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德国工业革命是如何促进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的？

城市经济发展与大量人口的涌入冲击了社会固有的等级结构，传统的政治机制与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城市的现实需求，也不能承受城市社会的内部张力。

因此，工业革命开始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贵族不平等制。以能力和成就确定社会地位逐渐取代了以出身论地位的传统方式。

一、阶级的变化

德意志帝国时期整个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新的调整，这主要表现在贵族阶级的变化、资产阶级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变化三个方面。

第一，贵族阶级的变化。19世纪初德国进行了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基本上进入了资产阶级社会，但是贵族作为一个阶级还是继续保留了下来，在他们之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大贵族，他们仍然享有着很多特权，如独占着普鲁士军官学校，在军队和高级官员中依靠贵族身份更快的晋升等。

虽然在资产阶级改革的过程中，他们的身份、地位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但是并未撼动其特殊的社会地位。

另一类是中小贵族，他们大多数居住在农村地区，在改革中他们的大部分特权都被收回，且并不具备像大贵族一样的人脉和资本。

因此整个群体社会地位都下降了，有的甚至为了生存卖掉了自己的庄园。据统计，“在东普鲁士，到1829年，888个庄园中，有510个换了主人。”

第二，资产阶级的变化。19世纪初资产阶级的改革，让德国的资产阶级进入到了历史舞台。在他们中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工厂主、商人、银行家。

他们拥有雄厚的资金，逐渐步入了社会的上层，并与高级官员相互联合，社会地位极高，他们的子女也继承他们的企业或资本，也稳居在社会上层，很少有向下的社会流动。

另一类是文职类、技术类的资产阶级，如医生、律师、作家等，他们在普通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为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作出贡献。

他们通常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也给予了子女良好的教育，因此他们的后代也很少出现向下流动的现象，一般会从事与其父母相同的职业。

第三，工人阶级的变化。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中最庞大的群体通常是以外来移民居多，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处境非常艰难。

以1906年居住在鲁尔区的一户家庭为例，他们是在1885年从奥尔登堡移居此地的。

当时，19岁的格鲁奇来到鲁尔区寻找工作，由于没有工作经验，他从学徒做起，每天工作近12个小时，与7-8个工友居住在不足20平的房屋中。

因此，工人阶级通过罢工、抗议等形式要求消除旧的特权秩序，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1889年波鸿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在此次工人运动中，工人们就获得政治权利。

改善生存环境和子女教育等问题提出抗议，他们大规模的罢工严重影响到了鲁尔区工矿企业的正常运转。

1890年初，当局就改善工人地位等问题进行改革，部分工人获得了投票权，工人的子女在特定条件下可享受与当地儿童相同的教育。

在工人阶级中，他们有的因掌握了技术开设了自己的工厂，有的因被选为工人代表步入了政治舞台，但是这样的概率是极低的。

大多数工人还是留在了自己原来的岗位，继续接受这一现实。而他们的子女往往也会同父辈一样，成为一名工人或者通过受教育步入资产阶级的行列。

从更大范围来看，当时整个德国的人口职业流动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方面，工业部门内部的流动不存在严格的障碍，上层与下层之间能够实现自由流动。

而农业部门和公务—文职人员中则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很少有上层会沦为下层，从下层晋升到上层的可能更是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工业部门的下层劳动力主要来自农业部门的对应等级。

这种流动往往是平级间的流动，也很少有人能实现越级流动。但总体上来说，在工业时代的这一阶段，德国民族新的社会结构已初步形成。

总之，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贸易限制逐渐消除，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转型，旧的工业活动形式逐渐被新的工业形式所取代。

德国的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这种发展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转型，也进一步改变了德国人民的生活方式。

二、波鸿城市的初步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德国西部地区的人口分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农村人口增长停滞不前，城市人口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尤其是在莱茵、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地区的城市出现了高速城市化。据相关资料显示，当时，城市人口在这些地区总人口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基本实现了城市化。

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莱比锡和开姆尼斯的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远远地超过传统的行政中心如布莱斯劳，成为了工业蓬勃发展的焦点。

