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商人看中医暴毙，抓药先生自杀，妻子当天约见情夫，谁是凶手

01 怪病缠身，遍寻名医

1950年腊月的青岛，寒潮已至。

海风卷着咸腥的湿气，穿过德式建筑尖锐的屋顶，刮在太平路赢德坊的红砖墙上，发出呜呜的声响。

对于应靖波来说，这样的天气本是无碍的。他三十二岁的身子骨，就像海边最硬的礁石，任凭风吹浪打，始终屹立不倒。

可最近这半个月，他觉得自己的身体里钻进了一条看不见的蛇，一条阴冷而恶毒的蛇。

应靖波的家，当地人称之为“应公馆”，是一栋带院子的二层小楼，收拾得干净体面。

他是青岛本地人，出身买办家庭，父亲曾是德国颜料商的掮客，专跑码头和染坊。

子承父业，应靖波做的也是掮客生意，只是他不再仰仗洋人，而是靠海吃海，做起了海产品中介的营生。

从黄花鱼到对虾，从海参到鲍鱼，只要是这片海里出的货，经他的手一过，总能找到最合适的买家。

虽说这几年时局动荡，城头变换大王旗，但他的生意却像那退潮后沙滩上的海带，总能捞着一些。

活钱公司里没断过，他个人手里也常年攥着一笔私财，这笔钱，是他安身立命的底气。

十年前，他娶了本地“三福门染坊”老板刘三福的独女刘巧玲，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加上堂上健在的老母，一家五口的日子，过得富足且滋润。

应靖波素来有两样东西引以为傲，一是活络的生意头脑，二便是这副百病不侵的强健体魄。

早年间，他跟着当过义和团大师兄的伯父练过几年拳脚，筋骨扎实。

上学后，又时常借父亲与德国人打交道的便利，溜进洋人的俱乐部里踢球、游泳，练就了一身的好水性。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男人有了钱，身体必须好，要不就亏大了！”

就在一个月前，应靖波还和他的发小，人称“大罗”的罗广平在一家小酒馆里喝酒。

大罗在中学当体育教员，两人是从小玩到大的交情。

三杯“即墨老酒”下肚，应靖波拍着自己硬邦邦的胸脯，面带几分得意地吹嘘：“老罗你看，咱这身子骨，再过二十年，照样能下海搏浪。什么伤风感冒，从来不沾边。这人啊，钱要够花，身子要够硬，才算活得明白！”

大罗笑着捶了他一拳，说：“行了行了，知道你身子好，用不着天天挂嘴上。当心话说满了，老天爷听见，给你找点小麻烦。”

应靖波不以为然地哈哈大笑，浑然没把这句玩笑话放在心上。

谁曾想，一语成谶。

那条怪蛇，最初只是在应靖波的小腿肚里隐隐作祟，像一根冰冷的针，不轻不重地扎一下，随即消失。

应靖波起初并未在意，以为是夜里着了凉。

可没过两天，那条蛇便不安分起来，开始在他全身游走。

时而在后背，时而在臂膀，时而在胸口，走到哪里，哪里就泛起一阵绵密而深沉的痛。他试图用力按住那疼痛之处，想把那条“蛇”捉住，可痛感却倏然消失，仿佛只是他的错觉。

而当他稍一松懈，试图将其遗忘时，那啃噬骨肉血脉的痛楚又会变本加厉地袭来，让他坐立难安。

起初，应靖波想凭着自己足够硬朗的身体扛过去，他相信，只要自己熬得住，这条无形的恶蛇终会被活活“熬死”。

然而，一周过去，疼痛愈演愈烈，从间歇性的隐痛变成了持续性的折磨。

他晚上睡不着觉，白天精神萎靡，生意上的事也无心打理。

镜子里的他，眼窝深陷，面色发青，哪里还有半点往日的精气神。

终于，在又一个被剧痛惊醒的夜晚之后，他决定去看医生。

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信奉的是中医，望闻问切，草药调理。

但应靖波是个例外。受常年与德国人打交道的父亲影响，他对中医那些玄之又玄的说法素来嗤之以鼻，只信奉西医的科学与精准。

应靖波去了市立医院，挂了专家门诊的号，特意找到了父亲的老朋友，内科专家薛医生。

薛医生是留英的医学博士，在青岛西医界是权威人物。

见到应靖波这副憔悴模样，薛医生也吃了一惊。

经过一番详细的问诊，又安排他化验了血液，照了X光，结果却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一切指标正常。

薛医生拿着化验单，扶了扶金丝眼镜，沉吟道：“靖波，从检查结果来看，你的身体器官没有任何问题。你描述的这种游走性疼痛，很可能是神经方面的原因。精神紧张、过度劳累，都可能引发这类症状。”

说罢，他给应靖波开了一些缓解神经疼痛的西药，并嘱咐他要多休息，放宽心。

应靖波拿着药，满怀希望地回了家。然而，一盒药吃完，他体内的那条蛇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愈发猖獗。他感到无比沮丧，再次找到薛医生。

薛医生看着他愈发糟糕的气色，也犯了难，他诚恳地说：“靖波，也许是我看不了你的病。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一位专家，他是留美归来的神经内科专家，也许他有办法。”

薛医生介绍的这位专家，名叫史德诚。

青岛解放前，史德诚开着一家私人诊所，挂号费就要五块大洋，非富即贵者不敢登门。

解放后，他被新成立的海军部队看中，特招入伍，成了一名光荣的军医。

史军医的诊所设在海军部队的卫生所里，应靖波托了些关系才见到他。

史军医听了应靖波的陈述，又看了薛医生的病历，诊断结论与薛医生大同小异，也认为是神经方面的毛病。他尝试着给应靖波换了几种进口的西药。

然而，这些昂贵的药物，对应靖波来说，依旧如同石沉大海。

当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找到史军医时，这位留美专家脸上露出了罕见的无奈。他沉默了许久，对应靖波说：“应先生，西医不是神。像你这样的疑难杂症，现代医学也常常会遇到无法解释的难题。恕我直言，或许……或许你可以试试中医。”

史军医的这句话，对应靖波来说，不啻于一道晴天霹雳。

应靖波一直以来坚信不疑的科学堡垒，在自己身上轰然倒塌。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半天没有说话。

妻子刘巧玲端来一杯热茶，看着丈夫灰白的脸色，担忧地问：“怎么了？史军医也说没法子吗？”

应靖波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迷茫和挣扎，他涩声问道：“巧玲，西医让我去看中医。你说……我去不去？”

02 杏林圣手，一帖催命

刘巧玲并非寻常的家庭妇女。

其父刘三福，早年是帮会人物，身上素有一股江湖好汉的豪气。

日本占领青岛期间，他开的“三福门染坊”明面上是生意，暗地里却是国共两党的地下交通站，江湖上的抗日义士也常在此落脚。

刘巧玲自小耳濡目染，又念过初中，极有主见。她看着丈夫那张失了魂的脸，缓缓说道：“西医让你去看中医，那就看。但要看，就要看中医里真正的名医。”

应靖波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急忙问：“什么样的是中医里真正的名医？”

刘巧玲的眼中闪过一丝与她温婉外表不符的锐利：“技高人胆大，敢下别人不敢下的方子。你这病，寻常的方子治不了，就得找个能下猛药的。这样的中医才是名医，或许能治你这样的疑难杂症。”

妻子的一番话，让本已心灰意冷的应靖波重新燃起了希望。

他向来是个喜欢剑走偏锋的人，既然常规的路子走不通，那就索性走一条险路。

经人打听，夫妇二人将目标锁定在了青岛城中一位名气极大，也极富争议的杏林圣手——“施一帖”身上。

据说此人善开猛方，无论何等沉疴顽疾，一帖药下去，便能见分晓。

诊所设在一栋不起眼的灰色小楼里，没有悬挂任何招牌。

若不是门口排队候诊的人，很难想象这里藏着一位名医。

未见面前，应氏夫妇原以为大名鼎鼎的“施一帖”，定是位颏下飘着银髯，仙风道骨的老者。

哪知进到诊室，却见对面端坐的是一位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年龄不过三十来岁的青年俊才。

这副派头，倒是很对讲究体面的应靖波的胃口。

在他看来，中医敢穿西装坐诊，这本身就是一种自信，一种向西医叫板的姿态。

没有真本事，是断然做不出的。

“施一帖”的做派现代，诊病的方式却透着一股传统的、深沉的，甚至是高傲的劲儿。

应靖波付过不菲的诊金，刚要开口诉说自己的病症，“施一帖”却抬起右手，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

