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人才出走：不是不爱国，是难纯粹搞科研

顶尖人才出走：不是不爱国，是难纯粹搞科研

“论资排辈压得年轻人喘不过气，学术造假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科研殿堂本该属于真理，如今却成了逐利的角斗场。”网传这是北大最年轻数学教授许晨阳离开国内时的感慨，真假虽无从考证，但这位“数学神童”的经历令人唏嘘：18岁保送北大，是普林斯顿博士、麻省理工博后，2012年怀着报效祖国的初心回国，6年后却选择重回美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人才“流失”：79%的中国留美博士，不愿回国搞科研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数据显示，2018年在美留学的中国籍博士达6182人，其中79%希望留在当地工作。说白了，每5个中国留学博士里，仅1个愿意回国干事。

不是不爱家，是回家搞科研的性价比，甚至比在硅谷送外卖还低。

AI人才集体出走：科技界的“大出血”

如果说许晨阳的离开是学术界的小伤口，那AI人才的集体出走，就是科技界的大出血。

前阵子，META给苹果前高管庞若明开出2亿美金年薪——什么概念？库克看到自己去年7460万美金的工资条，都得感慨“长江后浪推前浪”；去年赚了1.1亿美金的C罗，怕是都要动转行做AI的念头。

如今本是中国人最适合搞AI的时代：中外核心AI会议里，中国人的身影从不缺席。以Open AI的华人核心团队为例：中科大少年班的于佳辉、清华的赵胜佳、浙大的宓群超、北大的任宏宇——四位中国顶尖学府培养的人才，全被高薪挖走。

据说于佳辉的签字费高达8000万美金，另有3亿多股权——这笔钱，够在北京买100套学区房，或给全体国人每人发一台最新款iPhone。有人或许会问“Open AI老板会不会怕核心员工肤色不同”，但更该慌的是我们：说好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最后接的却是“资本主义的班”。

奥尔森基金会数据更触目惊心：全球47%的顶尖AI研究者，本科都在中国就读——相当于咱们在给美国AI产业“做嫁衣”；而美国头部AI机构里，每3个研究员就有1个是华人。科研人才的“水土流失”，已相当严重。

金凤凰为何要“远飞”？良禽择木而栖

读书人的朴素愿望，从古至今从未变过：“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无非是想在二三十年寒窗后，拥有光明的未来。可这些“金凤凰”为何纷纷选择离开？答案很简单：良禽择木而栖。

1. 待遇差距悬殊

2011年，清北交大毕业生平均月薪仅1万出头，一年赚13万，只够在北京买个“厕所大小”的空间；而硅谷随便一家IT大厂，给刚毕业的博士开10万美金年薪都算“低配”。合着国内顶尖人才的待遇，还不如美国的普通程序员。

2. 高端岗位“僧多粥少”

华为、百度、阿里的AI实验室，每家高级研究员岗位仅100-500个，领军岗位不足10个，但清北每年毕业的顶尖学生就有上千人。于是出现了荒诞一幕：杭州余杭区一个街道办招事业编，来了50多个清北硕博。

不是他们想当街道办干部，是科研岗位太少，只能“向下兼容”；高考600多分的学生宁愿去警校，不是想当警察，是怕读了清华北大，最后要和50人抢一个街道办的位置。

他们不是不爱国，是想要“纯粹搞科研”的自由

新一代科研人员，真的只“向前看”（向钱看）吗？这个时代，真的没有钱学森那样“被美国软禁5年仍毅然回国”的有识之士了吗？

其实不然。许晨阳离开北大前，曾在《中国科学报》采访中说：“我办公室的抽屉里还锁着当年给学生讲代数几何的备课笔记，纸都泛黄了，但上面的公式没改，我早晚回来要接着讲。”

没有煽情，只有一个数学研究者的执念。他要的从不是“教授头衔”，是对着黑板讲纯粹数学的自由；不是“课题经费数字”，是和学生讨论公式到深夜的纯粹。

这正是所有问题的“锚点”：人才的选择，从不是“爱不爱祖国”的道德判断题，而是“能不能纯粹搞科研”的逻辑选择题。

他们怀念的不是“中国的穷”，是实验室里的“纯粹”：黑板上没有前辈的“课题配额”，只有未解决的问题；讨论里没有“导师的面子”，只有“这个模型哪里错了”；论文署名凭“谁做的实验谁排第一”，不是“谁是导师谁排第一”。

人才出走是面镜子：照见科研生态的深层问题

顶尖人才的出走，从不是简单的个人选择——这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高端科研生态、价值回报体系上的深层短板。

要知道，那些站在AI前沿的顶尖人才，不仅决定着大模型能力的上限，更掌握着未来科技生态的“定义权”。如今全球科技竞争激烈，咱们若想占据主动，就必须“好好对待人才、留住人才”。

因为人才最想要的，从来不是“多少钱”，而是“我能在这里活成自己最希望的样子”。

当“纯粹”回归，散出去的光终会成灯

当我们能给出这样的环境，所有散出去的光，都会变成照亮中国科技未来的灯——这盏灯，早晚会亮。

许晨阳会回来，硅谷华人学者会回来，街道办里的清北学子会重新翻开专业书。

因为“回家”的理由，从来都是：“这里能让我的才华，变成中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