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个人主义与法国、德国家长式作风，有何差异？

作者｜莉莲·诺尔斯（Lilian Knowles，1870—1926）

英国经济史学家，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和皇家历史学会理事会成员。在剑桥大学获得历史和法律一等学位，1921年成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第一位经济史教授。1920—1924年担任伦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评价她是当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是创始人之一”。

19世纪英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特点是，英国工业几乎不依赖国家资助。英国的发明家既没有从当局那里获得资金，也没有得到支持，而在法国和德国，国家都提供了大量的资助。

普鲁士政府不遗余力地把英国机器的知识介绍给本国人民。以下是1841年一名证人在皇家机械出口委员会面前的陈述:

我在柏林发现，为掌握机械制造技术，普鲁士政府做出了最积极和最系统的努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其力度之大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柏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叫作工业研究所。这是一个大型的实践教育机构，将设计与几乎所有涉及科学和机械的制造业分支结合起来。在和教授一起参观该机构的展厅时，我看到里面全是英国机器的模型。教授告诉我，这里收藏了英国生产棉织品以及亚麻、丝绸、羊毛制品的每一种机器的模型，还有许多美国和德国的机器模型。通过这些方式，德国人就能掌握我们最新的改进成果，而更重要的是，工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经常能够在同一台机器上结合两项不同的英国专利，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

教授告诉我，整套制度是这样运行的：英国发明出一种新机器后，德国政府会立即出资进口，将机器安装在工业研究所。随后迅速制作出这种机器的模型，将模型存放在研究所里，而原件则作为荣誉奖品由政府赠送给普鲁士的某个制造商，因为他在该机器应用的特定行业中表现突出。同样，在研究所里，学生们被教导要自己制造机器，研究所给他们提供工具，并允许他们带走自己制造的机器。

《英国工业革命：经济的质变、世界工厂的建成与海洋霸主地位的确立》

[英] 莉莲·诺尔斯 著

赵海珍 曾瑞云 译

重庆出版社

2025年8月

一方面，以上摘录显示了英国技术对日后将成为其工业竞争对手的德国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也是普鲁士政府实行家长式统治以及对工业和技术教育进行指导的一个突出例子。与英国的自由放任政策进行对比时，这个制度就更引人注目了。

在英国，机械的引入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生活的变革，是私人用自己的或借来的资金带来的，所以不受政府对工资或雇员工作条件的任何限制，并且在1813年，英国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所有限制被最终扫除，尽管这些限制早已过时。只有在为开凿运河或修建铁路强制征用土地时，才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制造商往往将他们的成功归功于个人的积极主动。制造商也是自由放任政策的狂热拥护者。

在我们政府的管理下，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运用自己的资本、劳动和才能。这是不可估量的优势。运河的开凿和铁路的修建都是由一些人自愿联合起来实施的，他们对当地的了解使他们能够把这些设施设在最合适的地方。在不太自由的政府管理下，这种巨大的优势是无法发挥的。这些情况综合在一起，使我们的人民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因此，无论是在机械制造方面还是在商品制造方面，无法想象有任何国家能对英国形成有伤害力的竞争。

英国个人对国家工业生活的重建与法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Ⅳ）时代起，法国制造商就习惯于向政府寻求帮助。法国工业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严重受挫，直到拿破仑亲自出力并提供资金，机器工业才得以重新启动。但根据法国传统，国家应该帮助制造商，尤其应提供良好的道路和运河运输条件。

在德意志，政府对制造商的资助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三十年战争彻底破坏了德意志的经济生活，只有在国家的帮助下才能恢复。在重建经济的德意志各君主中，表现最突出的是普鲁士国王，人们习惯于指望国王为他们做点什么。

除此之外，在欧洲所有国家，农业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在1780年还是农奴）都向封建领主寻求正义、指导、就业和生活保障。这种依赖权威的习惯无法被轻易打破。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法国和德国比英国有着更为浓厚的家长式作风和国家控制的传统。人们不能突然失去指导，就像当时英国人发现印度人不能失去其指导一样。

资金匮乏、经济生活遭到破坏、缺乏主动性以及封建和农奴制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使普鲁士王国、法国和俄国政府于19世纪率先鼓励、引进或组织新的工业或运输方法。

