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没有痛苦？别看走得很安详，其实痛苦程度远远超出想象

每当听闻“安乐死”这三个字，许多人的脑海中便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

一位老者或病患静静地卧于床榻，身旁家人的陪伴满含温柔。医生轻手轻脚地调试着仪器，不多时，病人似是沉入甜美的梦乡，神态安详且宁静。

这般场景，着实极易令人萌生一种错觉：这是一种饱含尊严、毫无痛苦的离去方式。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在那些看似平静离世的表象之下，会不会隐匿着无法诉诸言语的挣扎与煎熬？

尽管我国明确禁止安乐死，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仍有一起与之相关的事件发生。1984年，在陕西汉中的一间病房内，患者夏素文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她的腹部肿胀得极为明显，呼吸也变得十分困难。每一次试图翻身的举动，于她而言，都仿佛遭受利刃切割般剧痛难忍。

一纸诊断书如晴天霹雳般落下，她被确诊为肝硬化腹水。医生无奈地摇头，那神情仿佛宣告着难以扭转的命运；家人的心瞬间被痛苦击碎。远在外地的儿子王明成接到电话，心急如焚，马不停蹄地从异乡匆匆赶回。夜幕降临，他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边，眼神中满是担忧与不舍。

时光流转，两年匆匆而过，夏素文的病情急剧恶化。她满心绝望，向儿子王明成倾诉，称自己已无意苟活于世，恳请王明成助她摆脱这般煎熬。王明成强忍着夺眶而出的泪水，心急如焚地找到主治医生蒲连升，言辞恳切且不断地哀求医生能帮母亲终结这无尽的痛苦。

起初，蒲连升态度极为坚决，断然拒绝，他秉持着医生的职责在于救死扶伤，而非助他人走向生命终点。然而，王明成多次恳切哀求，甚至签下了免责声明。在那个夜晚，蒲连升的内心防线终究还是有所松动。

他为夏素文注入了一支药剂。短短几分钟后，夏素文平静地离世了。这成为中国首例公开的安乐死事件，然而，其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极为沉重。

夏素文的大女儿在知晓事情真相后，义愤填膺地将医生起诉至法庭。很快，蒲连升与王明成就被羁押，法院启动审理程序。这场官司漫长持久，一打便是五年之久。1991年，蒲连升被判定无罪得以释放，然而，医生的声誉却已遭受了无法挽回的重创。

来自英国的男子西蒙，在2015年被诊断出患上了渐冻症。医生告知他，生命最多还能延续两年时间。

大家都知道，渐冻症是一种极为残酷的疾病。患者的身体会渐渐失去行动能力，直至瘫痪，到最后，就连吞咽和自主呼吸都难以做到。患者明明意识清醒地活着，却仿佛被禁锢在坚冰之中，无法挣脱。

西蒙做出了前往瑞士实施安乐死的决定。他拍摄了纪录片《How to Die: Simon’s Choice》，用以记录自己生命最后的历程。在生日那一天，西蒙躺在瑞士安乐死诊所的病床上，亲自按下了输液装置的开关。仅仅几分钟之后，他便在宁静之中离世。

然而在镜头之中，他的母亲险些昏厥，妻子更是哭得肝肠寸断。当这部片子一经播出，舆论瞬间鼎沸。有人称赞他胆识过人，亦有人心存疑虑。

2018年，来自日本的女性小岛美奈做出了一个重大抉择——前往瑞士实施安乐死。她罹患的是多系统萎缩症，这属于一种慢性神经退行性疾病。在病情尚未迅速恶化之前，小岛美奈毅然决定提前终结自己的生命。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她与姐姐一同在瑞士开启了一段旅程，游历的同时，还拍摄下了记录其最后时光的纪录片。

当小岛美奈按下注射按钮的瞬间，一抹微笑浮现在她的脸庞。仅仅四分钟后，她的呼吸永远地停驻。姐姐伫立在侧，泪水如决堤之水般奔涌而下。回国之后，姐姐坦言，那一刻宛如烙印般深深刻在生命里，心中的遗憾与痛苦，难以用任何言语来倾诉。