他示意应靖波坐下，伸出腕子，然后便将三根手指搭在了他的寸口脉上。切脉之时，“施一帖”双目微闭，口中念念有词，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病家毋须开口，便知病情根源。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诊金奉还！”

这一番话，听得应氏夫妇面面相觑，惊奇不已。

片刻之后，“施一帖”睁开眼睛，目光如炬，盯着应靖波说道：“应先生，你的情况是疼痛麻木，痛无定处，或游走全身，或定于手足诸关节，来去无常，时发时止。敝人说得对否？”

应靖波心中暗叹：真是神了！这半个多月来的痛苦，竟被他三言两语说得丝毫不差。他连连点头，脸上露出了久违的信服之色。

刘巧玲见状，更是满脸虔诚地追问：“施大夫，我丈夫这病，有治吗？”

“施一帖”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胸有成竹的微笑：“应先生此症，中医称之为‘痹症’，乃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而应先生体内的，是寒气最盛，故为‘寒痹’。寒痹用药，宜温经散寒，祛风除湿。这样，我先开一剂药你试试。如果服后觉得疼痛、麻木的次数减少了，那说明药已对症，来复诊时我便心中有数。不然，还得另做考虑。”

“施一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肯定，“不过，应先生请放心，你这毛病我包治包好，没有问题的，请尽管放心就是。”

说完，他便不再多言，取过笔墨纸砚，龙飞凤舞地开起方子来。

方子开好，交到应靖波手里时，“施一帖”又特意关照道：“这副药有点凶，服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反应，譬如发热、口干，都属正常，不要担心，熬过去就好了。你这毛病，只要把体内的寒毒逼出来，说好就好！这药最好是晚上临睡前服，服后蒙被而眠，出一身透汗，病就能去个七八分。”

应氏夫妇听了，如闻纶音，再三向“施一帖”道谢，然后离开了诊所。

那时候，名中医大多与固定的中药号挂钩，病人拿到药方，都需到指定的药号去抓药，以保药材地道、剂量准确。

与“施一帖”挂钩的，是青岛台西区云南路上有名的“九源堂国药号”。

出了诊所，应靖波觉得这回总算是找对了医生，压在心头多日的阴霾一扫而空

应靖波精神头一上来，便临时改了主意，对妻子说：“巧玲，你先去‘九源堂’抓药，抓好了拿回家，用清水浸泡着，别急着煎。我这病耽搁了不少事，公司里还压着几笔生意，我得过去处理一下。等我回家吃了晚饭再煎药，临睡前喝。”

刘巧玲见丈夫恢复了精神，自然是满心欢喜，点头应下，二人就此分头行事。

当晚九点多钟，应靖波处理完公司事务回到家中。

晚饭后，刘巧玲将浸泡了半下午、又用文火细细煎熬的汤药端了上来。

药汤呈深褐色，散发着一股浓烈刺鼻的气味。应靖波眉头没皱一下，一饮而尽。

随后，他遵照“施一帖”的嘱咐，上床盖上厚厚的棉被，准备捂汗。

刚躺下没多久，他便感到“施一帖”的这一剂药确实不同凡响。

自从发病以来，他每晚躺下都觉得浑身发冷，即便被窝里用灌满开水的紫铜壶暖了个遍，躺进去后仍像是钻进了冰窟窿。

但是今晚不同，蒙被不过几分钟，一股暖流便从丹田升起，迅速流遍四肢百骸，全身上下透着热气，舒服到了极点。

久违的困意袭来，他脸上带着一丝惬意的微笑，很快就沉沉睡去。

刘巧玲见丈夫睡得安稳，心中暗自高兴，便带着两个孩子到隔壁房间睡下了。

不料，午夜时分，一阵压抑的异响将刘巧玲从睡梦中惊醒。她侧耳细听，竟是丈夫在隔壁痛苦地呻吟。

她心里蓦然一惊，赶紧披衣下床，过去查看。

拉开电灯，眼前的景象让她大吃一惊。

只见应靖波满脸通红，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一手紧紧按住额头，另一只手则在颈部咽喉处痛苦地抓挠着。见到刘巧玲进来，应靖波用嘶哑的声音说：“我喉咙里像生了个炉子，嘴里像塞满了滚烫的沙子……快，快给我倒杯凉水！”

刘巧玲被他狰狞的表情吓了一跳，连忙倒来一杯凉水。

应靖波一把夺过，贪婪地一饮而尽，随即又道：“再倒一杯来！”

刘巧玲有些担心，但看他痛苦的样子，还是又倒了一杯。

应靖波一连喝了三杯凉水，似乎还想再喝。

刘巧玲不敢再倒，谎称凉水没了，最后倒来一杯温水。

应靖波喝了一口，长出了一口气，说：“三杯凉水下肚，那股火气压下去了。看来……看来是寒毒要排出来了。”

说完，他便重新躺下，似乎在期待着“施一帖”所说的“逼出寒毒”。

刘巧玲上前摸了摸丈夫的额头，并不觉得烫手，便嘱咐了声“有事就喊我”，回到了隔壁房间。

凌晨四点，隔壁房间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惊叫，紧接着是剧烈呕吐的声音。

刘巧玲心胆俱裂，三步并作两步冲了过去。

当她推开房门时，只见应靖波已经从床上滚落在地，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已然昏厥过去。

刘巧玲连唤了两声丈夫的名字，没有得到任何反应。

她冲到门外，一边狂敲邻居家的门，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呼“救命”。

几位邻居被惊醒，纷纷赶来。

其中一位做水果生意的老印，抗战时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卫生兵，略懂一些急救知识。

他上前抱起人事不省的应靖波，急掐人中，又按住他的脉搏，对众人说：“人还有口气，还有救，赶紧送医院！”

然而，当救护车闪着刺眼的灯光呼啸而来，随车的医生跳下车进行一番检查后，却摇了摇头，对早已乱作一团的众人说：“人已经死了，没有必要再送医院了。”

03 毒杀疑云，金莲之辩

噩耗如同一记重锤，砸在了太平路赢德坊这个宁静的清晨。

刘巧玲身上那股源自父辈的江湖儿女气概，在丈夫猝然离世的巨大悲痛中显露了出来。她有哭泣，但泪水很快被一种异样的镇定所取代。

她没有像寻常妇人那样瘫倒在地，呼天抢地，而是强撑着身体，开始条理分明地安排后事。

左邻右舍围在应家门口，对着这突如其来的悲剧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那个懂些急救知识的邻居老印，性格耿直，嗓门也大，他看着屋里已经没了气息的应靖波，粗声粗气地问了一句：“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夜里还好好的啊！”

这一问，问到了所有人的心坎里。刘巧玲听到后，长叹一声，眼中噙着泪水，对众人说：“我丈夫这怪病已经缠了半个多月，西医都瞧不出个所以然。但我想，总不至于突然就要了命。会不会是……会不会是昨天那剂中药的问题？那‘施一帖’说药有点凶，可这也太猛、太邪了！”

说着，刘巧玲便向围观的邻居们，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丈夫患病求医，特别是拜访“施一帖”的全过程。

人们听得入了神，原先茫然疑惑的神情，瞬间像墙头草一般，齐刷刷地倒向了对“施一帖”的怀疑。

“是啊，哪有看病把人看死的！”

“这个‘施一帖’，听着就玄乎，别是个江湖骗子吧？”

“我看必须找他算账！不能让靖波兄弟死得不明不白！”

邻居们七嘴八舌，群情激愤起来。

刘巧玲却摆了摆手，声音不大，但透着一股理性：“大家先别急。也未必就是人家大夫的问题，兴许是我丈夫命该如此。不过，找他问个明白，还是要的。我想怎么办，还请四邻们给我帮个忙，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先按规矩报丧，准备后事；另一路，陪我去找‘施一帖’问个究竟。如果我丈夫确实是病死的，别把他的丧事给耽误了，还是尽快让他入土为安吧。”

