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中的“废品”如何逆袭？杭州这场“亏本生意”背后的破局之路

潮新闻 记者 丁珊 通讯员 朱光远 朱巧虹 谢雯艳

清晨8时，杭州市民王烨抱着酸奶盒、酱油瓶，却接连被几位废品回收商摆手拒绝。20公里外的分拣中心，崭新的智能生产线却因“吃不饱”而被迫降速。这两个看似无关的场景，揭示着中国城市正遭遇的“垃圾悖论”：全国每年7000万吨低价值可回收物（以下简称低值物）被焚烧填埋，而下游的再生工厂却面临原料短缺。

杭州也正面对这样的现实。2024年，这座城市清运处置了454.06万吨生活垃圾，低值物减量空间同样较大。正如杭州市城管局环卫固废监管处副处长王盛真所言：“这些并非垃圾，而是本应流动的城市矿产。”

当市场对玻璃瓶、旧抹布等“亏本生意”避之不及时，一场由政府搭台、科技赋能的“逆市操作”正在上演——杭州近期召开全市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对持之以恒抓好垃圾分类这一“关键小事”做出系列重要部署。“深化回收利用潜力最大的环节，就是低值物。”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固废处副处长王盛真认为，这是检验生活垃圾资源化水平的标尺，也是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突破口。

这些被经济学判“死刑”的低值物，如何在智能回收体系里重获新生？市民手机里的几毛钱返现，怎样撬动百万级财政节流？我们历时半个月追踪，试图揭开这场“亏本生意”背后的真实挑战与创新密码。

低值物的困局与破局

不止是杭州。从无人问津到多地发力，对低值物的有效治理已成为全国各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核心议题——

北京以“一袋式”上门回收和积分奖励机制为抓手，着力提升居民便利性、获得感；上海推进“沪尚回收”体系建设，注重全流程闭环管理，激励市民持之以恒；深圳推出“深i回收”平台整合企业资源，推动智能回收设备进社区。

低值物的处理，究竟难在哪儿？

2021年出台的《浙江省低价值再生资源指导目录》，将低值物明确为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织物等4大类17小类。这些低值物有个共同点，依靠市场难以有效回收。

杭州 曹坚摄

“市场失灵”，最直接的原因是经济价值低，企业划不来。“收一吨废玻璃要倒贴200元。”个体回收户李爱华的账本，道出了低值物“市场失灵”的窘境。前端人力、清运成本在300元左右，收货成本在100-200元，而末端工厂销售价格280-450元，实际操作中，每回收1吨玻璃，企业要亏损约100-200元。

“早在2018年，杭州便开始推进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在全市设立2767个回收网点、50个分拣中心，明确对高低值物应收尽收，并积极推动各县市区制定低值物专项补助政策。”杭州市再生物资行业协会会长林世娟介绍，多重政策刺激下，低值物回收率一度攀升，但随着2023年补贴结束，传统回收企业受店面租金、人力成本和运输费用等多重压力，回收积极性大幅降低。

企业不愿意收，居民在源头主动分拣的意愿自然就弱。低值物大多混入其他垃圾，与生活垃圾一起进入焚烧终端处置系统。

“低值物是垃圾处理成本与资源价值错配的典型领域，杭州始终没有停止寻找破局之路。”杭州市城管局环卫固废监管处副处长王盛真介绍，眼下多项破局实验，已经尝到了“甜头”。比如，西湖区推行以“积分兑换+自主投放”为主的“爱回收”，生产线仅以15%的饱和运转下，已实现减量3797.1 吨；

拱墅区引入三家回收企业，以街道为单位按每3000户设置回收服务站，实现“一站式”低值物收集，已累计回收3686吨。

按照当前生活垃圾清运、处置成本测算，以上实践都将节约100万元以上财政支出，这无疑证明，低值物具备巨大的探索价值与潜力。

当高算法遇见低值物

城市更新中，低值物如何被“安放”，亦是居民关心的现实问题。2023年，西湖区翠苑一区在建设全国完整社区过程中，收集了一波居民意见。社区党委书记项菲菲注意到，许多意见不约而同指向楼道内堆积的纸板、塑料瓶等低值物。

与此同时，作为全市最早试点垃圾分类的城区，西湖区正在探索深层发展阶段的“更优解”。“如何挖潜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空间？如何持之以恒激励群众在源头更精细分类？我们迫切寻找到新案例、新办法。”西湖区城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勇说，每个优秀案例的背后，都可能会延伸出一条可行路径，西湖区希望解决群众的“当下关切”，更希望重塑一套可再生资源利用的可行体系。

在市场侧，嗅觉敏锐的“新面孔”们，纷纷将目光投向再生资源回收这一风口，依托物联网、AI算法等推出智能回收解决方案，为传统回收行业带来新的气息。

“爱回收”就是这样专注废品生意的互联网企业。截至目前，爱回收城市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业务已进入北京、上海等38座城市，铺设箱体超过4万台，回收总量155万吨，用户数2200万人。