傅达仁是台湾地区颇具知名度的体育主播。2018年，他于瑞士进行了安乐死，整个过程极为公开透明。彼时，他身着礼服，录制了一段时长124秒的视频，在其中向朋友以及广大观众深情道别。

视频中的他笑容满面，尽显洒脱之态。然而，又有谁知晓，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他熬过了多少个辗转难眠、满心纠结的夜晚？

审视这些案例，不难察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抉择看似波澜不惊，实则背后潜藏着巨大的身心痛苦与挣扎。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人都奔赴了同一个地方——瑞士。原因在于，瑞士是当前为数不多允许外国人实施安乐死的国家之一。

在瑞士，名为“解脱”的组织拥有逾11万名成员。其每年助力上千人终结生命，表面上看处于合法范畴，然而在这看似合规的表象之下，争议实则从未消散。

该组织所提供的实施方式涵盖药物注射、气体窒息等，甚至还专门研发出了安乐死胶囊。患者躺入其中按下按钮后，舱内会迅速充满氮气，在短短几分钟内便会死亡。

乍一听，安乐死似乎宁静平和，但实际操作过程远非如此美好。就拿药物注射这一方式来说，不少会用到氰化物。这种药剂毒性极强，能快速致人死亡，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令人痛苦不堪的反应：剧烈头痛、窒息感强烈、器官功能迅速衰竭，甚至脸部会呈现出可怕的紫色，口中还会散发出苦杏仁的气味，离世时的惨状触目惊心。

也有人采用安眠药与麻醉剂联用的方式，先是使人陷入昏迷状态，进而导致呼吸停止。不少人误以为陷入昏迷就不会感到痛苦了，实则不然。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肌肉抽搐、面部扭曲以及呼吸困难等状况，在生命终结前的几分钟，依然是痛苦的挣扎。

在荷兰，安乐死合法化已久。早在2003年，便有7000多起合法实施的安乐死案例。然而，即便处于这样的合法化状态，围绕安乐死的社会争议始终未曾停歇。

有人心存忧虑，害怕其遭到滥用，乃至沦为谋取钱财、伤害性命的工具。一旦相关制度开启，究竟由谁来实施监管？又该由谁来判定一个人是真心求死呢？

在我国，安乐死相关之路还远未开启。法律有着清晰且明确的界定，将安乐死归入故意杀人范畴。以蒲连升医生的事例来说，即便其行为是出于同情悲悯之心，最终也未能规避法律的惩处。

国家着重指出，生命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容侵犯，绝不可因一时痛苦便轻率地自我终结，更不应将生命的决定权拱手予人。

1988年，国内某电台开展了关于安乐死的专题讨论。最终的反馈显示，近九成的听众支持安乐死合法化。这一结果表明，国人并非全然排斥安乐死，只是心存忧虑，顾虑其可能被滥用，以及背后或许潜藏的不良因素。

有人认为，安乐死是对人性尊严的一种崇高致敬；也有人觉得，这仅仅是一种躲避痛苦的方式。然而，无论秉持何种观点，安乐死背后所牵涉的法律、伦理、心理以及社会影响，皆不容小觑。

如今，科技的进步也促使安乐死呈现出更具科技感的形态。以安乐死过山车为例，它借助高速旋转的方式，致使人体脑部迅速缺氧进而实现快速死亡。尽管这一设计目前尚未付诸实际应用，然而其诞生已然充分表明，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于死亡的方式愈发予以关注。

然而，问题在于，随着技术愈发先进，手段日益多样，人们的心理准备却愈发不足。那些选择安乐死的人，是否真的已然做好了准备？而他们的亲人，又是否真的全然理解呢？

当前，安乐死在我国尚未被放开。一些人据此认为我国观念滞后，实则不然。恰恰是由于我们秉持更为审慎的态度，才不会轻易推开安乐死这扇大门。

安乐死，绝非单纯的医学议题，而是一道交织着社会、法律与伦理的复杂难题。

每个案例的深处，皆隐匿着难以言表的伤痛；每次看似平静的消逝，或许都是一番深切的挣扎。

人类对死亡的认知，绝不应基于技术与便捷，而应构筑于尊重、理性和制度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