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叛徒，没有价值后被敌人枪决，临刑前却大喊：共产党万岁

“1949年10月28日早上六点，你可曾后悔？”黑暗的走廊里，狱友刘国压低了声音。涂孝文摸了摸因为饥饿而下陷的脸颊，轻轻回了一句：“到刑场再说。”铁门“哐啷”一响，脚链碰撞的回声告诉所有人，生命只剩最后几小时。

时间往前推十一年。1938年，年仅十九岁的涂孝文跟随川江船舶一路逆流到达重庆北碚，在一个简陋茶馆里郑重宣誓入党。那天，他写下“杜谦益”三个字作为化名，理由很简单——“谦益”二字提醒自己“做事谦虚，利益群众”。谁也料不到，这个名字几年后会让军统特务闻之色变。

1945年初夏，长江上游雨声不断，川东游击纵队在奉节、大巫一带举事。纵队队员更愿意称那支部队为“老杜游击队”，因为负责策划行动的正是身披草绿色短褂、留着络腮胡的“杜先生”。短短三个月，近三十处伪保甲机关被捣毁，险些让当地特务体系崩盘。敌情报告里反复出现一句话：“务必捉拿老杜，否则川东难安。”

战局随着解放军三大战役节节推进而倾斜。1948年秋，国民党在西南的统治走向末路，特务却并没停手，他们想用鲜血挽回面子。11月，万县地下党出现裂缝。叛徒冉益智落网后不等拷打，迅速列出几十个姓名。自此，警报每天都在川江沿岸拉响——只要有渡船靠岸，必会有大批特务搜查。

有意思的是，冉益智在口供中把“杜谦益”和“老杜”划了等号。军统特务徐远举像抓到了救命稻草，立即成立“杜案专组”，把冉益智当活地图用。徐远举向上级拍胸脯：“两周之内必定人到案到。”他没想到，追捕过程持续了五十多天，付出十余名探员受伤的代价。

1949年1月，涂孝文在万县码头与黄绍辉秘密接头。江面雾气弥漫，汽笛声被挡在白雾里，二人以货运清单做掩护交换情报。突然，一声枪响划破夜色。涂孝文回头，只见七八条黑影飞扑而来。黄绍辉被打倒在木栈道上，他则被五花大绑押往宪兵队。徐远举亲自提审：“老杜，你有两条路，合作或挨刑。”涂孝文沉默。第二天一早，鞭子、老虎凳、竹签轮番上阵，疼痛摧毁了他的身体，也击垮了意志。他交代了几十名联络员的位置，其中就包括女党员李青林。

李青林落网当天，重庆下起大雨。她被架在担架上，半截脚踝已经被老虎凳折断，却咬紧牙关一句不出。特务拿不出口供，索性把涂孝文押来对质。湿冷的审讯室里，李青林抬起头，眼神像刀子一样扫向他：“你这家伙在学校就缠着我，现在倒好，投敌报复？”一句话，把他钉在耻辱柱上。涂孝文脸色煞白，低头不敢答。徐远举见状，不耐烦地挥手把他拖回牢房。

夜深，牢房里滴水声回响。刘国、陈然等人轮番劝说：“迟早都要给个交代，想一想游击队的兄弟想一想奉节的老乡。”那一晚，涂孝文几乎没合眼。第二天，他主动把审讯室里能说的全都缩成一句：“无可奉告。”特务气急败坏，酷刑加身，他却再没吐出一个名字。

1949年7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横扫长江以南。重庆特务明白大势已去，开始着手“清理人犯”。一纸名单上，涂孝文排在第三十二位，备注：“叛徒，已无利用价值，可处决”。此后几个月，他被转到白公馆监狱，与江竹筠、陈然、刘国等数十名烈士关在同一排牢房。狱友们偷偷传阅报纸，红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消息像火焰一样点燃他们残存的希望。有人说解放军很快就会攻进重庆，有人却担心自己等不到那一天。

刑前的两小时，狱卒命令所有人写“悔过书”换取活命。刘国把纸揉成团，朝墙角扔去。涂孝文却接过笔，刷刷写下一行字：“叛变有愧，枪口以北仍是同志。”他折好纸递给看守，不求宽恕，也不求翻案，只想作最后的辩白。

押赴刑场的卡车沿着嘉陵江边的石板路前行。江风吹来，带着桂花味道。陈然突然唱起《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涂孝文用沙哑嗓音跟唱，车厢里的歌声此起彼伏。枪口对准时，他大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子弹穿透胸膛，声音却像落在江水里的石头，久久荡开。

值得一提的是，当晚白公馆小牢房里还遗留着涂孝文的破棉衣，袖口缝着两张微型地图——万县至云阳的游击线路。这条线路后来在解放军进军川东时派上了用场，为前锋部队节约了两天行程。军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曾评论：“那件棉衣，比任何口供都可靠。”

从地下工作者到叛徒，再到刑场上高喊口号，涂孝文的人生像急转弯的山路，曲折得让人心惊。有人骂他懦弱，有人说他悬崖勒马。我个人更在意的是，这样的转变背后折射出地下斗争的残酷——在高强度酷刑面前，肉体与意志都可能瞬间崩塌，谁能坚持到最后，从来不是口头决定的英雄主义，而是日复一日的信仰磨砺。

遗憾的是，涂孝文的名字没有被列入最初的烈士名册。直到20世纪90年代，研究党史的学者在西南军区档案里发现他的审讯笔录与最后的检讨书，才把这段扑朔迷离的经历拼凑完整。当地老百姓议论道：“这个人啊，走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可命已经没了。”这句朴素评语或许最为贴切——叛变的代价是一生，悔悟的时间却只剩几天。

今天，重庆烈士陵园的碑墙上新刻上“涂孝文”三个字。游客经过，多半不会停留太久，除非他们知道，这几个字后面曾有一条被痛苦撕裂又被信仰缝合的脊梁。对经历战争年代的人来说，一句“共产党万岁”不是仪式感，而是翻越死亡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