这是一张亮眼的成绩单。要不要引进？西湖区政府在研判时百般推敲，最终目光落在最朴素的两个问题上。

一是回归初心，能否从源头激发群众的分类积极性。垃圾分类绝非“一阵风”，而是一场持久的坚持。“与以往靠政府主导的模式不同，爱回收差异化运用市场思维，投放源头方便简单、有偿回收及时返现，实实在在调动起群众主动分类的积极性，值得我们尝试。”西湖区城管局固废监管科负责人龚天用说。

二是看商业模型，能否贯穿得起再生资源利用的全体系。前去考察的西湖环境集团总经理史林坤，从行业角度给出判断：“市场上多数企业仅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的某一环，比如箱体制造或中端运输。爱回收构建起‘点、站、场’三级回收体系，实现从社区回收到终端分拣、原材料销售的经营模式闭环，跑通了整条产业链，这很难得。”

“爱回收”智能回收箱前居民有序投递。翠苑一区社区供图

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翠苑一区是“爱回收”智能回收箱在杭州第一个布点的小区，记者走访时看到五六位市民正在排队投递。

市民输入手机号或手机扫码，将几个饮料瓶、纸板等投进“爱回收”智能回收箱，统一价0.6元/公斤返现。机器自动压缩、称重、结算，不到10秒金额自动到账。44岁的袁美蓉一边展示0.8元到账金额，一边感慨：“这个箱子太方便了，24小时随时可以投。”

当废品回收箱用上智能算法，废旧玻璃瓶也有了数字价值。试运行一年来，西湖区回收的3797.1吨可回收物中，低值物超过70%。目前，居民参与投递次数132.92 万次，共返现228万元。其中，收益最高的市民已获3900元。

算的并不只是经济账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中，企业能收支平衡是稳健运行的生命线。以往为弥补“市场失灵”，各地通常会出台补助政策支持对低值物的回收。

一个体系建立初期，政府补贴起到不可或缺的催化或稳定作用。然而这种方式缺乏韧性。“一旦地方发生财政紧张或者政策重点转移，体系的脆弱性便会凸显。”长期研究城市环境治理的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认为，不少模式开始时轰轰烈烈最终收缩，根源正是无法自力更生、自我造血。

智能回收方案提供了另一种“解题思路”。“我们不靠财政靠市场。”爱回收杭州运营部负责人张亢说。那么，这种智能化回收体系，如何跑通商业模型？

爱回收中转站

“科技改变了收废品的底层逻辑。”张亢道出其中原委：通过物联网、算法等科技手段，企业实现最大程度降本增效。智能回收箱每年仅需支付500元的电费和运维成本；物联网技术加持下，一旦箱满就会预警，后台系统自动派单，避免车辆空跑和低效收集；末端分拣中心流水线智能高效，将可回收物精分超过80个品类、销往下游。

全品类收集模式下，爱回收的高值物利润可用于补贴低值物的成本。规模效应后，企业会突破盈亏临界点，整体业务的利润空间还将提升。

好的治理，始终是城市与企业共同探索、协同推进的新型合作范式。攻克低值物的系统性难题，既需要市场“无形之手”推动技术和模式创新，更离不开政府“有形之手”的理念和机制创新。

不难留意，这位“外来和尚”进入杭州市场一年，便迅速推至428台。这背后，离不开西湖区持久营造的鼓励多元、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我们联动镇街、小区打开场景让产品进驻、群众试用，用议事会的方式争取社区、物业、业委会多方支持，以试用三个月为期，最后留还是不留，让群众来决定。”回顾这段“陪伴式推进”的经历，西湖区城管局固废监管科工作人员刘宇感慨道。

爱回收推广现场

如今，80岁居民林碧华习惯在家门口轻松扫码、投递旧衣物，她并未意识到，眼前的“绿色大个子”正在改变城市垃圾治理的路径。“以爱回收为支点，构建起全域可回收物智能回收体系。”西湖区城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勇说，西湖区将发挥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优势，推动机器视觉等前沿技术融入垃圾分类这一关键小事，探索更具未来感、更高效精细的城市治理解决方案。

“从数字化走向智能化，是当前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演进路径。西湖区将智慧基因深度融入了城市肌理，以数智技术引导和规范市民的文明自觉。”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评价，这一探索既是对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五个转变”的切实响应，也是杭州这座超大城市治理手段创新、模式创新与理念创新的生动注脚。

夜幕降临，小区内的智能回收箱依然闪烁着蓝光。这些金属立方体不仅是低值物的归宿，更化作丈量城市文明的新刻度。在这里，每投递一次泡沫箱，都是对回收经济逻辑的重新定义；每一元返现，都在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治理增添现实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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