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历史阴影中的德国转型

也许所有亲历过二十世纪欧洲历史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孕育了歌德、巴赫、贝多芬的民族，为何会同时诞生出希特勒、党卫军与奥斯维辛？希特勒的千年帝国颠覆了欧洲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理想，毒气室的浓烟抹去了二十世纪历史上所有人性的亮色。

历经劫难的人们只有一边反思罪责和忏悔的同时，进行精神与物质上的重建。反思并非意味着与过去彻底切割，悔罪也并不意味着一个民族将永远沉沦在罪孽中难以解脱。战后德国回归文明世界的尝试并非一帆风顺，所谓的清算也难称彻底。但是一个民族必须经历集体心理上的炼狱般的自省，才可以获得重建生活的崭新力量，赢得灵魂的重量。

历经威廉德国、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的历史学家梅尼克在他的名著《德国的浩劫》中对后代有这样的期待：“德国精神再度发现自身之后，仍然必定会在西方的共同体内完成其特殊和无可替代的使命”。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当德国已经成为欧洲政治不可取代的中坚力量，关于纳粹和战后的解释却随着西方新兴的民粹主义浪潮出现了微妙的摇摆。当曾以为难以撼动的记忆出现了新的阴影，以正义的追寻作为身份象征的德意志民族，又该如何抉择？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12日专题《未终结的忏悔：战后德国的罪与罚》B04-05。

撰文 | 王子琛

当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在乌克兰危机的压力下宣布德国国防政策的“大转向”，承诺未来以1000亿欧元的资金投资德国军备时，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曾警告欧洲国家警惕德国军国主义的复辟。在21世纪20年代的欧洲，这样的警告被大部分欧洲国家当成是戏词，仅有民族右翼执政的波兰可能会利用这一议题掀起舆论战，目的也常常是为了对抗德国主导的欧盟一体化，而非简单重提历史恩怨。

可是，就在三十五年前，当铁幕倒塌，两德即将统一的时候，欧洲的舆论氛围却大不相同。即便法德和解数十载，法国总统密特朗仍然不情愿看到两德的统一，担心欧洲的实力平衡被打破。写作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的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彼时也声称军国主义的基因仍然在德国挥之不去，两德统一绝非欧洲之福。

欧洲邻国的警惕难以消散，乃因统一的德国是欧洲两次大战的源头。两次世界大战彻底终结了欧洲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也逆转了20世纪初的乐观主义势头。人类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没有带来永远的进步，而带来了纳粹主义、集中营和种族灭绝。德国在世界大战中被决定性地击败二十年后，就又发起了另一次战争。军国主义仿佛刻在德国人的基因里，乃至于1945年美苏两国中都有认为要从地理和经济上彻底毁灭德国的论调。

德国非但没有毁灭，反而迎来了新生。德国的“去纳粹化”甚至成为国际舆论中交口称赞的样板，仿佛1945年的战败之后，一夜之间，德国就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国家，变成了一个坚定捍卫自由民主主义、摒弃狭隘的民族观念并推崇多元主义和跨地区合作的善意大国。倘若真的如此，纳粹主义的幽灵便不会在这个国家如影相随——以至于在2025年，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AfD）的基层组织中，屡屡爆发出使用纳粹符号和纳粹语言的争议，却仍能得到五分之一选民的支持。德国究竟是已经脱胎换骨，还是仅仅将纳粹主义的幽灵强行压制？今日的德国，究竟是一个多元、包容、开放的民主国家，还是一个利用东欧剧变而吸血东欧国家的“第四帝国”？亦或者，不同的身份在如今的德国并存，恰如今日德国人不得不面对的身份认同危机一般？要理解这一切，就必须理解德国究竟如何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新崛起并完成了转型。德裔历史学家康拉德·雅劳施的著作《文明的重建》从告别过去、重建民主和现代化与应对新时期公民社会的挑战三个部分梳理了德国战后五十年的重建史。