此外，当时的德国还出现了由密集的中型城镇群组成的区域集聚区，例如，鲁尔河谷城市群，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在1900年甚至超过了柏林。

人口的增长为这一新兴工业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并使其迅速成为了当时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重工业城市发展的典范。

在这一时代和地区背景下，波鸿城市实现了初步发展，在前德意志帝国时期，先后经历了准备阶段和启动阶段。

波鸿城市发展的准备阶段波鸿位于德国工业中心鲁尔河谷，这里是一个非常紧凑、起伏平缓，几乎没有地理屏障的地区。从莱茵河到多特蒙德，东西跨度不足45公里。

从南边的鲁尔河到最北端的莱克林豪森市只有25公里的距离。鲁尔地区的南面耸立着索尔兰的崎岖小山，那里有着茂密的山谷、浅而湍急的河流，这为小型工业和纺织厂提供了动力。

北部则是一片平坦的农业平原，延伸至北海。由于鲁尔地区在19世纪以前处于两条重要贸易路线的十字路口，所以该地区的经济主要以商业和农业为主。

莱茵河是欧洲西北部最大、最容易通航的河流，也是南北货物运输的重要道路。早在中世纪，该河流沿岸就已经存在一些商业中心，他们就是依靠这条东西贸易路线发展起来的。

19世纪上半叶，鲁尔地区83％以上的土地仍用于农业、林业和畜牧业，只有不到5％的人口从事采矿、化工、金属、机械和建筑行业，该地区仍是以南部的纺织业为主。

三、城市的变化

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化的蓬勃发展，该地区的煤炭开采、销售得到了发展，整个地区的农业用地仅占45％。

其中变化最大的是杜伊斯堡、埃森、波鸿和多特蒙德，据统计，这些地区的耕种和放牧面积从1849年的66％下降到1895年的35％。

与此同时，这些城市的人口也呈现出快速增长。

相关数据显示，从事采矿、冶金、机械制造、化工、建筑贸易、商业、交通运输的人口也从1849年的大约7％增长到1895年的将近58％。

与埃森、多特蒙德、翁纳、韦尔、索斯特等城市一样，19世纪初的波鸿还只是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城镇。

在1800年仍保持中世纪的样子，这时波鸿只有2000人，而多特蒙德和埃森的人口则刚刚超过4000人，作为黑尔韦格最大的城镇索斯特，也仅有5000名居民。

在这一时期，波鸿的发展极为缓慢，居民大多从事农、林、牧业，也有部分居民从事手工业工作。

波鸿的纺织业是从18世纪开始兴起的，据统计，在1788年，这里大约有26名亚麻织布工匠，直到19世纪初，才有了第一座小型纺织厂。

当时，咖啡研磨也是在小作坊进行的，1791年这里共有10家咖啡馆，还有一些棺材锡饰厂和小型烟草厂。但到了19世纪中叶，这些产业几乎都在衰落。

家庭和工厂的纺织品生产中心转移到了更具竞争力的莱茵、咖啡生产转移到哈根、棺材饰品大多是在伊瑟隆生产。

1842年，一项调查显示：在波鸿有41家年收入超过200塔勒的本地企业中，没有一家是工业企业。

直到1841年，在哈梅村附近发现了煤，此后，波鸿的煤炭开采才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这一时期的波鸿。

虽然工业还没有取得很大的发展，但是丰富的煤炭资源吸引了早期的资本家，他们来到这里投资办厂，于是高炉、钢铁厂、煤矿和煤焦厂相继出现。

由此迎来了波鸿城市化的启动和缓慢上升阶段。波鸿城市发展的启动阶段在煤炭资源的开发与带动下，波鸿的城市化步入启动阶段。

许多企业家来到波鸿投资办厂，人们对于工业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改变。1842年，波鸿出现了第一家现代铸造厂。随后很多企业也把自己的工厂搬到了这里。

1846年，一位企业家迈尔将他的企业从亚琛附近的伦德尔道夫转移到波鸿。在这一时期，波鸿的居民开始意识到工业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变化，从事工业行业的劳动者逐渐增多。

波鸿的工业企业和工业产值虽也在增加，但整体上较为缓慢，有时甚至有些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