除了英国不存在农奴制或农奴制在英国很早就消失了这一因素，英国的发展道路与众不同的首要原因在于英国君主的贫穷。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统治时期，王室每年的收入很少超过300,000英镑，这导致伊丽莎白一世不得不靠每四五年向议会申请一笔紧急救济金来维持政府的运转。查理一世（Charles Ⅰ）每年的收入约为550,000英镑，但他总是缺钱，因为1630年至1642年，他的年支出约为850,000英镑。英国君主可能会造福企业，但无法从中分得一杯羹。因此，英国的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是通过特许公司的商人进行的。甚至“清教徒前辈移民”也类似于一家股份公司。英国商人或制造商想要什么，就得自己去争取。清教主义的诞生刺激了政府的独立性。独立精神使人们拒绝承认一个权威的教会，拒绝在自己和上帝之间设立任何神父，也使他们在贸易问题上像在宗教问题上一样独立。对贸易和宗教的权威，他们都很反感。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一个人的贫穷证明了耶和华已弃他于不顾，因为耶和华赐福的人无不好运亨通。当获得财富似乎是对此生和来世过上安逸生活的一种真挚追求时，人们“上进”的动机就非常强烈。此外，对虔诚的清教徒来说，花钱让他们充满罪恶感，于是，他们就成了资本积累的绝佳载体。

这种独立自主的传统自然也随着殖民者来到了美洲新大陆，特别是殖民者中的许多人都是清教徒。因此，美国紧跟英国的步伐，将许多事务交由私人企业处理，而迟迟未采取现代世界所特有的政府干预措施，这绝非偶然。爱尔兰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其行动必须获得征服者的许可。因此，爱尔兰不得不指望英国政府，因为权力可以给予，也能收回。此外，爱尔兰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所以需要向较富裕的英格兰寻求财政援助，这就意味着国家干预。自1880年以来，爱尔兰一直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但它得到的援助是农业援助，而不是工业援助。

在征服者占主导地位、清教主义传统深厚的地区，即阿尔斯特（Ulster），政府援助并非必要。19世纪，在阿尔斯特，大规模的造船业由私人公司自发地发展起来，亚麻业也成功地按照机械化模式进行了改造。从苏格兰向爱尔兰北部出口煤炭也很容易，这无疑有助于爱尔兰北部工业的发展。

1789年，法国受到类似清教主义的影响，信奉“自由、平等、博爱”，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较晚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所带来的影响。法国开始接受英格兰“光荣革命”的原则，而一旦资本再次积累起来，法国的政治生活也趋于稳定。除了建设良好的交通设施，法国工业几乎不需要国家资助。法国的机器工业在重新启动时曾接受过国家资助，但启动后就沿着自由放任的道路发展。德意志工业则一直深受国家支持，特别是在技术鼓励方面。前文引用的摘录表明，德意志在19世纪早期就开始支持本国工业，并且力度非常大。然而，法国、英国和德意志工业发展的主要特点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1649年，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在英格兰，这意味着国王在经济生活中作为主导力量的终结。此后，英格兰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当时的议会是一个由几百名乡绅组成的庞大机构。议会对国内工业的发展未加任何限制，允许其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发展。议会只是确保维护高关税和广阔的海外市场。查理一世被处死的前一年，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签订，三十年战争结束，德意志彻底崩溃。可以说，德意志只能完全依靠各邦国的君主来重建。几乎在一年之内，国王这个职位在英格兰不再存在，而在德意志则成了一种必需品。1642年，黎塞留去世。黎塞留彻底摧毁了法国贵族的政治权力，为法国国王建立了强大的经济管理体制，并使王权成为法国最高的权力。因此，由君主自上而下对工业和贸易进行直接指导和控制就不可避免了，特别是法国国王非常富有，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提供补助金和其他财政援助。1660年后，柯尔贝尔按照君主专制统治的原则对法国经济进行了重组，整个法国工业都指望国王给予鼓励、监管、指导和督察。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国家援助的传统，但后来拿破仑恢复了这一传统。在19世纪的法国，自由和控制这两种相互冲突的理念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体现。

在18世纪，法国是最强大的工业国，英国位居第二。到了19世纪，情况发生了逆转。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英国和美国以及传统上专制的法国和德国都朝着加强国家控制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