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特务徐远举，狱中熟读毛主席语录，因一部小说错过特赦猝死秦城

1949年12月9日夜，昆明的寒风裹着细雨。刚刚吃过晚饭的徐远举被好朋友沈醉留在客厅谈天，谁也看不出沈醉已与卢汉达成起义协议。几个小时后，军警破门而入，“徐处长，请跟我们走一趟。”徐远举愣住，嘟囔一句：“又是哪位同僚开玩笑？”没人回答，他被推上吉普车，至此走完自己的“特务生涯”。

第二天清晨，戴着手铐的徐远举被押进白公馆。他一步三回头，似乎还在寻找脱逃的可能。值班警卫冷冷提醒：“进去吧，这回没人给你发机票。”墙壁斑驳，铁门沉重，这里曾是他屠杀江姐等革命者的地方。讽刺的是，如今角色互换，他成了囚犯。徐远举心知肚明：枪毙八成跑不了。

最初几周，他桀骜不驯。年轻审讯员问话，他吼道：“少将处长轮得到你？”那股凶劲把同监战犯都吓得噤声。可11月27日一过，他没被拉去审判，倒被带去医院动肛门大手术。看着忙前忙后的医护和日夜守卫的战士，他第一次茫然：共产党真的要救我？

回到白公馆，他成了另一个人。晨起跟读《新华日报》，晚间抄写《论持久战》，嘴里常挂“我要学习”。沈醉私下调侃：“老徐，变得像个小学徒。”“命是人家救的，不学行吗？”这是狱中为数不多的对话，短短一句，显示态度转折。

1956年初，他与曾扩情、王陵基等被押赴北京功德林。一路上，他神采奕奕，像去参加培训。功德林实行分组学习，他最爱抢着写墙报——那张“新生园地”的白床单很快被他写满检举材料。谁要是装糊涂，他立刻上稿，“某某仍背包袱”“某某拖泥带水”，笔锋毒辣，管教干脆称他“活档案”。

有意思的是，他并非一味告密。面对邱行湘与康泽为几根肉丝吵翻，他写下“争一碗汤丢一条路”，劝两人各退一步。不少战犯暗骂他“猎狗”，他摊摊手：“我这条狗在守规矩，总比以前乱咬人好。”一句戏言，换来满屋尴尬，却无人反驳。

1959年刘少奇主席签署首批特赦令，功德林炸开锅。镜头对准宋希濂、沈醉，徐远举在角落数着“咔嚓”声，试图从快门频率猜测名额。名单公布时没有他，他没吭声，只在日记里写道：“沉住气。”1960年第二批特赦，沈醉出去了，他仍原地踏步。这回他拧毛巾似的发作：“难道我改造不够？”姚处长把他叫去，递过一本《毛主席语录》：“再看看这册子，别光看名单。”徐远举捧着薄薄小红本，一字一句背诵，从此成了功德林“语录达人”。

1961年，《红岩》出版，全国热销。小说里“徐鹏飞”的形象与他高度重合，战犯们偷偷传阅，指着书乐道：“老徐，你成名人啦！”徐远举苦笑：“成名能换自由？”传闻他曾整宿翻书，对照情节，边看边叹。以往的残酷被文学放大，无形中加重了他的思想负担。

1964年，他自写《我的罪行实录》，两万余字，句句剖腹般坦白：“血手染红岩，千刀万剐亦不足恕。”材料上交后，管理部门曾把他的名字列入第六批特赦预案。然而，小说影响太大，社会反响激烈，“徐鹏飞”三个字成了反派代名词。考虑再三，名单划掉了他。通知没公开，徐远举只感觉“似有风声又归沉寂”。

进入特殊年代，秦城监狱环境骤变，批斗频繁。别的战犯词穷挨骂，他却凭熟记的语录对答如流，“你背一句，我回一句”，竟屡屡折服批判者。监管干部暗中议论：“老徐脑子真快，可惜脾气不改”。他自己也急，连写报告要求下田劳动，“身体好，拉车也行”，想用苦力证明决心。

1973年1月19日，缝纫组交验产品，他的成品被判不合格。几句质疑后他怒不可遏：“我自己收拾！”随后泡冷水澡泄火。深夜，他高血压爆发，鼻孔冒血。21日转复兴医院，脑溢血持续加重，22日清晨心跳停止，终年五十九岁。

死讯传回秦城，部分战犯沉默良久。文强后来写下那副对联：“毁誉已鲜明……我尚长悲”，聊作悼念。两年后，全部战犯获特赦，走出高墙的老同伙对人感慨：“要是老徐再忍几年，也该坐车回家。”

徐远举生平功过，自有史料评断。讽刺的是，他在监狱里研读最多的，是改变自己命运的语录书；而影响特赦走向的，却是一部描写他罪行的小说。命运转折往往藏在意想不到的细节里，这一点，暴烈的徐远举直到生命终点才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