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的春节，毛主席让秘书放点鞭炮，放完后他笑了，身边的人哭了

“外面的鞭炮声……是不是停了？”——1976年2月5日凌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畔。老人半躺在藤椅里，声音微弱而清晰。陪护的秘书俯身答道：“院子里静着，主席，您想听响？”老人眯起眼，只说了三个字：“放一挂。”简单的叮嘱，却让屋里几个人对视片刻，随后低头各自忙开。

那一夜的冷意，刺骨得与往年不同。病榻上的毛泽东已度过八十二个春秋，连端起茶杯都要借助旁人。屋外灯光昏黄，雪被薄薄地覆在青石板路上。专门为他守夜的医护与卫士，虽训练有素，也不免被寂静压得心口发闷。83岁的生日就在眼前，而他自己似乎更在意“除夕”二字——因为过年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奢侈。

回想能真正放松过的春节，要追溯到1927年。那年腊月，秋收起义的残部顶着追兵与严寒攀上罗霄山脉。粮尽、衣单、伤员多，夜里炉火噼啪一响，便有战士以为敌袭。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毛泽东第一次向队伍下达“放假三天”的命令，同时从临时军费里抠出三块银圆分给每一名红军。有人说他“败家”，他笑，“过年要有过年的样子，再苦也得闹点声响。”那三块银圆与后来井冈山点燃的第一挂鞭炮，成了许多老红军口中的“开门响”。星星之火自此没再熄灭。

井冈山的炮竹声之后，是数不尽的枪声、炮声、呼号声。抗日、解放、建国，节日往往恰逢前线告急或谈判关键。新中国成立那年冬天，全国刚刚废除两千余年皇历，统一使用公历元旦。理论上，他完全可以在香山好好吃一顿团圆饭，可第一届政协尚未收尾，外事贺电堆得比门板还高。合影、批示、接见，一环套一环。有人建议“元旦放炮吧，图个喜庆”，他摆手道：“别学旧俗，新中国要有新气象。”

然而，他还是眷恋那点“爆响”。1956年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联欢大会上，手握“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捷报，他忽然让身边的警卫找几根小礼花，在幕后悄悄点燃。场内音乐正起，彩屑纷飞，只他知道那一下闷响，是给自己，也给千万老战友的。

1962年春节更加别致。那顿只有辣椒、苦瓜和馒头的“家宴”，坐在对面的客人是溥仪。席间，他把酒杯递过去，说：“末代皇帝也要尝尝湖南味。”溥仪拿起筷子，辣得直皱眉，却很快哈哈大笑。参加宴会的老乡绅程潜偷偷皱了皱眉——毕竟请“皇上”吃青椒，看似简朴，实则意味深长：旧与新在同一张桌子上碰撞，尴尬而又必然。饭后有人调侃溥仪：“辣不辣？”溥仪答：“辣极了，可也舒服。”毛泽东听见后拍掌：“有点辣味才醒神嘛！”几句玩笑，却透露他对历史转折的笃定：封建王朝已成博物馆展品，再大的排场也留不住。

时间快进到1975年。长沙南郊的山坡上，冬雨连着三日。医生建议“就地静养”，他偏要回京：“人老了，也得按时上班。”专列一路向北，他的手里握着一份中央文件，密密麻麻的批语仍是熟悉的斜体。车到丰台时天已擦黑，他透过车窗，望见远处小孩放烟花，火光闪白，他抬手遮住眼眶，谁也没看见那一刻情绪。

北京的暖气那个冬天故障频出。卧室温度徘徊在十七八度之间，呼吸稍重就觉冷。他不大吃得下，只对武昌鱼还保留点兴趣。除夕夜，护士把鱼肉仔细挑骨，盛在小碗，递给他。两口咽下，已是极限。随后，他被搀到客厅。窗外隐约有零星爆竹，却飘忽不定。半晌，他突然说：“今天该有点响。”秘书犹豫——中南海任何声响都要报备——终究点头，带着卫士出了门。

炮竹在雪地里呯呯炸裂，红纸屑飞成一团。房里，老人竖着耳朵，像在分辨熟悉的节拍。响声停歇的瞬间，他嘴角缓缓牵动。那是一抹近乎顽童的笑，短暂，却明亮。照料多年的护士红了眼眶，低头擦桌子，肩膀却微微抖。谁都明白，这挂鞭算不上热闹，却可能是他生命里最后的“年味”。

回京的这一年，他再未签过像样的文件；气候转暖，病情却急转直下。9月9日凌晨去世前，警卫班长回忆，他曾迷糊中喃喃一句：“鞭炮……放过了的。”那位班长后来对朋友说：“他放心了，是真的过完年了。”

很多年后，人们谈起那挂鞭炮，总爱调侃它“声音小得可怜”。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从群山里的三块银圆，到首都雪夜的几声脆响，这条线恰好串起一个人对新旧中国的全部情感。他在最艰苦时亲手分出过年钱，也在最高位上坚持吃家乡辣椒；他把末代皇帝请进普通人饭桌，也把自己最后的节日留给默默工作的身边人。拳拳心意，都藏在那一声响里。

鞭炮早已熄灭，纸屑被清扫干净，雪也化成了河水。可在许多老人、包括我这样五十多岁的人心里，每到除夕，总会无意识地竖耳听一听——不为热闹，只是想确认，那熟悉的“嘭”还在。因为记忆告诉我们：只要那声响还在，中国就还沿着他曾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