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对越作战前，武元甲听闻总指挥并非是粟裕，遂动员前线：必胜

1978年12月，北京的深冬格外寒厉，中央军委的一纸命令穿过厚厚的北风，送到了南疆各军区。命令里只有八个字——“必要时，坚决反击”。

对照十年前的情谊，这一句话显得反差巨大。五十年代，武元甲还在广西柳州的顾问团里学战术；那时的他，凌晨和解放军连夜推演阵地攻防，白天又钻进山沟研究爆破。彼时，中越“同志加兄弟”的口号，谁都喊得响亮。

可刚进七十年代，画风突变。黎笋上台，急着“向北看”。苏联舰艇停进金兰湾，越南军政报告里再难找出“中国”两个亲切的字眼。边境线上，越军一个连一个连地拔界桩、截钉子，桂林、昆明方向的老百姓睡觉都不放心。

中方忍耐了太久。1978年11月，越南在柬埔寨大打出手，又在谅山、老街挑衅。外交部最后一次口头交涉碰壁后，军方才被允许启动预案——东、西两线配合，兵力十万起步，目标清晰：打痛、打快、不恋战。

就是这时，河内召回年逾花甲的武元甲。黎笋已不信这位老将，却又舍不得其威望，于是把防御东线的指挥权丢给他。刚接任，武元甲就得到内部情报：对面总指挥不是“战神”粟裕，而是73岁的许世友。一听此话，他在前线干部会上抬高嗓门：“对面如果是许世友，那我们必胜！”短短十个字，硬是让满营官兵跟着鼓起掌来。

武元甲的判断“看似”周全——一、老将出山，身体未必吃得消；二、解放军二十多年未打大仗；三、苏联已承诺“必要时出手”；四、中国对越感情深厚，舍不得下狠手。逻辑严密，士气一下子飙升。

1979年2月17日凌晨，炮声替代鸡鸣。东线，许世友部横扫同登、谷柳；西线，杨得志兵锋直指老街、高平。短促、猛烈、不停顿，三万发炮弹在十二小时内泼向越军要塞，有些山头还来不及挂白旗就失守。越军没料到，中国步兵端着五六式冲锋枪，在密林里跑得比山民还快。

许世友的年龄没成为软肋。指挥所内，他翻着地图皱眉：“不求多拿一寸地，但求快。”参谋长答“最快的办法是穿插”，他手指敲桌，“那就穿插”。命令一出，39军、55军像两把尖刀插进谅山外围，越军指挥链被拦腰斩断。

有人曾担心苏军会从北面压境，结果苏联远东五十多个旅始终停在兵营。原因不难猜：北京和华盛顿的热线没有闲着。消息传到河内，武元甲心里一沉，苏联那张保票说翻就翻。

28天后，解放军收拢部队，按原计划全线撤出。越军损失七万余，二十四个师番号成了空壳，柬埔寨战场的兵源也被抽空。越南大国梦瞬间破裂，黎笋气得拍桌，把所有责任甩给武元甲，理由是“盲目乐观、准备不足”。

武元甲没争辩。多年以后，他对友人低声感慨：“许世友不是老了，而是更狠辣了。”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也带着几分敬意。1990年，他随体育代表团踏上北京首都机场，面对记者提问，沉默片刻，只说了句：“邻居还是邻居。”

枪声终归停息，边民重新在田里插秧。越南的不切实际估算、苏联的口头支票、解放军的迅速反击，几条因素交错，决定了那场只打了四周的战争。它告诉人们，住在门口的对手到底在想什么，必须冷静而准确地研判；自家的刀锋是否锋利，也要随时擦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