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岸英看望外婆向振熙，问她有什么要求，向：我要10万元

1950年5月，长沙旧宅的木门吱呀开了，

毛岸英提着帆布包跨进门，看见外婆向振熙坐在藤椅上，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外婆，我从北京来看您了。"

他刚放下东西，老人突然开口："岸英，你能不能给我十万块？"

旁边伺候的保姆手一抖，搪瓷缸子磕在桌角，

这可不是小数目，那会儿普通工人月薪才两百多，十万块能买三套院子。

毛岸英也愣住了，他知道外婆一辈子节俭，连买根红头绳都要比价，怎么突然要这么多钱？

他望着老人深陷的眼窝，那里面藏着的，恐怕不只是一个老人的晚年需求。

岸英急着追问，老人却摆摆手，从怀里摸出个油纸包，里面是皱巴巴的药方子。

她指着其中一张："王婶去年冬天咳血，代垫了五副汤药钱，总不能让人家掏这个钱。"

又翻出张欠条："还有东头李木匠修房梁的工钱，欠三年了。"

"政府按月给我发着津贴，够花了。"老人枯瘦的手摩挲着衣角，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

"那年开慧她爹在日本读书，家里断了粮，是王婶偷偷塞了半袋米……"

光绪二十九年那年初春，杨昌济揣着她变卖嫁妆凑的盘缠去了日本，

临走时看着她肚子里五个月的身孕，只说了句"家里有你，我放心"。

她就真的一个人扛了十年，白天在纺车旁绕棉纱，晚上就着油灯给公婆煎药，

杨开智三岁时出天花，她三天三夜没合眼，拿自己的奶水调了草药往孩子嘴里喂。

最险的是光绪三十四年那个梅雨季，五岁的开智烧得说胡话，乡下郎中束手无策，

她把孩子用布带绑在背上就往镇上跑，八里山路全是泥坑，雨水顺着斗笠边缘流进衣领，

她滑倒了三次，爬起来时嘴里还哼着哄孩子的童谣，

到了药铺门口，人直接栽倒在门槛上，手里还死死攥着孩子发烫的小手。

后来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每次跟学生提起妻子，

总说"我家向氏，是读过《女诫》却不守《女诫》的奇女子"。

1918年深秋，北平豆腐池胡同的小院飘起煤烟味。

杨昌济在北大任教后，

青年毛泽东常披着蓝布长衫来讨教，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她就在外间纳鞋底，

听见咳嗽声便起身去续水。一次学生们讨论到后半夜，

她轻手轻脚往灶膛添了块硬煤，火星子噼啪跳着，把里屋的争论声都烘得暖了些。

后来见这群年轻人总空着肚子来，她开始提前温酒。

锡酒壶揣在灶灰里，酱肉切得薄如纸片，炒花生用粗瓷碗装着。

有回毛泽东淋着雪进门，她没说话，转身从瓦罐里舀出红糖，

在粗瓷碗里冲了碗姜汤，递过去时只说"趁热喝"。

学生们走时，她常把煮好的鸡蛋塞进他们书袋，油纸包上总要多缠两道绳。

那时她还不知道，这些被她用热汤暖过胃的年轻人，将来要扛起怎样的山河。

1920年冬杨昌济在北京病逝，灵柩运回长沙那天，向振熙当着毛泽东的面打开樟木箱，

把丈夫留学带回的怀表、皮箱连同自己仅剩的两支金簪全推过去：

"润之，你办书社缺本钱，这些拿去当掉。"

后来文化书社在潮宗街开张，

账本上"向振熙"的名字后面记着"银圆贰拾整"，那是当时一个小学教师半年的薪水。

1927年马日事变后，她把地下党送来的密信揉进外孙毛岸龙的尿布，

抱着孩子坐在门墩上，看着搜捕的士兵踢翻了堂屋的八仙桌。

杨开慧牺牲的消息传来时，她正给岸英缝棉衣，针扎破了手指，血珠滴在蓝布面上，

她抬手抹了把脸，连夜把藏在墙缝里的七块大洋塞给交通员："带孩子们去上海，路上别饿着。"

从光绪年间裹着小脚操持家务的少妇，

到新中国成立后领津贴的革命家属，向振熙活了九十二载。

前半生她跟着丈夫杨昌济信奉“教育救国”，

把嫁妆换成盘缠送他渡海求学，独自在乡下纺棉纱供孩子读书；

后半生她看着女婿毛泽东领着人闹革命，

把家里的樟木箱腾空当本钱，把外孙的尿布当成藏密信的“保险柜”。

杨开慧牺牲那年她六十岁，抱着三个哭着要娘的外孙，没掉几滴泪，

只说“你们爹在干大事，外婆陪你们等”，

转头就把藏在床板下的银镯子塞给交通员，“路上给孩子买个烧饼”。

新中国成立后她住进长沙旧宅，政府每月发的津贴，她总把大半攒起来，

说“留给孩子们读书”，其实岸英岸青早已工作；

邻居送来的红糖，她分成小包，托人带给乡下还在务农的远房侄孙。

1955年深秋她卧床不起，拉着来看望的岸英的手，断断续续说“奠仪别铺张，剩下的…交党费”，

后来清点遗物，枕头下果然压着个布包，

里面是七块六毛零钱，还有张字条，歪歪扭扭写着“此款应交组织”。

她没读过多少书，却懂得“家”要靠双手撑，“国”要靠人心护；

没参与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却用纳鞋底的手、温酒的壶、藏密信的尿布，

把自己的一辈子织进了这个国家的年轮里。

出殡那天，送葬的队伍里有白发苍苍的老邻居，有穿着军装的南下干部，

还有几个当年喝过她姜汤的学生，他们站在坟前，想起那个总在灶房添柴的老人，

突然明白：有些力量，从来不用大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