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党谴责难止暴力！美国政治困局背后，极化分裂才是最大的隐患！

犹他山谷大学的演讲厅里，掌声还没散尽，枪声就撕裂了空气。

31 岁的查理・柯克倒在演讲台后，鲜血染红了印着“自由”字样的横幅。这个本该讨论公共议题的校园角落，成了政治暴力的新战场。

谁能想到，曾只出现在新闻里的议员遇袭、官邸纵火，如今已爬进教室、社区会议？当地方议员在家门口收到子弹，当家长在学校董事会上因口罩议题互骂 “叛国”，日常正被一点点啃噬。

这场校园枪击，只是撕开了一道口子。那些藏在平静表面下的裂痕，早已蔓延到每个普通人的生活里。政治暴力究竟是如何越过红线，把“讨论”变成“厮杀”的？

为何美国当前政治暴力更具威胁性

或许有人会说，现在讨论美国政治暴力“达到历史高峰”是不是有点夸张？

毕竟美国历史上也有过不少动荡时刻。从南北战争的内战创伤，到60年代民权运动中的街头冲突，再到90年代民兵组织的活跃，哪一个时期的暴力程度似乎都不输给现在。

甚至有人会举例，20世纪初的总统暗杀事件（如麦金利遇刺）也不少见，现在的情况真的更糟吗？

这种质疑有一定道理。历史对比确实能提供参照系，避免陷入“当下最特殊”的认知偏差。

但如果细看数据，会发现当前的情况确实有其特殊性。普林斯顿大学“弥合分歧倡议”的研究显示，2025年上半年针对地方公职人员的威胁事件超过250起，覆盖40多个州，同比增长9%。

更关键的是，这些事件不再局限于高层政治人物，而是下沉到了地方议员、学校董事会成员等基层岗位。

这意味着政治暴力从“精英冲突”蔓延到了“日常政治”，这与历史上集中针对总统、议长等高层的情况不同。

芝加哥大学的佩普教授也强调，现在的暴力是“不同量级、不同历史阶段”的，左右翼同时爆发，且形式从暗杀扩展到纵火、骚扰、未遂绑架等多种类型，这种广泛性和多样性确实是过去二十年未曾有过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有人可能会觉得，把政治暴力归咎于“政治极化”是不是太笼统了？毕竟任何社会都有政治分歧，美国的两党对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会不会是经济问题才是根源？比如贫富差距扩大、中产萎缩，让底层民众积累了不满，才转向暴力？

这种说法也有合理成分。经济困境确实会加剧社会矛盾，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民粹主义抬头就与此相关。

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当前的政治暴力并不完全集中在经济弱势群体中。

比如刺杀柯克的嫌疑人是22岁的本地居民，并非典型的“底层贫困者”；袭击佩洛西丈夫的闯入者也没有明显的经济困境背景。

黄严忠教授的分析点出了关键：现在的对立已经超越了政策分歧，进入了“基本事实认知层面”的分裂。

皮尤民调显示，80%的美国人认为两党支持者不仅吵政策，连“事实是什么”都达不成共识。这种分裂比单纯的经济矛盾更难调和，因为它让对话失去了基础。

还有人可能会质疑，枪支管制真的是关键吗？不少国家也有激烈的政治对立，但并没有这么多枪击事件。

比如英国脱欧期间，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对立也很尖锐，但极少发生政治暗杀。这是不是说明，美国的问题根本上还是政治文化，而非枪支？

这种对比有启发性，但恰恰说明枪支是美国政治暴力的“催化剂”。

其他国家的政治对立之所以没演变成大规模暴力，一个重要原因是暴力的“实施门槛”高。没有枪，想搞暗杀或大规模袭击难度大得多。

沃尔特教授指出美国“满足所有暴力发生的条件”，其中“公民容易获得枪支”是独有的。数据也能佐证：美国民间枪支保有量超3.9亿支，平均每人1.2支，而英国每100人只有6.2支。

当政治对立到一定程度，枪支的存在会让“极端想法”更容易变成“极端行动”。所以说，枪支不是根源，但它让美国的政治极化更容易以暴力形式爆发。

也有人会问，两党真的一点妥协空间都没有了吗？历史上美国也经历过严重分裂，比如新政时期的左右之争、民权运动时期的种族对立，最后不都通过立法和社会运动化解了吗？现在的“全赢或者全输”模式会不会只是暂时的？

国政治困境的系统性危机

这种历史乐观主义值得尊重，但当前的情况确实有特殊性。

新政时期虽然吵得凶，但两党都认可“政府应干预经济”这个大方向；民权运动后，两党在“种族平等”的基本原则上达成了共识。

而现在，盖洛普数据显示温和派比例从1992年的43%降到2024年的34%，创历史新低。

这意味着中间力量的萎缩让妥协失去了缓冲带。更麻烦的是，如沃尔特所说，共和党从当前的制度缺陷中获益，民主党又缺乏改革的足够力量，形成了“谁也不想改”的僵局。

当然，历史也告诉我们，危机往往能倒逼改变，比如1963年肯尼迪遇刺推动了民权法案通过。

但问题在于，现在的暴力事件反而被两党用来攻击对方（比如特朗普指责“激进左派”，民主党暗示共和党纵容极端主义），这种“借暴力强化对立”的操作，让危机更难转化为改革动力。

还有一种看法是，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政治暴力”，是不是说明主流社会仍然理性，极端暴力只是少数人的行为，不必过于担忧？

这种对主流理性的信任有道理，但数据背后藏着隐忧。

虽然多数人反对，但埃默森民调显示22%的民主党人认为针对企业高管的凶杀“有点可接受”，马里斯特民调显示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暴力可能“让国家重回正轨”。

这些比例看似不高，但考虑到美国的人口基数，意味着有数千万人对政治暴力的容忍度在上升。

更危险的是，这种容忍正在按党派分化：共和党人支持“暴力可能有用”的比例是民主党的两倍多。这说明暴力容忍不再是孤立的极端想法，而是开始与党派立场绑定，变成“我们”和“他们”的对抗工具。

当一部分人开始觉得“对敌人使用暴力可以理解”，暴力就容易从“少数人行为”演变成“群体默认的选项”。

综合来看，这些质疑都从不同侧面提醒我们，分析美国政治暴力需要避免简单化。

但也有人梳理下来发现：政治极化是根源，枪支是催化剂，民主制度失灵是土壤，局势不容乐观，依然站得住脚。

政治暴力的频发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极化对立+枪支泛滥+制度僵局+社会分裂”的叠加结果。

要改变这种局面，既需要两党放下“全赢/全输”的思维，也需要从枪支管制、媒体伦理、基层对话机制等多个层面发力。

但就目前来看，正如沃尔特预测的，2026和2028年的选举可能成为新的冲突点，美国要走出“暴力民粹主义时代”，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