《文明的重建》

作者：（德）康拉德·H.雅劳施

译者：刘志刚

版本：译林出版社2025年3月

是尘埃落定，还是悬而未决？

在中国的舆论界中，德国被视为真诚反思战争罪行和纳粹事迹的国家，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应。人们很容易想起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的“惊人一跪”，这与日本首相屡次悍然参拜靖国神社相比，看起来诚恳而高大。其实，德国这种“深刻反思战争罪行”的形象，也是战后数十年间被逐渐建构起来的。

勃兰特在华沙的惊人一跪，其来有自。两德分治之后，苏联影响下的东德政府在签署战后协议时，将包括西普鲁士在内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了波兰，使得波兰政府可以接受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转移给苏联，由此形成所谓的“东部边界”问题。在西德执政的保守派基民盟/基社盟（CDU/CSU，此后简称为联盟党）政府在总理阿登纳的带领下拒绝承认东部边界的变化，称东德向波兰割让土地是非法行为。在整个60年代，联盟党在竞选和宣传活动中，都使用1918-1938年的德国东部边界地图，以表示立场。对东德政权的态度上，联盟党政权也坚持外交部国务秘书瓦尔特·哈尔斯坦提出的“哈尔斯坦主义”，不与任何承认东德的国家建交。

1969年西德政党轮替，执政近20年的联盟党被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此后简称为社民党）取代。社民党新总理维利·勃兰特提出了与哈尔斯坦主义针锋相对的“新东方政策”，决定与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国家改善关系，缓和西德与东德之间的矛盾，为西德争取更大的外交空间和回旋余地。勃兰特在华沙的下跪谢罪正是为了拉拢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国家，贯彻其“新东方政策”的路线。相比真诚的悔罪，更像是现实利益下的策略性行动。如果勃兰特和社民党真的要诚心为纳粹罪行悔过，那么在他的内阁中担任联邦经济和财政部长，在社民党中也担任副主席的赫尔穆特·施密特首先会感到尴尬。因为这位以左翼自由主义形象示人的社民党高层曾经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

当然，后来担任联邦总理的施密特会辩解称，他是被迫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正如他1939年被迫参军。纳粹党在德国实施了极权主义统治，这意味着德国的所有社会组织和团体都不可避免地和纳粹党产生联系，甚至是纳粹党的从属组织。许多德国人身上都有纳粹党留下的印记，参加过国防军或纳粹党的组织，而在战争结束后，他们很快恢复了自己的工作，从事其战前就在从事的职业，甚至成为重要的政治家。大量犯下战争罪行的国防军将领，甚至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刑期的人，在战后成为西德国防部和北约的顾问。他们大多会宣称自己在内心深处厌恶、甚至在行动中消极地反抗过纳粹政权。

站在1950年的视野上，西德政府看起来充斥着“纳粹余孽”。苏联控制下的东德政府指控西德要让纳粹政权复辟并非纯粹的空洞之词——雅劳施的观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战后德国对纳粹党的清算并不彻底，大部分人被放过，因为要全面清除纳粹党的影响被证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让500万-800万德国人彻底被社会主流所排斥和限制，很可能只会成为新的极端主义酝酿的温床。战争刚结束时，大部分德国人也并非以反战、反纳粹的理念开始反思。他们更多担心自己的生计，同时困顿于战争失败和国家受挫的痛苦中。

如果使用常见的“反战败”和“反战”的命题，1946年的德国人同样充斥在浓厚的“反战败”情绪中。雅劳施揭开了一个常被人们忽视的过程，那就是在战争结束的最初几年里，德国人是如何面对未来的。大部分德国人都在迷茫中度过，许多人不肯相信国家已经战败。随着事实变得越来越无可挽回，人们陷入疲惫和绝望。

美国主导的占领当局尝试对德国人的纳粹罪行展开彻底清算。在1945年底到1946年初，美国人开始对德国人和纳粹党之间的关系展开甄别。然而，纳粹党的统治模式意味着大部分德国人和其所处的社会组织与纳粹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由于要甄别的德国人数量太多，大部分甄别最终成为形式上的流程。在涉案的366万人中，事实上只有4.8%被判别为纳粹党的核心成员而受到惩罚。

