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一群所谓的“革命志士”在日本

文/周伯通

我要帮大家把历史捋一捋，否则现在很多人脑子混乱的很，比如一谈到有些人对国家搞破坏，便有人开始阴阳怪气，把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志士拿出来说事，说，为什么当初他们要拆清廷的墙角，他们难道不是搞国家分裂吗？并且还甩给你现在流行的一段话讽刺你，叫，“如果你觉得祖国不好，你就去建设它；如果你觉得政府不好，你就去考公职人员、去做官；如果你觉得人民没素质，就从你开始做一个高素质的公民；如果你觉得同胞愚昧无知，就从你开始学习并改变身边的人，而不是一昧的谩骂，抱怨，逃离。”

这句话讲的好不好，当然讲的非常有道理，而且非常能迷惑人，对一个王朝末期的起义者或革命者攻击力都是挺大的，好多民族的英雄就这样被解构掉了，现在历史观混乱的很。如果你极力地反驳他，说“百姓不易、造反有理”啥的，又落入了他的另一个叙事圈套，就是我觉得稍有不满，那卖国、做间谍、做汉奸都是正常的，这也就是海外好多“反华”的人士的逻辑。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周武王反商，诸侯代汉，李家换隋，历史上不都是正面意义叙事的么，甚至连隋炀帝都纳闷了，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朕开运河，筑长城，兴科举。东征西讨，万国来朝，功盖万世。朕给他们饭吃，让他们活，那些刁民为什么要反朕？”我估计晚年的崇祯也是这样的想法，我天天没日没夜地上班，从来都不敢休息一天，为何天下烽火四起，到处都是农民起义反我呢？

其实到了一个朝代的衰退期，所谓的皇帝其实和贱民已经在一个壕沟里了，都成了无产阶级，你想去修补或改良是斗不过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呢，为了维持表面上的虚职，又不得不和这些利益集团站在一起，去镇压农民，结果倒台的更快。最后一个朝代亡了，把锅直接扔给皇帝就行了。

我们要评价历史，遵循一个客观的事实，所有的疑难杂症就解决了，不会到今天如此的认知混乱，也不会被日本人带偏了节奏，倭寇还说新中国建设它们也有功劳啥的。古代史观记历史的手法已经是很先进了，完全没有必要让现在的半桶水的文化人来搞创新。

比如说整个周朝从兴起到消亡的过程，肯定了前期的功绩，但也指出了后期的糜烂，再加上分封制的不足之处，诸侯失了周天子这个共主之后，于是开始天下纷争，整个战国时代的叙事，并没有站在哪一个诸侯国的立场说事，而是全方位地剖析各国的得失，然后秦如何一统，接着又怎么失了天下？

历史周期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曾经的进步势力，时间一长，变成了“落后的反动势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屠龙少年终成恶龙”，这个时候你想推翻他，你就是“进步势力”！若是一个王朝处于上升的发展期，你联合各方势力，想把它搞垮，那你是个野心家，是个反动派，是个卖国贼。我们要看这个时间段的行为，才能做出准确的评价。而不是像日本的“汉学家”，写文章，故意混淆，把当前留在日本的“反贼”，当作“革命志士”的种子。 那这些“反贼”如果穿越到“慈禧年间”呢，你说他是“进步力量”，倒是能说的通。

关于中原大混乱时期，只要如实地把各方势力的来源说清楚就行了，用新闻三要素的方式告诉国人，不要在里面夹带今天的破烂思维，什么为了团结，连“胡”字都不敢写，“乱华”更说不得，你这属于没事找事，古代史观已经定论，直接采用就是了。如果有人讲，破坏了团结，那他现在自己去找以前的像“司马迁之类”的记历史的人就行，锅甩给他们就可以了。现在的“团结派”，迟早会把中国的历史玩成裹脚布一样臭不可闻，这样的人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至于元和清，大家比较纠结，这有什么好纠结的，大大方方地说，一个是异族外包统治时代，蒙古帝国暴打全世界的时候，最后分裂成好几个派别，忽必烈这一支占据了儒家的中原，又去暴打其他蒙古势力，说别的蒙古势力是“蛮夷”，无非就是寻求一个理论支撑，元朝很短，统治近乎完全外包给当地汉人官绅，他们唯一上心的事便是定期收税。那些汉人官绅，表面上对蒙古人唯命是从，实则在地方权势滔天，只要按时足额交税，便可以随心所欲行事。元朝并不能仅仅说亡于几个皇帝，而是亡于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和所谓的乡贤。

