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高智担任毛主席秘书，晚年回忆：主席曾说他只管两个半人

“1965年春天的下午三点，北京还带着初春的微寒。”室内灯光昏黄，高智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主席，我想坏了！”平静如水的颐年堂，因为这一句话忽然生出波澜。这是他们阔别三年后的重逢，也是最后一次握手。两个人沉默片刻，毛主席微微点头，轻声回应：“以后进京，一定要进来坐坐。”一句话，不长，却把往昔十年的点滴拉回到眼前。

高智第一次与毛主席面对面，并非这间屋子。1944年深秋，他还是陕北绥德师范一名普通师范生，骑着一头瘦驴，连夜赶往延安。那年陕北风大，黄沙直扑脸颊，他却觉得空气里都是新鲜的理想味道。到了中央机要科，他收到许多手书电报，墨迹遒劲，落款“毛泽东”。他好奇地问同事：“真的是主席亲笔？”得到肯定，心里一热，隔着纸张仿佛听见那位尚未谋面的领袖在交谈。

第一次真正见到毛主席，是在杨家岭黄土坡。主席身形修长，正背手散步，脚边掉了半截烟。高智愣在原地，没敢上前。那时他做梦都想不到，以后自己会替这位领袖整理文件、筛选情报，甚至深夜守在门口，只为确认老人家是否睡稳。

北平解放后，机要系统随中央移驻。在新政协成立的忙碌里，高智每天踩着报时钟点，穿梭于中南海各处会议厅。1953年初，他被叶子龙叫去：“组织上决定，你到主席身边当机要秘书。”高智下意识就拒绝，理由全面：陕北口音重、湖南话难懂、责任太大。叶子龙哈哈一笑：“主席在陕北待过，你怕他听不懂？”推辞无果，高智只得硬着头皮“试上一试”。

第一次报到是在丰泽园。罗光禄给他演示文件流程：分类、批注、呈递，一张张纸堆得像小山。午后，毛主席醒来，在卧室召见新来的年轻人。屋内光线昏暗，老人家半倚床头，翻着书。高智走近，汗水顺着鬓角淌下。主席伸手：“欢迎，欢迎！”随后抬眼调侃：“高智，名字不低，’智’还‘高’嘛！”一句玩笑，紧张立刻化开。

接下来几天，他专盯文件标题。遇到无题公文，照搬《人民日报》的风格，连副标题都加。毛主席翻了几页，忍不住笑：“秀才编报纸？开门见山就行。”高智尴尬，却更明白了简洁务实的分量。

1956年，中央正式设置“五大秘书”，却只有高智和罗光禄24小时轮值。深夜常常是他们与毛主席最密集的相处。某日已近凌晨，主席准备熄灯，忽然发问：“老高，我到底管多少人？”高智条件反射：“全国、全党、全军。”主席摆手：“错，我只管两个半人。你，一个；老罗，一个；夫人，算半个。”高智愣住，随后明白，这其实是提醒——凡事落实到“人”，而不是“数”。

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里，也有意外插曲。有一次傍晚返回中南海途中，车窗半开，冷风不断灌进来。主席忽然说：“饿了，想去饭馆。”高智心跳加快：出门没提前做保卫预案，哪敢乱动？脑中闪过罗瑞卿提过的新街口羊肉泡馍，于是试探：“要不要吃碗泡馍？”主席爽快点头。随行卫士先行侦察，确定安全后，一行人低调进店。八碗泡馍，热气缭绕；毛主席眉开眼笑。结账时发现兜里钱不够，高智满脸通红，只好告知老板次日补付。老板看出分量不凡的客人，爽快答应。第二天清早，高智骑车送钱，老板坚持不收，推脱数次，最终才塞进柜台。店里人事后才反应过来：那晚坐进雅座的是毛泽东。

1959年6月南下视察，是高智工作中压力最大的一段。他跟随专列抵达长沙，酷暑难当，车厢没有空调，只能用大块冰降温。主席夜里睡得糟，一句“太热”让高智脱口：“下火车，住宾馆。”主席摇头：“回老家。”电话接进专线，他连拆线的时间都没有，硬生生把电话线拽断。湘潭、韶山、长沙、武汉，一路奔波。到九江已是子夜，按计划连夜登庐山，高智估算三百多个弯，劝主席船上休息到天亮。第二天他守在门外到凌晨三点，确认主席服安眠药后才肯离开。李连成告诉主席，高智半夜还来探看，主席只说一句：“老高，心细。”

1960年底，毛主席生日罕见设家宴，席间话锋一转：“屋里看文件容易闷，得下去看看。”高智当即表态愿意下基层。许昌的田埂、农户的炕头，他比很多干部更早嗅到农村困难的气味，回京后如实汇报，为后续决策提供了参照。也是那次调研，让他萌生常驻地方的念头。

1962年4月19日，毛主席在颐年堂与高智长谈。“愿意留？”“怕自己变‘屋里人’，想去西安。”主席沉默良久：“那好，到西安。先把学习计划给我。”合影那天，毛主席左手撑拐，高智右手搀扶，快门声响起，两人目光都不舍，却都没有多余的话。随后，高智把文件整齐归档，接着便踏上返回陕西的列车。此后，他低调在地方系统工作，极少提及“机要秘书”这段履历。

外人并不知道，毛主席一直记着那位“好心人”。1965年高智进京开会，尚未走出西直门，卫士就把他带进中南海。那场45分钟的谈话，没有官样寒暄，只有家常式的问候。临别，毛主席拍拍他的肩：“进京，别忘了进园子。”

1976年9月9日，噩耗传来。高智正在西安整理文件，电话里的声音沙哑，他几乎握不住听筒。赶到北京，他守在灵柩前，低声道：“主席，我来了。”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制服早已洇湿。那一刻，他忽然想起十三年前车上那阵热腾腾的羊肉泡馍香气，以及更早以前，黄土坡上那个散步的身影。

很多年后，朋友问他：“主席说只管两个半人，到底什么意思？”高智淡淡一句：“信任。”再问缘何至今仍用“机要员”自称，他笑笑：“那一口气，不能断。”字短，却沉甸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