以战后德国经济发展为背景的电影《伯尔尼的奇迹》（Das Wunder Von Bern，2003）剧照。

这样的肃清行动，其实也未能得到德国社会公众的认可。在1946年，尚有57%的民众支持这一政策。到了1949年，便只有17%的人支持这一政策了。然而，这一行动毕竟在社会中树立了一种主流的公共道德评价标准。即便侥幸能够逃脱，原因也只是其对纳粹党罪行的参与程度有限而已。这种强制性社会评价的树立，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逐渐让纳粹主义成为德国社会的一种禁忌。即便许多前纳粹党人在50年代于西德政坛复出，他们也不会尝试重新评价纳粹主义。

在雅劳施看来，另一个帮助德国人走出战败和纳粹主义的要素，是路德维希·艾哈德主导的经济自由化所带来的经济恢复。从俾斯麦时代开始，德国经济的自由化要素就很少，德国式的“计划经济”当时被称为“理性化”，受到普遍的推崇。艾哈德大胆的经济自由主义实验迅速让德国摆脱了战后的贫困和匮乏。事实上，这是一种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的模式，一方面强化监事会中工会代表的权力，促成劳资协调，一方面则尽可能确保经济交换的自由化，避免过度的管制挫伤到经济活力。经济的迅速复苏甚至超越了纳粹党在1934-1938年的经济绩效，因为那种以投资和结汇出口驱动的经济复苏成为后续欧洲战争的伏笔。经济的迅速复苏甚至超越了纳粹党在1934-1938年的经济绩效，因为那种以投资和结汇出口驱动的经济复苏成了后续欧洲战争的伏笔。在经济绩效和肃清运动的双管齐下中，德国人仿佛走出了战后的阴霾，并使纳粹遗产的问题尘埃落定。

增长的奇迹与转型的震荡

西德的经济增长被教科书称为“经济奇迹”。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西德从一个战败国变成西方阵营中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艾哈德奠基的“社会市场经济”贡献不浅。实际上，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代际交替引发了新的矛盾，欧洲核战争的阴影则让反战运动破壳而出。来自极端主义的压力始终在这一阶段困扰着德国，走向欧共体和欧洲一体化的道路也绝非外人想象的那么轻易。

进入1950年代之后，德国的政坛并不平稳。围绕着是否加入北约的问题，联盟党内的反战派就发起了一次分裂。基民盟创始人之一的古斯塔夫·海涅曼提倡中立主义，认为加入北约会导致德国再次陷入战争危险之中。北约和重建的德国军队对前国防军军官——其中许多人被认为有战争罪行——的起用，也很大挫伤了公众对这一计划的支持度。在德国战败的背景下，中立主义的设想曾经很有吸引力。在苏联，也不乏高层人士赞同两德可以在成为永久中立国的前提下统一。不过，阿登纳坚定地走大西洋主义路线，寻求与英美的结盟，这为西德和合并后整个德国的外交取向，以及联盟党的外交基因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伯尔尼的奇迹》（Das Wunder Von Bern，2003）剧照。

当然，从英美两国的视角来看，德国在国防问题上的大西洋主义立场为欧洲的一体化提供了机遇。如果德国的再武装是在英美的监视下展开，这种再武装对邻国的威胁将是可控的。当苏联和东德为西德加入北约和开始再武装感到担忧时，这种大西洋主义的再武装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戒心。欧洲一体化的开端是1950年提出的舒曼计划，这与西德加入北约并开启再武装的时机几乎重叠。舒曼计划，以及1951年成立的煤钢共同体最初只是为了应对经济压力，事实证明没有这样的跨国协调机制，欧洲的经济复兴便无从谈起。

