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业回乡后做了民警，在一次审判大会时，看到发小竟是死刑犯！

我叫李云柱，兄妹四人，我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妹妹，我老家是山东滨州农村的，父母也都是老实巴交的种地的农民。

在同年的玩伴中，我的表哥刘大春可以说是情投意合的一对好兄弟。他是我远房舅舅的儿子，比我大一岁。

由于他家在我家的邻村，离得不远，我读初中时，要经过他的村庄，因此，每到上学的时间，他就在村口等我，然后两人结伴上学。寒暑假的时候，我们每天几乎是形影不离的，他经常来找我一起去掏鸟窝，去河里逮鱼摸虾。

我们初中毕业之后，我跟着哥哥在砖厂干了两年，在1985年，我参军去了部队，到了广西边境，成为了一名边防高炮部队的炮兵；

而表哥刘大春则是辍学在家，开始务农了，于是，我在当兵走了之后，我和表哥刘大春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更没有联系过。

时过境迁，一转眼，就是12年过去了，在这些年里，我在部队入了党，并且转为了志愿兵，期间，我也如愿以偿地和老家的同学崔红红结了婚，之后，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我是1997年转业回家了。在地方政府安置的时候，我去了老家镇上的派出所工作，成了一名基层民警。

等我上班安定下来了之后，我也和父母打听过表哥刘大春的消息，母亲只是说：“你大春哥现在可厉害了，在市里混呢！听说他每次回家，都开着轿车，抽的都是几十块一包的烟；喝的是高档酒，听说他做的生意很大，了不起呢，现在是有钱人啊！”

我一听，本想联系表哥刘大春的念头，便立马消失了，我在想：“如果我现在找他，肯定会让他认为我有求于他，巴结他！”

于是，对于我这个从小就有些倔强性格的人来说，我便主动放弃联系我的表哥刘大春了。

有一次，我和战友在市里聚餐的时候，我听一名战友说，说他们那里有个叫春哥的人，是盖楼、建筑工地上的“大佬”，手下兄弟一大帮，平时说一不二，大家都不敢惹。

我想，“这家伙，肯定是带有涉黑性质的大混子啦！”不过我当时，也并没有向我表哥刘大春身上去想。

于是，此事就这样过去了。

在两年之后，即在1999年的一天，我和派出所的同事，去了县城参加了“扫黑除恶”的审判大会，我作为派出所里的一名代表，在审判大会现场执勤。

大概八点左右时，随着一阵嘈杂声和车辆的轰鸣声，许多车辆鱼贯而入，在前面开道的，是公安干警驾驶的偏三摩托车。

当那些犯人一个个被押送到前台的时候，突然，在一瞬间，我发现了一个被五花大绑的熟悉身影，只见他的脖子上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面写着他的罪名，并且他的姓名上三个字上面用红色笔打了个大叉，我知道，那是死刑犯的标志，我有些难以置信。

随之，在审判长宣读判决书的过程中，轮到“刘大春”的时候，顿时，我便惊得目瞪口呆！我心想，他在市里混的，怎么会在县城受审，事后才知道，他犯下的杀人案，是在县城里。

当我听到刘大春因为涉黑性质、绑架勒索、故意伤害他人性命，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最终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五味杂陈，脑袋里面一片空白，直到回到了派出所，下班回家之后，我的精神看上去还是有些木讷的样子。

当父母看到我的状态，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便将表哥刘大春的事情，原原本本得和父母说了一通，父母听了，也不禁为之唉声叹气，最后，父亲感叹道：“儿啊！这就叫天作孽，有可恕，人作孽，不可饶啊！”

我听了，不禁一阵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