众人觉得刘巧玲说得在理，便不再深究应靖波的死因，很快就各自散去帮忙了。

天大亮之后，噩耗传开，应家的亲朋好友纷纷赶来吊唁。

灵堂简单地设了起来，应靖波的遗体停放在堂屋中央。

刘巧玲又将先前对邻居们讲的那番话，对前来吊唁的亲友们重复了一遍。

大家听了，虽心中存疑，但看着悲伤的孤儿寡母，也都不好再说什么。

就在几个亲戚准备陪同刘巧玲动身去找“施一帖”的时候，随着一个人的到来，情况发生了陡然的巨变。

来人是应靖波的发小，大罗。

大罗祖上数代都是经营中药材批发生意的，他虽说现在是中学体育教师，但从小在药材堆里长大，耳濡目染之下，对于中医中药的门道相当了解。

大罗性格直爽，与应靖波生前关系极好，情同手足，对其底细也知之甚深。

他接到噩耗，匆匆赶来，一进灵堂，只看了应靖波的遗容一眼，脸色便瞬间大变。

大罗绕着遗体走了两圈，又凑近了仔细端详片刻，随即直起身，眼中射出骇人的精光，当场断言：“靖波这不是病死的！他是中毒而亡，是被人下了砒霜！”

此言一出，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千层浪。灵堂里原本压抑悲伤的气氛，顷刻间变得诡异而紧张。

众人惊惧而尖锐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齐刷刷投向了站在一旁的刘巧玲。

在那一个瞬间，仿佛刘巧玲身上那层贤妻良母的画皮已被无情地撕下，露出了“潘金莲”式的淫恶嘴脸。

刘巧玲感受到了那些针刺般的目光，她意识到，自己被怀疑成了毒杀亲夫的凶手。

她没有辩解，也没有哭喊，而是立刻转身快步走进厨房，从橱柜里拿出一张折叠起来的黄麻纸，那是昨天包裹那帖中药的包装纸，上面还残留着些许药末。

她举起药纸，对着众人，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抓药的纸，就在这里！药渣也还在罐里！有没有砒霜，一查便知！”

大罗上前一步，咄咄逼人地问道：“你的意思是说，这帖药里有砒霜？”

刘巧玲迎着他的目光，毫不退缩：“如果我丈夫真是被砒霜毒死的，那这个砒霜，不是‘施一帖’下的，就是‘九源堂’下的！”

大罗冷笑一声，追问道：“他们跟我兄弟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下砒霜害他？”

刘巧玲被问得一时语塞，急了，回了一句：“你问我，我哪里知道？！”

这个时候，应靖波的弟弟应靖涛站了出来。他起初也被大罗的惊人之语震慑住，对应嫂产生了怀疑。但此刻看到刘巧玲镇定自若、据理力争的样子，内心的天平又开始动摇。

应靖涛走到大罗身边，劝道：“罗哥，嫂子说得也有道理。我看，咱们还是先去找‘施一帖’问个明白。”

但大罗却异常坚持：“问什么问！靖波是被人害死的，这是人命官司，必须马上去公安局报案！”他说这话时，别有深意地瞥了刘巧玲一眼，那眼神里的潜台词不言而喻。

只是为了维护应靖波身后的体面，他没有把话说得更白。

亲朋们觉得大罗的话更有道理，人命关天，确实应该报官。于是，众人推举大罗和应靖涛作为家属代表，前往市南区公安分局报案。

在整个过程中，刘巧玲显得异常坦然，她对众人说：“这样也好。如果我丈夫真是被人下了毒，那他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闭眼。”

然而，让所有人，特别是大罗感到意外的是，当公安和卫生部门的人员提出，要确定死因必须进行尸体解剖时，应家的长辈和应靖涛都表现出了迟疑。

中国人讲究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开肠破肚是对逝者的大不敬。

就在大罗也有些犹豫，想着要不要顾及兄弟身后周全的时候，几乎被牢牢贴上“潘金莲”标签的刘巧玲，却力排众议，坚决支持法医尸检。

不仅如此，她还在尸检申请单上，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大罗听说刘巧玲签了字，愣了半晌，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这个女人……够狠！”

刘巧玲签完字，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她挺直了腰板，当着所有亲友的面，一字一句地重复道：“我，不是潘金莲！”

04 药房秘辛，畏罪自尽

市南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听完大罗和应靖涛的陈述，认为应靖波之死，是医疗事故还是刑事案件尚未明确。

按照当时的办案程序，他们建议家属先去卫生部门反映情况。

倘若是医疗事故，便由卫生部门处理；若是排除了医疗事故的可能，公安机关定会介入。

于是，大罗和应靖涛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台西区政府卫生科，因为“施一帖”的诊所正是在台西区的管辖范围之内。

卫生科负责接待的干部姓顾，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小顾听了两人的反映，又仔细看了大罗提供的那张“施一帖”所开的药方，凭着过往处理医患纠纷的经验，他心里初步判断，像“施一帖”这样名声在外的医生，断然不会开出要人命的方子。

但人命关天，为了慎重起见，小顾还是给“施一帖”打了个电话，只说区政府有点事，请他过来一趟。

不多时，“施一帖”便如约而至，依旧是那副西装革履的洋派打扮，神情从容。只是当他从小顾口中听说应靖波服了他开的药方后猝死的消息时，脸上还是不易察觉地闪过一丝惊诧。

但他并未乱了阵脚，只是微微一怔，便恢复了镇定。他请小顾拿来纸笔，将开给应靖波的那剂药方一字不差地默写下来，然后缓缓说道：“应先生的脉象所示，确系寒痹无疑，这个诊断是不会有错的。至于我所开的方子，虽说内有川乌、草乌、虎骨等几味猛药，但皆因病症所需，剂量也拿捏得极有分寸。像应先生那样的年岁和体魄，别说身患寒痹之症，即便是没病的人，服用此方也绝不至于走上黄泉路。”

听到这里，大罗忍不住插话质问：“我看我兄弟是中了砒霜之毒，这个又该怎么解释？”

“施一帖”的目光转向大罗，眼神平静无波：“这位先生，我与应先生素不相识，无冤无仇，断没有下毒害他的道理。是药三分毒，但我开的方子，只会救人，不会害人。你若硬说应先生死于砒霜，那应当去询问他的仇家，而非在下。”

小顾问道：“施大夫，依你看，问题会不会出在抓药的环节？”

“施一帖”摇了摇头：“我还是那句话，‘九源堂’与应先生同样无冤无仇，为何要下毒害他？况且，‘九源堂’是青岛有名的国药号，信誉卓著。我的方子，向来都在他家抓药，再凶猛的药，也从未出过差池。如果你们认为我的方子有问题，可以拿去检验；如果你们怀疑抓药环节出了错，可以查验药渣。”

为了验证“施一帖”所言非虚，小顾拿着他默写的药方，在另一家信誉良好的药号里，当着众人的面，抓了同样一副药。整个过程，“施一帖”全程参与，并在最后，将煎好的汤药当众一饮而尽。半小时过去，他安然无恙，谈笑自若。

随后，小顾又请教了市里几位中医专家，专家们看过药方后，也都认为此方虽用药峻猛，但配伍严谨，绝无要人性命的道理。

查验药渣，是在应靖波家中进行的。

卫生科、公安局的人，加上应家亲属，一干人等围着一张八仙桌。

药罐里的药渣被小心翼翼地倒在一个干净的白瓷脸盆中，众人用筷子一点一点地分拣，然后取来数个小碟子，耐心地将所有的中药残渣一一分门别类，各拣一碟。

结果与“施一帖”开的方子上的药材逐一核对，分毫不差，说明在抓药环节上，药材的种类和数量并无差错。

调查至此，台西区政府卫生科给出了最终结论：“施一帖”所开药方没有问题，“九源堂”所抓的中药也没有问题。医疗事故的可能性被排除了。

然而，在验方、查渣的过程中，不止一人看到应靖波死后的惨状，所持的看法都与大罗一致——极像是砒霜中毒。尤其是法医的初步判断，更加重了这一推测。

如此一来，市南分局便正式介入了此案。

法医连夜进行了尸检，并对应靖波生前服用的那剂中药残渣进行了化学检验。

次日，法医的尸检及药检结果正式出炉：死者胃内容物中检出大量砒霜成分，送检的中药残渣中亦检出砒霜成分。结论是，死者确系死于砒霜中毒，且砒霜是被人为添加在原药材里的。

此结果一出，应靖波之死随即被定性为恶性投毒杀人案，并转由分局侦查科接手侦办。

接手此案的是两名年轻的侦查员，一个叫殷贤铭，二十五岁；另一个叫仇越，二十六岁。

别看他们年纪轻，参加革命却都有七八个年头，是老同志们口中“烈火里淬炼出来的好钢”。

经过对前期情况的梳理，殷贤铭和仇越在办公室里对案情进行了分析。

“药方没问题，‘施一帖’的嫌疑可以首先排除。”