围绕着经济合作，阿登纳内阁受到了强大的压力。经济民族主义者们反对这样的合作，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软弱的内阁也使其难以产生一条稳定的外交路线。华约组织成立后，两德分治成为定局，西德转向西方已经没有争议，但问题是，西德究竟转向哪一种“西方”？在基民盟内部产生了“大西洋主义者”和“戴高乐主义者”的分歧，前者主张与英美的密切合作，呼吁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日耳曼人的团结，而后者则主张和法国合作并在北约和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下寻求欧洲的自主性。

分歧在50年代就已初见端倪。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这两派的分歧并不是根本性的。如果没有北约和跨大西洋关系担保德国的安全，并确保德国的再武装是在受监控的情况下进行，欧洲合作无从谈起；而如果没有欧洲合作，跨大西洋关系中欧洲对美国的价值便大大减少。从5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一直为要在欧洲投入多少军事力量而权衡，一个经济上能够自足而繁荣，且拥有更强自卫能力的欧洲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可若是像戴高乐主义者那样将欧洲大国从北约的统一指挥框架下拉出，欧洲的利益便又和美国的利益发生了龃龉。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最终形成了一种“两全”的平衡。英国优先强调英美特殊关系，将跨大西洋关系放在了第一位；法国则首先强调国家主权，不允许跨大西洋关系损害到法国的国家利益。德国则在20年的欧洲一体化中确立了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如雅劳施所言是，“一条成功的西方政策既要求和法国保持友好关系，又必须对美国表示忠诚。”

《无主之作》（2018）剧照。

德国拥抱西方，自然也意味着文化和民间观念上的“美国化”，通过商品和服务的流通，美国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了德国。但西方盟国强加给德国的民主制度是否能顺利运转？在雅劳施的总结里，德国的民主面对三个方向的压力。其一是民主制度能否在来自左右两端的极端主义压力中幸存下来。自从西德建立，纳粹余孽们就以国家民主党等名义卷土重来，而由于德国的分治，倾向于东德模式的激进社会主义者们也将西德政府看作反自由主义的北约傀儡。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力量都希望推倒西德政府，为此，西德以吸取魏玛德国的教训为名，设立了宪法保卫局，以所谓“防卫民主主义”主动取缔和打击“反民主”的政党。围绕“防卫民主主义”的争论更多见于政治哲学领域，虽然德国政坛建制派将其视为一种成功的经验，但极左翼和极右翼力量实则只会因此而怨恨西德宪法，视其未能平等地给与所有意见表达和政党活动以公正待遇。事实上，是经济增长、文化转型和德国主流政党的团结，在选举中挫败了极左翼和极右翼的政治运动，维护了民主的稳定。宪法保卫局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似乎仍是一个留待研究的问题。

其二是文化转型带来的挑战。德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具有权威主义色彩的。即使在拥抱民主之后，阿登纳率领的联盟党在政治文化上仍然具有权威倾向，其依靠的基督教会也提倡等级制的文化观念。民主制度更多是一种精英代议的模式，多元的思想表达和民主的决策方式应该仅仅存在于国家政权中，在社会的其他系统单元中，权威和家长制结构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大部分联盟党政治家都担心左翼提倡的，要求将民主精神容纳在不同的社会子系统乃至经济领域之中的诉求。即便工会在企业的监事会中得到了半数代表权，但在工会内部，治理结构仍然是权威式的，而新兴的激进左翼和自由派则想希望改变这样的现状。这种文化转型最终带来了1960年代青年对社会和国家不满的“大爆发”。1969年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使得德国激进左派尝试着开始了一次“体制内的长征”，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权威主义的文化。到1982年联盟党重返执政权后，虽然尝试在文化上恢复50年代的保守权威主义，德国的面貌已经永远改变了。新兴的市民运动以绿党为代表，开始登上德国的政治舞台，英格尔哈特所谓的“后物质主义议程”得以表达。议程的更新换代，以及文化的转型虽然给德国的民主制度带来了压力，但主流政党并未对其完全排斥，而是不得不顺应其动向，并最终巩固了德国的民主文化。

