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新疆老农民要见毛主席，曾12次拦车上京失败，结果如何？

“1958年9月的清晨，北京站候车大厅里，一个满脸风霜的老人拉住我，急切地问：‘同志，北京是不是就要到了？我得赶紧去见毛主席。’”那一瞬间，我才真正理解什么叫“念兹在兹”。这位老人就是库尔班·吐鲁木，一位在塔克拉玛干南缘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维吾尔族农民。可事情的起点并不在北京，也不在1958年，而要从1956年的一场丰收说起。

1956年秋，叶尔羌河谷遍地金黄，小麦沉甸甸压弯了麦秆。库尔班守着自家14亩新分下来的土地，心里踏实得像被暖日晒过的馕。他一边把麦穗打进麻袋，一边嘟囔：“这么好的日子，是毛主席给的，我得去当面谢谢他。”话音刚落，他拍了拍跟了自己几年的那匹小毛驴，决定立刻动身。乡亲们看他搬出杏干、桃干，又装了几十个馕，觉得新奇：骑毛驴去北京？一时全村都涌来劝阻，然而老人只回一句：“毛驴慢，但心快。”

县委书记李玉轩闻讯赶来，耐心摆事实：三千多公里，两道大戈壁，一条河西走廊，老人家身体吃得消吗？库尔班不吭声，只把鞍囊又系紧了些。拗不过他，书记干脆提出折中方案——先让他到公路边碰碰运气，说不定能搭辆车。但谁也没想到，这一碰就是十二回：库尔班拦下货车、军车、邮政车，每次司机都被他执着打动，却又怕老人一路颠簸出事，只能劝他回村。十二次失望，十二次返身，他却一次没丢掉篮子里的馕，“送给毛主席的，坏了也不扔。”

转眼到了195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下乡，听见了这桩事，特地上门。王恩茂拍拍老人的肩：“库尔班大叔，机会会有的，先把生产搞好。”这句话像一颗钉子钉在库尔班心底，他不再上公路拦车，把全部力气浇在地里。冬去春来，他却一封封往北京写信，连同干果一袋袋寄出。“我没文化，写不好，就画。”信纸上密密麻麻的“√”和“×”成了他的文字。

中共中央先后给他回了四封信，还把毛主席照片寄到家里。库尔班把照片裱在木框里，天天擦得锃亮，逢人便说：“主席说谢谢咱们！”可他心里明白，回信再多，也不如当面的一握手。

1958年夏，国家要在北京举办全国农具改革展览会，各省区择优派劳动模范入京。伊犁州名额名单一公布，库尔班赫然在列。火车开出喀什站时，他眯着眼牢牢抓住座椅扶手，生怕列车突然飞起来似的。同行干部逗他：“困了就睡会儿。”他摇头，“我怕一闭眼，北京就路过了。”直到郑州换车时，他看见站台高楼林立，当即提着行李跳下车，被铁路警察拦住才知道还没到终点。

9月16日中午，中南海怀仁堂外，参观团成员依次排队等候接见。太阳不烈，空气却透着庄重。忽然有人低声提醒：“主席来了。”人群瞬间静下来。毛主席步履稳健，微笑着同代表们握手。轮到库尔班，他先行民族礼，然后双手合握住主席的手，嘴唇哆嗦半天，只挤出一句：“毛主席，我是新疆库尔班。”翻译刚想补充，毛主席已微微点头：“库尔班同志，欢迎你。”短短七个字，老人泪如雨下，攥在怀里的杏干差点撒了一地。

接见结束，主席看见圆桌上的土特产，笑着说：“边疆人民的心意，我收下了。”合影时，新华社女记者按下快门，胶片定格了这一握手——一个赶了两年路的农民，一个改变他命运的国家领袖，两只手叠在一起，仿佛把塔克拉玛干和中南海的距离直接折叠。

归途中，库尔班整夜不睡，把北京城的灯火看成满天星。他对同行小伙子说：“我今天比昨天有劲。”到家那天傍晚，乡亲们早已候在村口。老人掏出那张发黄的合影，高举过头：“真的见到了！”人群一片欢呼，孩子们围着他问东问西，他只是抚摸着那双拍照时握过主席的手，默默笑着。

库尔班的一生，被地主鞭打、被风沙掩埋、被时代重新托起。有人说他固执，也有人说他傻，但就是这股傻劲，让远在北京的领袖听到了一个农民最质朴的呼喊。后来他的故事写进教材、拍成连环画，成了新疆许多孩子的第一堂党史课。库尔班自己却淡然：“我不过做了想做的事；毛主席给了我们土地，我给他送了几个馕，这就平了。”

今天再看当年那张合影，胶片里的微笑依旧清晰。库尔班用那12次拦车、几千里车程和一生颠沛，告诉后人：信念有多远，路就能走多远；一个普通人，只要心向光亮，就能把沙漠和首都连成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