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与奥威尔：从未谋面却心灵相通

1931年 12 月 13 日，纽约第五大道，一名 57 岁的英国政客走下出租车。他当时仍是执政党的一名议员，却在政府中不太招人待见。他来到纽约，开始巡回演讲，希望演讲带来的收入能弥补一些自己两年前在股市上遭受的损失。可能是因为来自英国，也可能是被自己的烦恼扰乱了心绪，他看错了方向，没有看到一辆汽车正以 30 英里的时速驶来。汽车将他撞向人行道，且拖行了一段距离，他磕断了肋骨，还撞破了头颅。

如果他当时因此丧生，今天能记住他的名字的人就只有区区几个研究 20 世纪早期英国历史的学者。但是，他没有死，活了下来。他的名字叫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大约六年以后，在 1937 年 5 月 20 日那一天，另一名英国人在拂晓前醒来，信步走出简陋的战壕。此时正值西班牙内战，他身处西班牙东北部前线。虽然在这里他是一名士兵，但其实他是一名作家，一名默默无闻的作家，写过几本乏善可陈的小说。可是在最近的作品中，他却对新闻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英国的穷人。他认为自己是一名左翼人士，却因为批评社会主义者而挑起了一些小风波，可能还因此失去了几个朋友。

然而，他仍然是一名亲西班牙共和国（Spanish Republic）政府的社会主义者。他沿着战壕朝西走去，查看自己分队的队员，太阳在他高高的个子身后缓缓升起，勾勒出他头部的轮廓。175 码开外，一名国民军狙击手发现了他，射出了一颗 7 毫米的镀铜子弹。狙击手枪法很准，子弹从这名英国人脖子的下部穿过，离颈部动脉只差分毫。他整个人僵住，倒在了地上。

他知道自己中弹了，但惊慌中并不清楚具体的部位。当得知是颈部中弹时，他反而冷静下来，准备好会在几分钟之内死去，因为他从未听说有人在这个部位受伤之后还能活下来。

如果他就此死去，今天能记住他的名字的人就只有区区几位研究 20世纪中期小众小说家的学者。但是，他没有死，活了下来。他的名字叫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ir），笔名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从表面上看，两人的人生大相径庭。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丘吉尔的生命力都更加旺盛，他年长奥威尔 28 岁，却比奥威尔晚 15 年去世。然而，在很多至关重要的方面，他们的思想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他们都生活在 20 世纪中期，都致力于应对同样的问题：希特勒和德国，斯大林和苏联，美国及其对英国的取而代之。

他们应对的方式和武器也是相同的：他们的才智，在世人不屑一顾之下仍然对自己的判断力充满信心，以及非凡的文字能力。而且，他们所遵循倡导的都是自由民主的核心原则：思想、言论和结社的自由。

他们俩从未见过面，但却默默在远处彼此欣赏。乔治·奥威尔给《1984》的主人公取名为“温斯顿”，而有案可查的是，丘吉尔对这本小说也喜爱有加，从头到尾读了两遍。

这两位历史人物尽管在很多方面迥然不同，却因为对人类自由的不懈追求而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确实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个体，生活轨迹也毫无重合之处。丘吉尔凭借张扬外向的个性、精湛高超的语言能力，以及战时防御的迫切需要，取得了伟大的集体性胜利，帮助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奥威尔的个性却日渐慵懒内向，并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他致力于准确观察并描述现实，是一位在现代世界中奋力保护自己一片天地的作家。

同时研究这两位历史人物可能遇到的问题在于，丘吉尔在历史舞台上的存在是如此喧嚣和持久。20 世纪 40 年代发生的任何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要么是亲自参与其中，要么曾对事件发表过演讲，而且在数年之后还亲笔著书回顾。一名英国内阁成员曾经嘟哝道，跟丘吉尔辩论就像“与一支爵士乐队争吵”。

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说，丘吉尔把人生看作一场庆典，而他自己正是引导欢庆游行队伍的领头人。“我确实喜欢明亮的颜色，”丘吉尔曾写道，“我无法假装不偏好某些颜色。明亮的颜色让我充满喜悦，而乏味的棕色则让我提不起精神。”

在 20 世纪中叶，无论在政治还是精神领域，两人在针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领导者的作用。在英国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天，丘吉尔这样说道：“这场战争，归根结底，将是一场确保个人权利坚不可摧的抗争。这场战争，将是一场重建人类精神境界、使之重获生机的抗争。”两年后，奥威尔用自己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焦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正逐渐绝迹。”

奥威尔与丘吉尔都认为，他们所处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并不是马克思提出的由谁控制生产方式，也不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人类心理机制，而是在国家机器日益强大、步步入侵私人领域的大环境下，如何维护个体的自由。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把两人称为时代的建筑师，认为他们是“最让人难以置信的同盟”。国家谋杀（state murder）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于 20 世纪 40 年代达到顶峰，他们则共同致力于阻止这一趋势愈演愈烈。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天，丘吉尔的一个小孙子把头伸进老人的书房，问道：别人说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这是真的吗？以其惯常的风格，丘吉尔回答道：“是的。好了，现在上一边玩儿去。”如今，人们对历史“伟人”理论嗤之以鼻，但有时候，个人的作用的确举足轻重。丘吉尔与奥威尔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思想仍然产生着持续的影响。他们并没有亲手建立起一个战后的西方世界，没有为持续经济繁荣以及赢得妇女、黑人、同性恋和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平权运动的逐渐胜利作出直接贡献，然而他们的奋斗却在政治、经济、物质和精神等诸多方面为建立起这样的世界创造了条件。

长久以来，我对这两位历史人物都怀有崇高的敬意，但是探究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个想法还是在我研究 1936—1939 年西班牙内战（Spanish Civil War）的时候产生的，当时我正处于报道伊拉克战争的空隙期。在研究奥威尔的时候，我意识到他跟丘吉尔一样都曾经担任过战地记者，就像当时的我一样。奥威尔报道并亲自参加了西班牙内战，而丘吉尔在 1899—1902 年的布尔战争（Boer War）期间也扮演了类似的双重角色。

（布尔战争）

这是两位什么样的人物？在现代社会中保留人的个体性这一问题上，他们提出了哪些观点？这些观点又是如何形成的？

本书侧重于他们人生的重要阶段，即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也就是从纳粹发迹到“二战”之后。在这一时期，很多曾经与他们志同道合的人放弃了民主，认为民主已经失败，而他们却从未忽略人的个体价值。这种价值意味着对主流观点持不同意见的权利，甚至是不断犯错误的权利、不信任权威的权利，以及有必要指出高级官员也可能犯错，特别是在位高权重之人坚信自己正确的时候。

正如奥威尔曾经写道的：“如果自由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有权告诉人们他们不想听的东西。”在他看来，尤其是指那些人们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奥威尔倾其一生追求着这种权利。

丘吉尔为我们今天能够享有的自由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奥威尔的著作影响了我们今天对自由的理解。他们的人生和著作应该在这一背景下被更进一步了解。这样，我们便能够更加深入理解今天生活的世界，同时也有可能找到更好的应对办法，正如他们在自己生活的年代所做到的那样。

那么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青年时期，他们人生轨迹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