其三是1970年代的恐怖主义和社会运动带来的震荡。1933年，希特勒正是利用“国会纵火案”建立了纳粹党的极权统治。因此，当1970年代以“红军旅”为代表的极端政治派别尝试以政治暴力的方式与国家权威对抗时，保守分子是否会利用这一机会反对民主，成为对德国民主的考验。事实上，虽然“红军旅”在德国社会中制造了不安情绪，但社民党和自民党的联合政府成功度过了整个70年代，而没有让议程被保守派所主导。德国的保守派也没有因为这些极端政治活动而提出反民主的议程，而是重新展开了对自由民主制边界的讨论，通过对极端主义者的排斥以尝试明晰自由-民主的政治边界——分歧应当通过政治程序和代议机构表达，而不是通过超议会的暴力袭击。

随着极端运动的退潮，德国的民主制度傲然屹立。1991年两德合并结束了德国的分裂，也标志着东德的经济模式被德国人所抛弃。西德模式似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历史终结了，德国也告别了纳粹主义和战败的阴影，走向了崭新的未来，一个跨大西洋主义和欧洲联合主义许诺的、自由平等、繁荣多元的、作为欧洲政治和经济引擎的德国。到这一刻，德国的重建真正完成了。果然如此吗？

《伯尔尼的奇迹》（Das Wunder Von Bern，2003）剧照。

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重建

2003年，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以单边行动入侵伊拉克，激起了欧洲国家的反对，尤以法国和德国的反对最激烈。施罗德大胆反对美国的单边行动，被视为德国和欧洲作为多极世界的重要参与者发挥影响力的契机，也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上的裂痕——德国和欧洲将在与美国寻求共识的背景下，独自追寻其自身的利益。

然而，德国并不愿意更远地迈出一步。对于成为“政治大国”，德国始终心有余悸，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让德国人更难愿意承担国际上的政治性责任，遑论成为欧洲的政治领袖。在2010年爆发的欧元危机中，德国稳健的经济表现成为欧盟经济的引擎。然而，在如何构架欧盟的长期经济结构改革以帮助结束欧元区的不平衡发展上，德国同样未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只是坚持紧缩政策，以避免魏玛德国恶性通胀导致纳粹党崛起的灾难再临。

2015年，难民危机席卷欧洲，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拒绝大批量接受难民之后，惊人地以“我们能做到”做出了政策回旋，接纳百万难民，一时被视为政治表率。这似乎是战后德国首次在重大政治议题上表率式地承担政治责任。然而，接受难民的决策引发的争论延续至今，选择党自此崛起，并以反难民、反移民论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支持，以至于掩盖了其党内纳粹同情者的底色。

《无主之作》（2018）剧照。

德国的重建完成了吗？在雅劳施教授和笔者看来，所谓一劳永逸的重建本就是一个政治幻想。德国人越是希望脱离作为纳粹国家和二战战败国的形象，回避其不可避免的一系列政治责任和争议性政治议题，就越是难以逃脱过去的阴霾。在身份认同问题上正是如此：早在难民危机爆发之前，围绕着欧洲的民族性问题，围绕着是否应该接纳更多东欧移民问题，德国国内早有争论。由于民族主义被视为纳粹崛起的助力，德国的大部分政治家并不敢公开地主张民族主义论调，然而德国国民的身份认同终究还是成为一个议题。西德是一个绝大多数人口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如果不谈日耳曼人的共同身份，白人基督教徒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替代性的文明认同概念。德国的保守派政治家也无法阻止对东欧移民的接纳，因为德国的人口代际更替使得社会保险体系承担压力，必须依靠移民补充人口。

但这些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当难民危机到来时，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因为这次接纳的难民有截然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观念。由于要告别过去的民族主义，不采取极端立场的德国政治家无法以民族主义的角度宣布属于德国人的共同民族身份，只能以经济压力、国家承担能力和欧洲内部难民配额分配的公平性等问题做出反难民的宣示，这些理由又往往不堪一击，因为在反难民情绪的背后仍然是实质性的民族或文明观念，这种观念将信奉伊斯兰教的难民和移民视为异类，担心他们逐步“替代”德国的人口并取代德国的文化。