殷贤铭在小本上划掉了一个名字，“应靖波夫妇从施氏诊所出来后就分开了，应靖波去了公司，刘巧玲则独自一人去了‘九源堂’抓药。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原药的，目前已知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刘巧玲，另一个就是亲自给刘巧玲抓药的‘九源堂’账房先生黄承议。这两个人，都有在原药中下毒的条件，因此都有嫌疑。”

仇越点点头，接口道：“可是，黄承议没有作案动机啊！他跟死者素不相识。反倒是刘巧玲，外面好些人都在传，说她是‘潘金莲’，有杀夫的动机。”

殷贤铭摇了摇头，提出了不同看法：“药检结果说，砒霜是下在原药材里的。你想，药是刘巧玲亲手煎的，如果真是她下的毒，从人的心理和行为逻辑上看，她应该在最后把砒霜下到煎好的汤药里才对，这样更隐蔽，也更不容易留下证据。何必大费周章，早早地下到原药材里？而且，死者还特意嘱咐她，要先把药材浸泡在清水里，等他回家吃了晚饭再煎。如果药材里有毒，浸泡和煎煮的过程，不是更容易暴露吗？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毒如果是她下的，她应该最害怕尸检才对，没道理力排众议，坚持要尸检。所以我认为，那个抓药的黄承议，嫌疑更大。”

仇越被说服了，但他又提出了新的疑问：“即便黄承议有动机，他又怎么能保证死者一定会到他手里抓药呢？”

殷贤铭沉思片刻：“这个问题很关键。死者是怎么找到‘施一帖’的，‘施一帖’又为什么指定要去‘九源堂’，这些都需要调查。但眼下，我们得先从黄承议身上打开缺口。”

两位侦查员取得一致意见后，决定选择一个既直接又刁钻的角度，突击检查“九源堂”的砒霜库存。

“九源堂”的汤老板是个身材臃肿的胖子，听说公安要查药号的砒霜库存，惊得脸上的肥肉都颤动起来：“啊？查这个……同志，卫生科不是已经查过，说敝号跟应先生的死没有关系吗？”

殷贤铭敏锐地捕捉到了汤老板叠加在吃惊之上的那一掠而过的慌张，心中暗忖，这里面有戏。

他严肃地正告对方，这是侦查办案的必要程序，请立即出示贵号的砒霜账目，并配合盘点库存。

汤老板不敢拒绝，只得叫来账房先生黄承议，打开了存放毒性药品的柜子。结果很快出来：“九源堂”的账目上记录，应有库存砒霜一两一钱七分五毫五。但经当场用戥子称量，实际库存却只有一两一钱七分五毫二，短缺了零点三毫。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另一笔让侦查员感到疑惑的账是，就在前天，也就是死者之妻刘巧玲前往“九源堂”抓药的一月三日，账本上“砒霜”一栏里，清楚地记录着出货“零毫三”。

殷贤铭和仇越在解放区时参加过侦查业务培训，教员曾传授过，砒霜下毒的致死量是“不过零毫六”。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十六两制的老秤，一毫约等于0.3125克，零毫六就是0.1875克，与后世法医教材上0.1克至0.2克的致死量相符。

将这两笔账联系到一起，殷贤铭的心头不免一惊。

账本上记录的出货量（零毫三）与实际短缺的数量（零毫三）相加，不多不少，正好是砒霜下毒的致死量——零毫六。

难道说，黄承议在给刘巧玲抓药的时候，将零毫三的砒霜记在了账上，又偷偷地添加了另外零毫三没有记账的砒霜进去？

可是，“施一帖”的药方里根本没有砒霜这一味药，黄承议又怎敢有账可查地向药里添加砒霜呢？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名堂？

鉴于“九源堂”汤老板和账房黄承议有重大作案嫌疑，两位侦查员当即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进行分别问话。

事已至此，汤老板不敢再有任何隐瞒，首先爆出了一个关于“施一帖”轻易不示于人的惊天秘密。

原来，砒霜虽是剧毒，却也是一味中药，只是通常不用于内服。

但“施一帖”看病，惯使奇招险法，别人不敢用的禁忌药，他敢用；别人不敢超越的药量，他敢超。

正因如此，他才善治疑难杂症，名声在外。

为了守住这个秘密，避免不必要的非议和麻烦，他私下里跟“九源堂”有个约定：他开的药方里从不写“砒霜”二字，如果病情必须配入砒霜，他就会在药方的右上角画上一个特殊的记号。

不同的记号，代表不同的剂量，一般都在零毫一至零毫三之间。

“九源堂”这边，见到记号便心领神会，照方发药。这些年来，从未出过任何问题。

殷贤铭立刻拿出那张从应家取来的药方原件，对照一看，右上方果然有一个不起眼的墨点记号。按照汤老板的解释，这个记号代表的正是“配入砒霜零毫三”。也就是说，一月三日“九源堂”账目上记录的那笔砒霜出货，确实是配进了刘巧玲所抓的药里。

但是，剩下的那没记在账上的零毫三，又该如何解释？那才是致命的关键！

在另一间讯问室里，面对侦查员的质询，账房黄承议面色惨白，浑身发抖。

他承认，是自己按照记号，给刘巧玲抓的药里配了零毫三的砒霜。

两位侦查员紧接着追问：“零毫三的砒霜吃不死人。但是恰恰在你给刘巧玲抓药之后，库存砒霜又少了零毫三。如果这零毫三也配进了刘巧玲抓的药里，不多不少，正好是致死量。对这库存缺失的零毫三砒霜，你怎么解释？”

面对这个问题，黄承议的眼神变得涣散，嘴唇哆嗦着，最后精神恍惚地喃喃说道：“那天……那天我头晕，走了神，看差了施大夫的记号……我……我以为是两个记号，就……就抓了两份零毫三进去……”

对这个说法，两位侦查员当然不信，但这又是一种无法完全排除的可能性——操作失误导致的医疗事故。

仇越感到很棘手：“应靖波应该就是被这零毫六的砒霜毒死的，可这到底是医疗事故还是故意杀人，性质定不下来啊。”

殷贤铭也皱起了眉头：“还是先请示领导吧。”

然而，让两位侦-查员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刚从派出所往分局打过电话，还没找到侦查科长，办公室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和惊呼。

一名派出所民警神色慌张地跑来报告：“不好了！那个‘九源堂’的账房先生黄承议，在厕所里……上吊自杀了！”

05 仁商义举，案情逆转

解释不清，就上吊。

黄承议的死，如同一块巨石砸入本已波澜四起的案情，激起的涟漪远比预想的要复杂。在派出所的临时羁押室里，这条消息对殷贤铭和仇越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在他们看来，这分明就是畏罪自杀，是心虚的表现。

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几乎立刻在所有办案人员的脑中形成：

这是一起由过失或故意投毒引发的命案。账房黄承议虽已自绝，但“九源堂”的老板汤老板脱不了干系。

砒霜管理混乱，导致伙计操作失误闹出人命，他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更深一层想，黄承议的投毒行为，背后是否有人指使？

他的死，究竟是畏罪，还是替人背锅？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分局领导听取汇报后，认为拘留汤老板的建议是合理的，并要求侦查员通过对汤老板的审讯，尽快查明黄承议的真实作案动机。

“九源堂”的汤老板，是个巨大的胖子。

当他得知自己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被正式拘留时，一身的肥肉都在痛苦地晃动。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突如其来的滔天大祸，到底因何而起，从何而来？在被押往看守所的囚车上，他反复呢喃着同一句话：“老黄不是坏人……九源堂怎会造孽……老黄不是坏人啊……”

第二天上午，一夜未眠的殷贤铭和仇越正准备前往看守所，提审同样一夜无眠的汤老板。然而，他们刚走出分局大门，就被一位“不速之客”拦住了去路。

这位“不速之客”是个五十来岁的矮个子男人，相貌平平甚至有些丑陋，但一双眼睛却透着温和与诚恳。他操着一口地道的青岛口音，自我介绍是本市“同养润药栈”的老板，姓齐名同泉。

