾气也躁了。
有天她收拾行李,站在门口说:“我实在撑不住了”,他摸着墙想拉她,却抓了个空。
门“砰”地关上,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黑得像泼了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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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瞎了,老婆也走了,他躺在炕上,有时哭有时笑,
嘴里胡乱喊着:“光明”“光明”,医生来看了,说是精神分裂。
他在精神病院住了半年,出来后还是老样子,有时对着墙说话,
有时一整天不动,直到有天听护工念报纸,说现在的盲文还是民国传下来的老符号,
笔画乱、字数少,好多盲人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全,
心里突然像被什么揪了一下,自己困在黑暗里,可不能让更多人跟着摸黑。
他让人找来旧盲文字典,手指摸着凸点一个个记,白天摸得指尖起茧,
晚上就让人念资料,自己在心里拆声母韵母,试着用简单的点组合。
1952年春天,他把琢磨了两年的笔记整理出来,取名《新盲文方案》,
寄给中国盲人福利会,没过多久,会里派人来家里,
说方案把原来的408个符号减到54个,盲人学起来能快一半,要在全国推广。
第二年开春,《人民日报》登了他的事,标题是“盲人黄乃为盲人创盲文”,
广播里也播,小蓉就是听了广播找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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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市电台当播音员,二十出头,扎着马尾,
一进门就说:“黄先生,我听过你研究盲文的事,我想帮你”,
每天来家里帮他整理资料、读信件,没几个月,两人就结了婚,她成了他第三任妻子。
没几个月,两人就结了婚,她成了他第三任妻子。
可小蓉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日子久了,她嫌每天帮他读信、记笔记太磨人,
嫌屋里总堆着盲文稿纸乱糟糟,嫌他夜里咳嗽吵得人睡不好。
不到两年,她就跟广播电台的一个技术员好上了,
提离婚时说得干脆:“我当初是崇拜你,现在才知道,跟盲人过日子太苦。”
黄乃没拦,只在她收拾行李时问了句:“以后资料谁帮我念”,
她没回头,门关上的声音比上次还响。
他瘦得脱了形,话更少了,整天摸着盲文板发呆,连盲文研究都停了半个多月。
第三段婚姻散了那年,黄乃已经快四十了。
经人介绍认识了安琳,她是街道办的干事,比黄乃小五岁,话不多,做事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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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面,安琳没提他的眼睛,也没问他的过去,
就坐在那儿听他讲盲文符号,末了说:"这事儿要是成了,能救多少人。"
两人处了半年就结了婚,没办酒席,领了证就算完事。
安琳搬到黄乃的小破屋,每天下班就过来,帮他收拾屋子,
做饭,晚上就坐在他旁边,读盲文研究的资料给他听。
黄乃一开始还客气,后来也就习惯了,有想法就直接说,
安琳就拿个本子记,记完了念给他听,不对的地方他再改。
以前他摸盲文板,一坐就是一天,指尖磨出血泡,安琳看见了,就给他缝了个厚布套子。
冬天屋里冷,她就把热水袋裹上毛巾塞他怀里。
有安琳帮着,黄乃心里踏实,研究进度也快了不少,有时候半夜想到什么新点子,
他就摸黑敲桌子,安琳听见了就爬起来拿笔,两人在灯下一弄就是半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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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琳帮他整理资料,他摸着盲文板一个点一个点抠,
错了就擦,擦了再写,稿纸堆得比桌子还高。
1958年,《汉语双拼音盲文方案》经教育部批准,在全国盲校试行。
盲文符号从原来的408个减到54个,声母韵母拼合规律简单,盲人学起来比老盲文快一倍。
北京盲校的老师写信来,说学生用新盲文写作文,
句子比以前通顺多了,以前写十个字错八个,现在错两三个。
有盲人写信来,说以前学老盲文半年认不全字母,现在用新方案三个月就能读报纸,
黄乃摸着信上凸凹的盲文,手指停在“谢谢您给我们光”几个字上,半天没动。
1960年代,全国80%的盲校都用上了新盲文,印刷厂开始出盲文课本、盲文报纸,
连偏远地区的盲人也托人来买盲文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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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叫他:“中国盲人之父”,他听了摆摆手,
说:“我就是个摸黑走路的,碰巧给后来人搭了个小路灯”。
他这辈子,生在元帅家却没享过几天福,17岁瞎了右眼,27岁彻底看不见,
结三次婚都散了,连精神都垮过,可他没停,摸着盲文板抠了三十多年。
后来盲文方案写进教科书,
全国盲人都用他创的符号认字、写字、读书,连国外的中文盲校也跟着学。
有人说他傻,自己都在黑暗里,还管别人看不看得见,
他却摸着安琳的手笑,说:“黑暗里待久了,才知道光多金贵”。
他走的时候73岁,安琳把他常用的盲文板放在墓前,
板上的凸点被摸得发亮,像星星落在黑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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