现在大大方方地谈论“元”没有事情，主要是清算的彻底，不存在“蒙古帝国复辟派”还占据着生态位。至于“清”也简单，它是一个捡漏的政权，如果你说他和李自成一样，是受不了大明的压迫，然后起义的话，那得国就很正了，没有必要现在如此纠结。他是南下打草谷的时候，正赶上李自成等起义军把大明帝国打穿了，作为一个“边陲的地方政权”，捡了一个大漏。

他为了寻求得国合法性，有自己的一套“辩经法”，比如，他是为了大明报仇而来，然后决定厚葬大明皇帝，由于王朝兴衰，自有天数，如今上苍把天下交给我，这就是命数。这是200多年来自大又自卑的王朝，自大是“以少胜多”，自卑是“别人都看不起我，我非得使点暴力和变态的手段不可！” 如何暴力和变态，如实记录即可，只要被团结派美化了，日本人立刻就会跳出来说，“中国迟早也是天命归我，上一次我是没有成功的清朝，下一次我一定能成功！”

日本现在还是高人一等的看人的，每个王朝到了末期，腐朽其实都是一回事，无非是利益者压迫大多数底层人，最高一排的首领其实已经和底层人沦落到一个战壕里了，没人执行他的国策。在清朝末期，日本人是完整地介入了“中国的变革”的，为什么呢，一个是日本的西化改革，走上了工业化的路；第二个日本拿到了巨额的清廷赔款，因此从任何一方面都有自信看不起清朝。从1896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15年时间里，先后从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有3万多人，这里面不乏后期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的。

随便举一些例子，有这些留学日本的人，我们一说就知道的，如，东京青山实践女校的秋瑾；陆军士官学校有，蒋介石、阎锡山、李烈钧、徐树铮、杨宇霆、汤恩伯、蒋百里、许崇智、孙传芳；振武学校有，蔡锷、吴玉章、王揖唐、唐继尧、何应钦等人，法政大学有，沈钧儒、陈天华、宋教仁、杨度、曹汝霖等人，另外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李四光、林伯渠、王国维、戴季陶、董必武、郭沫若、廖仲恺、廖承志、何香凝等等，均留学日本的，我们的周总理也在日本留学过，至于搞艺术搞音乐的，那就更多了，数不胜数，知名的有田汉、聂耳，我只是举一些对中国革命有影响的人物。

我们不必避讳这些“革命志士”是留学日本的，他们推翻的是“反动腐朽的势力”，并不是搞“国家分裂”。但是现在日本给我们引导了进入一个误区，既然把清廷整垮的一批人，你们给予的基本都是正面评价，那现在我日本有好多“反华的中国人”，我也可以视之为“革命志士”呀，这完全是偷换概念，混淆认知。

当年留学日本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是“革命志士”，汪和蒋都是留学日本的，现在评价很低，一个是大汉奸，一个是反动派，蒋粉不要抬杠，这个人的历史如实写，都能恶心死人！因此死后才入了日本人的神庙，叫“中正神社”。另外日本说他培养了“反清人士”，但为什么随后你以大屠杀的方式进入中国呢，很明显，一开始就居心不良么？

日本为了窃取中国真的是煞费苦心，对于日本培养所谓的“革命志士”的行为，我们要明明白白的和它们辩经，用毛主席的话说，“假如哪一天我们也腐朽的不可救了，那也欢迎人民群众拿锄头来打我们，而我自己，也要重上井冈山！”你看，你只要有这样的政治格局，就根本轮不到现在日本的所谓“革命志士”在背后搞小动作，用毛主席的话说，假如我们腐朽了，轮不到你们来，我们自己就要打自己，这就是“断腕求生、自我革命！”

我们有缺点要大大方方地讲，比如腐败问题，但是我们反腐败也是全球力度最大的，也要去宣传；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也要讲，比如全社会系统性的扶贫；我们的手段也要讲，就是站在群众立场，改革一直在路上；我们的长远目标也要讲，那就是建立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共富社会；把这些价值观和执行策略明明白白摆在台上，能接受的，大家一起奋斗，不能接受的，你去欧美国家也好，去日本也好，悉听尊便，来去自由，志不同则道不合嘛！

凡事就怕“认真”两字，我们就最讲“认真”的至理名言。无数事业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事就怕认真，什么事就怕较真。面对困难和问题，一是一、二是二，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抓到底地整改，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我们是这种认真的思想，日本人私下搞的那些浑水，怎么可能影响到我们，那些躲在幕后的“宵小之辈”妄图带着“革命志士”的帽子，简直是沐猴而冠，徒让中国人感觉到好笑滑稽！

明人不说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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