此来，是专为证明“九源堂”账房先生黄承议的清白，并断言他的死与太平路赢德坊那位姓应先生的死，绝无直接关系。

两位侦查员见此人表情严肃，言辞恳切，并不像是在开玩笑，便将他领进了分局的接待室，要他把话讲个明白。

齐同泉坐定后，叹了口气，缓缓道出了一个足以颠覆整个案件的秘密。

“两位公安同志，”他开口道，“‘九源堂’出售的所有药材，向来都是从我们‘同养润药栈’进的货，其中也包括砒霜。我们‘同养润药栈’是一家传了五代的老字号，专做药材批发的生意。对于砒霜这味剧毒之药，祖上从第一代起，就立下了一条秘而不宣的规矩。”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这条规矩就是，凡是从我们药栈出去的砒霜，在卖给下家药号之前，都会预先掺上五成的上好面粉。这么做，并非是为了偷工减料多赚钱，纯粹是为了积德。”

殷贤铭和仇越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极度的震惊。

齐同泉继续说道：“毕竟那是能要人命的毒药，一旦让人用于不法奸行，那就是天大的人命案子。祖上说，咱们做药材生意的，手上过的药能救人，也能杀人，心得多存一分仁厚。掺些面粉进去，可以大大减低它的毒性，或许就能在无意之间，阻止一桩牟人性命的不法勾当。所以，这么多年来，凡是从我们‘同养润药栈’进的砒霜，都只有同等剂量的一半效力。”

“昨晚，‘九源堂’的小伙计跑到我家里，哭着说他们账房黄先生因为多抓了一份零毫三的砒霜，闹出了人命，自己竟在派出所里上吊死了。我听了，一夜没睡安稳。‘九源堂’的砒霜，出自我家药栈，他抓的那点分量，根本毒不死人！我知道他是冤屈而死。这个时候，如果我不把这个关节说出来，让他背着杀人的罪名下葬，我齐同泉的良心一辈子都过不去！所以今天一早，我就赶来了。”

齐同泉的一番话，字字句句都像重锤敲在两位侦查员的心上。他们震惊之余，立刻意识到案情发生了惊天的逆转。

殷贤铭马上向领导汇报了这一重大情况，并建议立即对已经封存的、从“九源堂”提取的那一两朵库存砒霜进行紧急化验。

与此同时，他们兵分两路，即刻又对“同养润药栈”以及其他几家与该药栈有业务往来的中药号的库存砒霜，进行了随机抽检。

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证实了齐同泉所言句句属实。从“九源堂”查获的砒霜中，面粉含量高达百分之五十。

这就意味着，黄承议即便真的因为精神恍惚，在给刘巧玲所抓的药里多配了零毫三的砒霜，使得总剂量达到了零毫六，但其真实毒性也仅仅相当于纯砒霜零毫三的剂量，这个剂量虽然能让人产生严重的中毒反应，但对于应靖波这样一个身强力壮的成年男子来说，并不足以致命。

也就是说，刘巧玲抓回家的那帖药里，除了来自“九源堂”的这不足以致命的“零毫六”砒霜之外，还被人添加了其他来源的、剂量更大的纯砒霜！

黄承议，是被冤枉的。

专案组随即对黄承议的背景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

很快，一个令人唏嘘的事实浮出水面：黄承议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已是病入膏肓。更要命的是，他是一贯道的狂热信徒，在解放后的镇反运动中，早已被列入了本市即将进行的第二次集中批捕名单。如果他没有上吊自杀，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刑期不会少于十年。

因为这个缘故，近一个月来，黄承议终日心神不宁，惶惶不可终日，严重时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的状态。

刘巧玲来抓药的那天，恰好是她精神状态最糟糕的时候。

重压之下，他犯下了一个平时绝不可能犯的低级错误——看错了药方上的记号。

黄承议并不知道砒霜掺假之事，只以为应靖波是死于自己的疏忽。再加上身患绝症、前途凶恶等多重绝望的叠加，在派出所那种高压环境下，他精神上最后一根紧绷的弦，被彻底地崩断了。

他的死，既是出于对“杀人”的畏罪，也是一种对无望人生的解脱。

幸亏齐同泉及时站了出来，为他说了句公道话，否则，他的死，极有可能将应靖波之死的真相，永远地掩盖下去。

随着真相的澄清，“九源堂”以及账房先生黄承议的嫌疑被彻底排除。

汤老板被无罪释放。

而“施一帖”，虽无杀人害命之心，但其违规使用剧毒药品行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影响和无法挽回的后果，最终被卫生部门严肃问责，吊销了行医执照，从此告别杏林。

案子查到这里，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唯一的嫌疑人也洗清了冤屈。

那么，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又是谁，在何时何地，将致命的砒霜投进了那包中药里？

侦查员们的目光，再一次，也是无可避免地，重新聚焦到了那个看似最不可能，却又唯一有机会接触到原药的人身上——死者的妻子，刘巧玲。

她的嫌疑，自然而然地加重了。

06 深挖内情，奸夫浮现

由于前期侦查中出现了黄承议在派出所自杀的风波，案情一波三折，社会影响巨大，市公安局对此案高度重视。

上级决定，抽调精干力量，组建“1.04专案组”来负责侦办此案。

专案组成员除了之前承办该案的殷贤铭、仇越，另外指派了一位三十来岁的侦查员汪风帆，担任专案组组长。

汪风帆是市局侦查科的一名副股长，办案经验丰富，尤擅处理复杂疑难案件。

命案、砒霜、淫妇——这是自《水浒传》流传以来，在民间叙事中形成的某种惯性思维。

当案情峰回路转，重新回到起点时，那个曾被殷贤铭以逻辑推理排除嫌疑的刘巧玲，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重新审视刘巧玲，虽然从投毒逻辑上讲，说她下毒确有几处说不通的地方，但是从作案动机上讲，她又是最有可能的一个。

自古奸情出命案。

刘巧玲也敏锐地感觉到了公安态度的变化，她知道自己再度被怀疑成了那个千夫所指的“潘金莲”。

当三名侦查员通过派出所再次传唤她时，她的情绪有些激动，积压多日的委屈和愤怒一并爆发了出来。

“我不是潘金莲，应靖波也不是武大郎！”在审讯室里，刘巧玲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但眼神却异常坚定。

“同志，顾及死者的颜面，有些家丑，我轻易是不想说的。但是现在不说不行了。应靖波生性风流，一贯在外面沾花惹草，这种事就没断过。我早就管不了，也不想管了。只要他还拿钱回家，只要他还知道自己有老婆孩子，他在外面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我只图这个家不散。”

殷贤铭盯着她的眼睛，问道：“难道你一点都不恨他？”

刘巧玲惨然一笑，摇了摇头：“恨？恨有什么用？我不恨。生活嘛，过到最后，掀开来看，底下都是不能看的。在我这里，该拿起来的我拿起来，该放下去的我也放得下。我是绝不可能拿砒霜去毒死他的，他死了，这个家就塌了，对我有什么好处？”

专案组随即对应靖波的私生活展开了深入调查，结果证实了刘巧玲的说法是属实的。

据应靖波的发小大罗讲，应靖波在外面确实有女人，而且不止一个。

所以当应靖波出事之后，他才会第一时间怀疑是刘巧玲因嫉妒而报复杀人。

但是大罗也向专案组承认，刘巧玲在生活上是个大气、有主见的女人，凡事拎得清，平日里从没见过她跟应靖波为外面的事吵闹过。

理智地看，她确实不像那种会走极端的女人。

但话又说回来，人心隔肚皮，天下最毒妇人心，谁又能真正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呢？

太平路赢德坊的左邻右舍也证明，应靖波、刘巧玲夫妇俩，平日里感情看上去很好，几乎没听见他们吵过架。

至于大家私下里议论，说她是“潘金莲”，其实都是些嚼舌根的闲话，这里面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有嫉妒人家日子过得好的，也有听风就是雨、随大流的成分。

专案组一开始问了好些人，包括刘巧玲的娘家人和闺中密友，大家众口一词，都说刘巧玲为人正派，从未听说过她有任何感情出轨、婚外恋之类的事情。

直到侦查员问到了刘巧玲的一个表妹，才算是查出了实质性的内容。

刘巧玲的这个表妹，名叫李婉萍，二十一岁，在纱厂当挡车工。新社会的女工，地位大大提高，李婉萍思想进步，目前担任车间工会委员，不仅是厂里的生产积极分子，还是共青团员，现正积极争取入党。

