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湘阴惨痛教训：几十万人围垦横岭湖，刚竣工即遭灭顶之灾

洞庭湖作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历史上面积屡经变迁。从春秋战国时期缺乏大片水面，到北宋时扩展至七千平方公里，再到晚清缩减为四千六百平方公里，这一过程受自然沉积与人类活动双重影响。

1949年后，围垦活动加剧，湖区新增近千处围垸，湖面从四千三百五十平方公里降至一九七八年的两千六百九十一平方公里。这种变化源于人口增长与粮食需求的紧迫，湘阴县便是典型代表。

湘阴县人口从一九五零年的三十五万增至七十年代末的五十六万，耕地却因基础设施建设而锐减。为缓解粮食短缺，县领导决定向湖泊拓展，选中横岭湖作为目标。这片湖区占地三十七万亩，地势较高，土壤肥沃，适宜稻作。一九七八年秋，围垦工程启动，旨在开辟新田，实现粮食增产。

工程动员全县力量，秋季投入五万劳力，冬季增至十万，采用军事化管理，分兵团作业。各级干部一线指挥，生产队提供后勤保障，妇女儿童辅助田间管理。资金总计两千七百万，土方移动量巨大，工期跨越秋冬春三季。劳力们日夜轮班，优先速度而非科学方法，确保堤坝快速成型。

一九七九年春夏，工程宣告竣工，湖底转为农田，准备播种。然而，六月二十七日，资江水位暴涨，上游观寺滩堤坝溃决，洪水直冲下游。应急部队投放石料无效，洪峰迅速淹没围垦区，导致二十三人死亡，整个项目化为乌有。

溃坝前，横岭湖六万亩芦苇地年创财政收入两百万，支持八家纸厂运营。灾后，纸厂全部关闭，经济损失惨重。这一事件暴露了决策中的主观因素，忽略了湖泊的调蓄功能，加速了生态失衡。

洞庭湖围垦并非孤例，早在一九五零年代，杨林寨、黄土湖等已遭改造，总面积达三十三万亩。七十年代的横岭湖行动进一步压缩湖面，削弱防洪能力。灾祸发生后，地方志记录此为反面教材，警示后人注重自然规律。

围垦的初衷在于民生，但忽略科学论证，导致好意酿成恶果。湖区生态破坏加剧了后续水患，促使政策转向恢复湖泊功能。至今，这一教训仍提醒中国在发展中平衡人与自然。

中国湖泊治理史中，横岭湖事件标志着从征服自然向和谐共生的过渡。决策者当初的决心虽源于民生压力，但缺乏长远考量，酿成灾祸。事后反思促进了科学治水理念的普及。

人口与土地矛盾是围垦的根源，湘阴县的快速增长放大这一问题。工程动员规模空前，体现了集体力量，但也暴露了管理短板。洪水来临时，应急措施无力回天，凸显了预案的不足。

灾后经济打击沉重，芦苇产业崩塌，纸厂倒闭影响了数千家庭生计。财政收入锐减，迫使县里寻求替代路径，如发展渔业与旅游。

洞庭湖的四水汇集本就复杂，围垦缩小湖面后，洪水无处宣泄。1979年的溃坝正是这一逻辑的极端体现，四水齐涨时，湖区压力倍增。

全国类似案例比比皆是，鄱阳湖、太湖均有围垦失败记录。这些事件合力推动了国家层面的水资源法规制定。八十年代末，水利部强调生态平衡，围垦项目需严格评估。

横岭湖的教训融入中国环保教育，许多教材以此为例，教导学生尊重自然。2025年，湖区生态监测站建成，利用卫星数据跟踪变化，确保可持续发展。

工程的短暂兴衰警示了后世，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确立了绿色理念，横岭湖便是这一转变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