选择党的竞选活动往往以“常识”为底色，其“常识”叙事更接近一种狗哨政治，以掩盖更加种族主义的议程表达。自2023年来，常有选择党的小范围会议中更具有冒犯性的议程被曝光的事态出现，这表明看似温和化的选择党实际上仍以种族主义情绪为政治动员的基础。问题是，这种种族主义是否构成纳粹主义的回潮或复辟，其议题是否是类纳粹式的？选择党中不乏被发现使用纳粹标志和口号的行为，但在剧场政治已经成为常态的21世纪，这种模仿在多少程度上意味着对纳粹核心理念的认可，甚至本身成为一种以获取选票为目的的“亚文化”活动？

由于纳粹主义的历史负担，德国的保守派政党成为欧洲国家中的异类，直到今日都坚持“防火墙”策略，不在任何议题上与极右翼的选择党合作。然而，德国的建制派政治家也失去了与选择党辩论的空间，除了寄希望于经济恢复可以消弭极端主义外，并不敢真正回应选择党的大部分议题，而只能空泛地斥以威胁民主制度。德国政府希望吸取纳粹上台的教训，探讨是否启动对选择党的党禁程序，但曾经的德共和国家民主党更多消亡于选民的抛弃，而非简单地一禁了之。

《伯尔尼的奇迹》（Das Wunder Von Bern，2003）剧照。

站在2025年，德国的政坛仿佛回到了1946年的一片废墟中，甚至看不清未来的方向。选择党屡次在民调中成为德国的第一大党，左翼的左党、持有经济民族主义立场的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和极右翼的选择党这样被政坛建制派视为“非主流”的政党屡屡在民调中斩获超过40%的选票。在西德时期主导其政治的主流大党联盟党和社民党只是勉强获得半数席位组成大联盟政府，在移民、税制、国防安全等议题上则反复产生分歧。德国人对政治的失望情绪屡创新高，与1988年80%以上的人对当时的民主制度持满意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德国的“重建”从来没有真正完成过。因为这一次德国要走出困境，依靠的不会是反思历史，而只能是看向未来。

杜牧在阿房宫赋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收尾，感叹人们从不以史为鉴，总是犯下同样的错误。对德国来说，杜牧的感叹显不成立，因为他们重建国家的每一步都以借鉴魏玛德国和纳粹的教训而完成。可是，借鉴历史教训也并没有让德国逃脱当下的困境，因为每一个时代自有其新问题，而历史的教训就未必值得借鉴了。

相比不愿借鉴历史的教训，纳粹主义和二战的惨痛似乎让德国过度地借鉴其教训。战后的德国看似完成了重建，可八十年后却仍困在曾经的阴影之中。如若不是俄乌战争和新冠疫情的压力，在举债已成常规的当下，德国政府对赤字财政都避之唯恐不及，原因仅仅是魏玛德国恶性通胀的前车之鉴。德国虽然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却迟迟不肯承担政治责任，因为地缘政治和“现实政治”（realpolitik）曾经将欧洲和德国拉入深渊，而经济增长却带来了西德最稳定、最繁荣的一段时期，因此只关注经济议题成为德国政党的共识。

如今，就连所谓的“六八一代”都已垂垂老矣，而欧盟也从锐意进取、充满朝气的欧洲合作项目，变成了臃肿、迟缓、官僚主义和民主赤字问题严峻的庞然大物。从德国重建的历史经验中，雅劳施教授想要告诉德国人的，恐怕并非重建本身的成败是非，而是重建中所展现的精神与方法论：面对现实，反思过去，但也要拥抱未来。哪怕没有一条明确清晰的道路，正确的答案也一定不会在前事之中。或许，这才是“重建”对今日的德国和欧洲的意义。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王子琛；编辑：罗东 李永博；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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