面对组织的调查，李婉萍起初有些犹豫，但在侦查员晓以大义，说明此事的严重性之后，她出于对组织的忠诚，还是透露了一个深藏的秘密。

据李婉萍说，她的表姐刘巧玲，确实有一个婚外情人。这人姓丁，是刘巧玲的初中同学。他们的这层关系藏得很深，除了她这个最亲近的表妹，几乎无人知晓。

在最敏感的问题上，刘巧玲选择了隐瞒和欺骗。毫无疑问，她的作案嫌疑又一次大大加重了。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户籍警又传来一个对刘巧玲极为不利的消息：他从负责该片区的居民小组长那里了解到，一月三日，也就是案发那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有人看见刘巧玲曾独自一人离开过家，从胡同里穿行而过，不知去了哪里。

这个情况，如同一块重磅砝码，狠狠地压在了刘巧玲嫌疑的天平上。

在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上，仇越的情绪有些激动：“刘巧玲在第一次接受我们问询时，曾非常肯定地说，她从‘九源堂’抓药回来以后，一步也没有出过家门。在这个问题上，她撒了谎！只有心里有鬼，不可告人，才会选择撒谎！”

殷贤铭也紧锁眉头：“刘巧玲在最关键问题上的两次掩盖和撒谎——隐瞒情人、隐瞒外出，不禁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推测：她与那位婚外情人丁某合谋，毒杀了亲夫。一月三日下午她出门，极有可能就是去与情人碰头，商议对策，甚至是去取砒霜！”

汪风帆听着两位年轻侦查员的分析，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他沉吟片刻，说道：“刘巧玲身上的嫌疑的确越来越重，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们不能妄下结论。我的看法是，不妨先将刘巧玲放一放，全力去查她的这个丁姓情人。先把这个‘奸夫’的底细摸清楚，让他和刘巧玲相互照照镜子，看看能不能从中发现什么破绽。”

根据李婉萍提供的线索，专案组很快查到了刘巧玲的婚外情人，名叫丁学贤，是市邮电局报务房的一名技术维修工。

解放之初，社会上对邮电局的职工还沿袭着旧社会的称谓，称他们捧的是“金饭碗”，而丁学贤这种技术岗位，更是金饭碗中的金饭碗，工资待遇相当高。

据丁学贤的同事反映，此人业务能力极强，但性格孤僻，脾气暴躁，在单位里是出了名的“牛人”，见到局长也只是简单地点一下头。

丁学贤的妻子就是因为受不了他常年动手打人，一年前跟他离了婚。

他跟刘巧玲好上的事，就发生在他离婚之后。

据丁学贤一次酒后向同事透露，他跟刘巧玲是在马路上偶遇，才续上了当年的前缘。

后来两人交往渐深，他曾不止一次地扬言，一定要娶刘巧玲。

同事中有一位也是他们的初中同学，知道刘巧玲的丈夫是生意人，身强体壮，还练过武术，曾开玩笑说：“学贤，你小子小心点儿，刘巧玲的丈夫可不是吃素的，小心让他知道了，揍你个半死。”

丁学贤当时听了，只是冷冷一笑，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哼！敢挡老子路的，老子也要他好看。揍我个半死？小心老子先要了他的命！”

这句狠话，被同事们当成是酒后狂言，谁也没在意，但现在被侦查员记录在案，无疑极大地加重了他的作案嫌疑。

更致命的巧合是，专案组通过对邮电局的调查得知，一月三日案发当天，丁学贤上的是白班。

下午两点多，他曾接了一个电话，之后便向报务房主任打招呼，说家里有点急事，要临时出去一下。

大约在三点钟左右，他骑着邮局的自行车离岗外出，去了哪里，他没有对任何人讲。

对丁学贤的初步调查，让专案组的成员们有了一个强烈的观感：应、刘、丁三人之间，完全具备了“奸情出人命”的诸多典型特征。

尤其是案发当天下午，刘巧玲的短暂离家与丁学贤的离奇离岗，这两个时间点的高度重合，很容易使人产生“奸夫淫妇合谋杀人，碰头交接砒霜”的联想。

鉴于此，专案组决定，次日一早，同时传唤刘巧玲和丁学贤，分别对他们进行隔离审讯，让这一对疑点重重的男女，在公安局里，好好地相互照一照镜子。

07 童言无忌，魅影追踪

正当专案组磨刀霍霍，准备对刘巧玲和丁学贤进行决定性的审讯时，次日清晨，情况却发生了谁也意想不到的变化。

天刚蒙蒙亮，刘巧玲竟不请自来，神色焦急地出现在了市南分局的大门口，并且带来了一个令人感到既突兀又震惊的消息。

在接待室里，刘巧玲还没坐稳，就急切地对闻讯赶来的汪风帆说：“汪组长，我昨天对你们撒了谎，我必须承认错误。但更重要的是，我家里可能出大事了！”

汪风帆示意她冷静下来，慢慢说。

据刘巧玲讲，这天早上，她七岁的女儿雪婵和五岁的儿子雾鸣，因为争抢几张漂亮的糖纸打了起来。

她上前拉开孩子，随口问了一句糖纸是哪儿来的，结果孩子的回答让她大吃一惊。

原来，在一月三日，也就是案发那天的下午，她们家里竟然来过一位不速之客。

说到这里，刘巧玲的脸上露出了愧疚和懊悔的神情。她插叙了一段话：“汪组长，对不起。由于另有原因，我之前隐瞒了外出的事。其实一月三号那天下午，我把药抓回家浸在药罐里之后，确实是出去过一次。不过时间不长，也就十来分钟而已，而且就在我家胡同口，所以……所以我就没讲。”

“说来，这实在是一件小事，不过却牵扯到我的隐私。”

她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那天我从‘九源堂’抓药回家，路过‘日升帽店’时，看见有人在排队抢购一种新到的绒线帽，式样很别致，颜色也好看，价格还不贵。我就动了心，排队买了两顶。一顶红色的是给我丈夫的，另一顶咖啡色的，是替我……替我初中同学丁学贤买的。他……他在邮电局工作，我们……我们关系比较好。”

“买了帽子后，我在店里给丁学贤打了个电话，约他下午三点钟到我家对面的马路口来一趟，我有东西要给他。他一口就答应了。”

“这样，我就在约好的时间出去了一趟，把帽子给了他，又说了几句话就回家了，前后加起来，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这件事，本以为跟案子无关，又是我个人的隐私，我本不想告诉任何人。”

“但是今天早上，我从两个孩子口中得知，就在我出去的那十来分钟里，竟然有人来过我们家！我觉得这事太蹊跷了，很可能跟我丈夫的死有关系，所以马上就赶来向你们报告！”

汪风帆的神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他示意刘巧玲仔细说说那天下午家里来人的情况。

刘巧玲说，女儿雪婵记得很清楚。

那天下午，她前脚刚出门，后脚就有一个阿姨敲门进来了。

那个阿姨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子，上面还别着一支钢笔，一进门就说是“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来突击检查卫生。

说完，她就从口袋里掏出六颗用亮晶晶的“玻璃纸”包装的糖果，分给姐弟俩一人三颗，然后就径直走进了厨房。

那个阿姨在厨房里待了没多久就出来了，临走时还特意嘱咐两个孩子，说这是秘密的突击检查，按照上面的规定是不能让家里大人知道的。

如果他们告诉了大人，下次再来检查的时候就要给他们家门口插上黑旗；如果他们能保守秘密，下次来检查的时候，就会奖励他们更多、更好看的糖果。

那个年代，“玻璃纸”包装的糖果对孩子们来说，诱惑力太大了。

为了得到更多的糖果，姐弟俩一直守口如瓶。

这几天，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乱糟糟的，大人们都沉浸在悲痛和猜忌中，谁也没有注意到两个孩子手里多了陌生人给的糖果。

直到今天早上，姐弟俩为了争抢那几张漂亮的糖纸打了起来，她去追问，这才知道了在一月三号那天下午，家里竟然进来过这样一个神秘的女人。

“汪组长，”刘巧玲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恐惧，“我感觉，这个女人就是冲着给我丈夫煎药的那个药罐子来的！她是来下毒的！”

说完，刘巧玲从口袋里掏出六张被孩子们抚平了又捏皱的糖纸，交给了专案组。

汪风帆接过糖纸一看，果然精致漂亮。

从上面印着的图案和文字可以看出，这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冠生园”出品的“燕子牌太妃糖”。

为了招揽生意，厂家特意将糖纸设计成了一套，一样的图案文字，却有不同的底色。

这六张糖纸，恰好是红、绿、黄、白、蓝、紫六种颜色。

刘巧玲反映的这个情况，如同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笼罩在案件上空的迷雾。

专案组对她的怀疑，也因此产生了动摇。

汪风帆立刻意识到，这个案子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的蹊跷与巧合。

如果刘巧玲反映的这个情况属实，那么，真相可能就要浮出水面了。

为了核实此事，专案组当即兵分两路。

一路由汪风帆亲自带队，前往邮电局找丁学贤，核实一月三日下午，是否有过刘巧玲所说的那段送帽子的情节；另一路则由殷贤铭、仇越两人，火速赶往应家，向应家姐弟俩以及周围的邻居，详细调查那个神秘女人的一切情况。

调查结果很快反馈回来，两路人马都有了重大发现。

丁学贤所说的情况与刘巧玲的陈述完全相符。

更重要的是，丁学贤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旁证：那天他来取帽子的时候，因为身上没戴火柴，曾在太平路赢德坊马路口的一家烟纸店里买了一包烟。当时他没有零钱，给了店主一张整票，店主找不开，丁学贤就说先记在账上，改天路过时再来取。

这就意味着，刘巧玲和丁学贤之间的这次会面，烟纸店的老板就是目击证人，完全可以证明他们所言不虚。

而在应家，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殷贤铭和仇越跟应家姐弟俩聊下来，所获得的线索，除了刘巧玲已经陈述过的那些之外，还多出了几条至关重要的细节：

那个自称“爱卫会”的女人，来应家时，头上扣着一顶红色的、带帽檐的绒线帽子，头发是烫过的大波浪，身上有很浓的香水味，穿着一件紫色的毛皮大衣，说的是一口地道的青岛本地话。

专案组对太平路赢德坊的左邻右舍进行了再次走访，邻居们都证实，一月三日那天，社区里并无任何人前来检查卫生，但由于当时是下午，家家户户大多在午休，所以也没人留意到有这么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在胡同里出现过。

将这些情况综合到一起，一月十日下午，专案组在市南分局驻地紧急召开了案情分析会，讨论如何寻找那个投毒的神秘女人。

殷贤铭首先发言：“从这个神秘女人的装束看，打扮妖娆，气质风尘，绝不可能是公家的人。现在基本可以断定，这个女人是假借检查卫生之名，潜入应家投毒的。但问题是，她为什么要投毒？她和应靖波是什么关系？”

仇越推测道：“应靖波生性风流，这个神秘女人会不会是他的相好之一？因爱生恨，或是为了钱财，这才生出杀机？”

汪风帆摇了摇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果这个神秘女人与应靖波存在情感纠葛，她投毒杀人的机会应该很多，没必要选择登门投毒这么笨拙的方式。况且，她怎么能那么精准地知道，刘巧玲会在哪个时间点出门呢？除非……除非她一直跟踪监视着刘巧玲。”

殷贤铭的眼睛一亮：“汪组长分析得很对！我判断，这个神秘女人更像是一个受人指使的执行者。除了她，极可能还有其他人参与了这起案件，他们之间存在着跟踪、监视的交叉配合。只有这样，她才能抓准刘巧玲出去的那十几分钟的空挡！”

这次案情分析会结束后，立即对妖娆女子展开调查。

让专案组感到震惊的是，经过对死者社会关系的深挖，与应靖波关系密切的女人竟然有二十多个。

其中有两人，确系应靖波长期包养的情妇，且与其存在情感和利益上的纠葛。

但是经过深入调查，这两个女人在一月三日案发当天，都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因此可以排除她们的作案嫌疑。

另一路排查，则是由汪风帆亲自带队负责的。

一月十一日，汪风帆带领四名侦查员，来到了应家所在的太平路。

他们站在那个神秘女人的视角，来选择符合隐藏身份、同时又便于监视的场所。

结果，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锁定在了赢德坊胡同口西侧十几米外的一家二层茶馆——“孟春茶馆”。

“孟春茶馆”是一幢典型的老式建筑，二楼的屋檐向外伸出底层大约两米，高踞于人行道上方。如果坐在二楼伸出位置、靠东侧窗口的那副座头上，就可以把赢德坊的路口看得一清二楚。

刘巧玲只要从家里出来，就绝对逃不过上面那双监视的眼睛。

“孟春茶馆”的金老板，是个看上去八面玲珑却无奸猾之感的中年人。听汪风帆表明来意，并将那个神秘女人的妖娆打扮描述了一遍之后，他立刻一拍大腿，表示印象深刻。

金老板说，他们茶馆平日里难得有女人独个儿前来，更何况是那么一个穿着时髦、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所以他记得很清楚。那个女人是下午两点多来的，上楼后，跑堂的小邓本想将她往朝西的窗口座头上引领，因为那边的座头冬天可以晒到太阳，暖和。

但是这个女人却一口回绝了，径直往临街东侧窗口那副没有阳光的冷座头上去了。

坐下之后，她只点了一碟瓜子、一碟花生和一壶毛尖，然后就一直朝东面打望着，神情专注。

后来不知为何，坐了不到一个钟头，就突然起身走掉了，那壶毛尖，一口都没喝。

汪风帆站在金老板所说的那个位置，向东打望，视线所及，正对着应家所在的赢德坊路口，分毫不差。

汪风帆问：“金老板，你确定这个女人此前没来过你们茶馆？”

金老板肯定地说：“没来过，生面孔。”

汪风帆又问：“那你觉得，你们这儿的老茶客里，会不会有人认得这个女人？”

金老板眼珠一转，压低了声音说：“汪同志，我正想说呢。这女人身上透着一股风骚的胭脂味儿，那派头，看上去就像是从窑子里出来的。我这里的老茶客，有些过去是那里的常客。您要是信得过我，我把他们给您寻来问问，说不准就有人认得她。”

旧社会的茶馆老板，练就了一双识人的火眼金睛。

听金老板这么一说，汪风帆心里顿时有了底。他当即请金老板开出名单，将那些过去常逛窑子的老茶客，都请到了茶馆里来。

这一步棋，正落到了要害之处。

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茶客，眯着眼睛想了半天，终于一拍脑门说：“你们要找的这个女人，我好像……好像在当年的‘雅秋馆’里见过！”

青岛解放后，所有的妓院都已被全面取缔，但相关的档案都存放在民政局里。

专案组火速赶到民政局，查到了“雅秋馆”被取缔时登记造册的所有妓女的照片档案。

但是，经过那位老茶客的仔细辨认，并没有在照片中发现那个神秘女人。

专案组并没有就此放弃。

之后，他们又辗转来到市看守所，向三个月前因窝藏反革命分子而被逮捕的原“雅秋馆”老板钟艳兰进行调查了解。

在大量的照片中，钟艳兰最终指认出了一个名叫张少珍的女人。

据她回忆，这个张少珍在1948年初夏，就离开了“雅秋馆”，说是从良嫁人了，听说还是给一个有钱的商人做了小老婆。

顺着这条线索，专案组继续查下去，很快便得知：张少珍并非属于那种明媒正娶的嫁人做小，而是给一个姓辛的富商做了地下情人，目前被这个姓辛的“金屋藏娇”，安置在台东区洮南路的一幢公寓楼里。

得到这条至关重要的线索后，专案组立即前往这幢公寓楼。经门房老戴的指引，他们敲响了三楼张少珍的房门。

敲了许久，无人应答。

汪风帆当机立断，请来了一位锁匠，将房门打开。

进门之后，屋里的景象让所有侦查员的心里都顿起疑窦：

厨房里的小铝锅中，剩下的半锅米饭已经长出了绿毛；

卧室桌上的1951年台历，只翻了两页，还停留在1月3日那天；

卧室的床头柜上，一盒已经开封的上海“冠生园”生产的“燕子牌太妃糖”赫然入目，打开盖子，里面的糖果包装纸，与刘巧玲交给专案组的那六张糖纸，属于同一种式样；

所有的抽屉、橱柜的锁具都完好无损，锁匠打开后检查发现，里面的金银首饰、现钞存折、贵重衣物，均未动过。

从饭菜发霉、台历未再翻动这些细节来看，张少珍已经出门多日未归，而且应该是在极为仓促的情况下离开的。

她去了哪里？又为何如此仓促地出门？

从目前掌握的证据看，一月三日下午，她前往太平路应家，往中药里投下了致命的砒霜。

她的投毒行为在当时并没有暴露，所以她根本不存在需要仓皇出逃的理由。

再往下推断，汪风帆的心中，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08 特务现形，真相大白

公寓房间里的空气凝滞而沉闷，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摆。

汪风帆环视着屋内的一切，眉头紧锁。

这幢公寓楼相对高级，在底楼的门房里装有一部公用电话机。

小宋领命下楼，刚走到二楼的楼梯拐弯处，突然看见从外面走进来一个男子，径直走向门房，向老戴低声询问着什么。

门房老戴看见小宋刚好下楼，便向他招了招手，大声说：“这位公安同志，来得正好！这位先生是楼上张小姐的表兄，他说张小姐把钥匙交给了他，让他过来帮忙拿一点儿东西。”

听到这话，小宋心里“咯噔”一下，目光立刻锁定在了那个男人身上。

那人大约三十三四岁的年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身穿一件蓝布面的中式对襟丝棉袄，脚上一双千层底的布鞋，一副文弱书生的打扮，看样子很像一个教书先生。

对方见小宋正盯着自己打量，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但还是主动开口问道：“这位同志是……”

小宋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迈步上前，眼神锐利地反问：“你是张少珍的什么人？”

“我是她表兄，袁昱。”那人说着，还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证件，递了过来，“我在红星小学当老师。”

小宋接过证件扫了一眼，随即用一种不容置疑的严肃口吻说道：“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正在楼上办案。请你跟我们上楼去，配合一下调查。”

“公安局的？”此话一出，那个自称袁昱的男人神色骤变，眼神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慌乱。

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似乎想要转身逃走。

小宋是战场上滚过来的，眼疾手快，知道这里面必有名堂。

他一个箭步上前，一把就揪住了对方的衣领，另一只手迅速从腰间掏出手铐，“咔嚓”一声，便将袁昱的双手牢牢铐住。

这是一条意外撞到网里来的鱼，虽然看上去不大，但却异常关键。

专案组立即对袁昱的身份和他位于台东区的住所进行了紧急搜查。结果，在他家阁楼的一个旧木箱里，竟然搜出了一部美国制造的收发报机、一支左轮手枪和五十发黄澄澄的子弹。

在这些如山的铁证面前，袁昱的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了，他像竹筒倒豆子一般，垂头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第113潜伏组”的成员，代号“书生”，负责小组的报务联络工作，兼带着干一些组长交办的杂差。

至于该潜伏组的其他成员，他并不完全清楚，向他直接下达指令的是“113潜伏组”的少校组长，代号“峰牛”的牛汉峰。

牛汉峰在青岛的公开身份，是市北区海泊路229号“雄山粮行”的老板。

案件侦查到后期，专案组虽隐约有某种预感，但还是没有想到，一桩看似普通的投毒杀人案，竟会牵扯出这样一桩重大的反特大案来。

围捕牛汉峰的过程，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他根本没有料到，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潜伏网络，会因为一桩看似毫不相干的命案而暴露。

当侦查员们冲进“雄山粮行”的后院时，他正在悠闲地喝着茶，听着京戏。

牛汉峰到案之后，凭借他的供述和专案组掌握的线索，“113潜伏组”其余的六名成员，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相继落网。

审讯室里，牛汉峰首先交代了张少珍的下落。她已于一月三日，也就是投毒案发生的当天晚上，遭到了灭口，尸体被扔在了市郊城乡结合部的一口枯井里。

次日，专案组根据牛汉峰的指认，在那口荒废的枯井中，打捞出了已经高度腐烂的张少珍的尸体。

至此，“113潜伏组”全部到案，应靖波之死的全部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军统”少校情报员牛汉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以粮行老板的身份为掩护，在青岛进行秘密情报活动。

军统头子戴笠死后，原“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

1948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牛汉峰受命潜伏，组建了“国防部保密局第113潜伏组”，共有六名核心成员，均有合法的社会身份作为掩护。

“113潜伏组”接受台湾“保密局”总部的指令，伺机刺探解放后青岛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

总部还规定，他们可视工作需要，自行发展外围成员，每成功发展一名成员，可以获得三两黄金的经费奖励。

牛汉峰是老牌特务，虽然他贪恋黄金，但他更知道性命要紧。

所以在发展新成员时，他非常谨慎。在潜伏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一共只发展了两名新成员，一个是从良的前妓女张少珍，另一个，就是应靖波！！

牛汉峰之所以发展应靖波，主要是看中了他的海产品中介公司，持有一张可以合法前往青岛地区整个海域诸岛屿进行商业活动的特别通行证。

而应靖波，在玩女人方面是个内行，但在社会经验，特别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方面，却异常糊涂。他不知道跟特务组织打交道，无异于与虎谋皮，是在玩火。他只觉得，应付一下牛汉峰，每月就能凭空得到一笔不菲的活动经费，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一开始，牛汉峰没有接到收集青岛海域军事情报的指令，所以并未给应靖波安排具体的任务，但每月还是会按时发给他报酬和活动经费，以此来笼络他。

哪知道好景不长，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沿海局势骤然紧张。

牛汉峰接到台湾总部的紧急指令，要求“113潜伏组”不惜一切代价，收集青岛地区的海域军事情报，特别是海军舰艇的部署和活动规律。

十二月一日，牛汉峰正式给应靖波下达了任务指令，要他利用通行证的便利，出海刺探情报，并一次性拨给了他一百五十万元（旧币）的特别经费。

但应靖波收下了这笔巨款后，却按兵不动。他被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吓破了胆，不敢再替国民党卖命。牛汉峰等了十天，不见任何消息，曾派人催问，应靖波每次都含糊其辞，说“正在进行”，但始终没有下文。

在意识到应靖波是临阵缩头，拿钱不办事，玩弄组织之后，牛汉峰勃然大怒。

按照军统内部严酷的纪律，玩弄组织与背叛组织无异，必须处死。

他决定，对应靖波实施“密裁”，以儆效尤。

决心实施密裁之后，牛汉峰向手下三名特务发出指令，密切监视应靖波的一举一动，每日一报。

“113潜伏组”的三名特务通过跟踪、窃听电话等手段，很快就查明应靖波最近正频繁地与医生接触，治疗一种叫“痹症”的怪病。

牛汉峰获悉这一情况后，一个借刀杀人、利用药物投毒的阴险计划便应运而生了。

因为受到了严密的监视，一月三日这一天，从“施一帖”给应靖波开出药方，到刘巧玲去“九源堂”抓药，再到她中途去“日升帽店”买帽子，以及最后给婚外情人丁学贤打电话约定见面，这一切，都被跟踪的特务了如指掌。

牛汉峰之所以选择张少珍去执行最后的投毒任务，是因为他早已察觉到张少珍有了脱离组织、携带金银细软逃往海外的念头。

于是，他将计就计，诓骗张少珍说，只要她能完成这次任务，组织上就将安排她撤往香港。

张少珍闻之大喜，于一月三日下午，趁着刘巧玲出去给情人送帽子的那十几分钟空挡，冒充卫生检查人员，潜入应家，将牛汉峰交给她的足量纯砒霜，悄悄地倒进了正在浸泡的中药罐里。

毒杀了应靖波之后，张少珍原以为自己能够远走高飞，到香港去过潇洒日子，却不想当天晚上，就被牛汉峰以“办理赴港手续”为名骗出家门，然后遭到了残忍的灭口。

牛汉峰杀张少珍的理由很简单，在他看来，军统的潜伏组织，只能直着进来，横着出去，任何企图脱离组织的人，都只有死路一条。

将张少珍灭口之后，牛汉峰自以为天衣无缝。

眼见半个多月过去，社会上风平浪静，公安似乎也没有查出任何头绪，他便放下心来，派袁昱前往张少珍的住所，想拿走她藏匿的金银细软。

不料，竟就这样鬼使神差般地撞到了专案组的枪口上。

这种种的巧合，让牛汉峰在审讯室里，面如死灰。

一九五一年七月，“国防部保密局第113潜伏组”全体成员被押上了青岛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台。牛汉峰等四名罪大恶极的特务被判处死刑，其中三人立即执行，一人缓期两年执行，后改判为无期徒刑；另外三名成员，则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二十年。

至此，这桩由一剂猛药引发的惊天大案，终于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