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顾维钧力荐董老参加第一届联大，25年后，毛主席派人请他回国

“1946年秋天，你真的要把共产党人放进代表团？”蒋介石抬眼问顾维钧。 时间定格在9月上旬，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在即。顾维钧点点头，没有多余解释。短短一句对话，埋下了一条贯穿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伏线。

那一年，新中国还未诞生，国共第二次停战谈判余温尚存。宋子文奉命组建全国代表团，名单几乎被清一色的国民党人士填满。外界哗然——抗战才打完，国民党想独占国际舞台的念头过于明显。民主同盟和进步媒体率先提出异议：没有共产党，谈何代表全中国？舆论发酵，蒋介石只得召集小范围会议，试图找到一个“看上去体面、实际无害”的折中方案。

顾维钧端着茶杯听取意见。他是职业外交家，嗅觉极灵敏。在他看来，如果完全排斥中共，华盛顿、伦敦未必买账；更关键的是，共产党在国内影响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于是他开门见山：“总得让共产党露个面，否则咱们在谈判桌上就会被动。”话音未落，全场安静。蒋介石沉吟数秒，才抛出那句询问：“有人选吗？”

董必武三个字应声而出。顾维钧对董并不算熟，只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一同为山东问题据理力争的场景仍历历在目。董老温和，懂国际法，对大国博弈心里有数；更重要的是，他不事张扬，却能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顾维钧明白，这样的组合既给了共产党象征席位，也不至于让国民党完全失控，于己于彼都留有退路。

蒋介石勉强同意。很快，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代表团名单：团长宋子文，副团长顾维钧，成员董必武等。美国媒体敏感捕捉到“共产党代表首次参与联合国事务”的信息，《纽约时报》专栏用了整整一个版面介绍董必武的经历，连带配发一张他身着中山装的照片。对华侨社区而言，这张照片后来被剪下、贴在许多餐馆玻璃门上，成了特殊的时代符号。

出发前，董必武只带一名助手章汉夫。行李里除换洗衣物外，就是一本《国际联盟史》和几支毛笔。航程漫长，章汉夫问：“董老，为何不用钢笔？”，董必武笑道：“西人看惯了钢笔字，我写毛笔，让他们记住‘中国人’这三个字的模样。”这份坚持，在纽约安检时甚至引来一阵小小惊叹——细陀螺似的笔洗、掌心大小的砚台，全都被美国警卫新奇地摩挲了一遍。

到了大会现场，顾维钧、董必武一前一后入场。顾维钧回忆：“董虽年长，步履尚稳。每次发言前，他必先抿口茶，沉默十秒，方才开口。”这种节奏在国际会议上显得罕见，却极具东方气度。当天，董必武用毛笔在代表名单处签下“董必武”三个潇洒大字。文件被收入联合国档案馆，至今仍是研究者口中的珍贵物证。

旧金山分会场讨论《托管理事会报告》时，中美苏英法等国代表争执不下。顾维钧借口休会，把董必武请到走廊：“山雨欲来，各国盯着我们意见，得先统一口径。”董必武轻声回答：“在原则上绝不放弃一寸权益；在措辞上，可先留一点余地。”最终，中方表态既坚守底线又不至于逼死对手，一举获得小型国家支持。会后，《华盛顿邮报》评论：“中国代表团内部两种声音意外地合拍。”

不过，这种“合拍”只持续了数月。1947年国共冲突再起，谈判文件被尘封，合作氛围迅速冷却。顾维钧赴美任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而董必武则回延安继续主持政务。一个留洋半生，一个埋头根据地，两条平行线短暂交汇后再度分叉。

时间快进到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2758号决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席位。乔冠华以凌厉的发言方式赢得满堂彩，“大步进入会场的乔冠华”随即成为国际媒体的经典镜头。然而在北京，毛泽东却特意提起顾维钧：“老顾当年有情有义，别忘了他。”外交部随即安排章含之赴纽约探望。

那时的顾维钧已近九十，住在曼哈顿东77街一栋公寓楼。章含之先同其长女顾菊珍联系，才得以拜访。屋内陈设极简，一面书架、一幅《松鹤延年》。顾维钧身着灰呢西装，拄杖而立，仍保持外交官特有的绅士弧度。他先是看了请柬，又看了看章含之：“主席记得我，倒让我受宠若惊。”说罢微笑，却能看见眼角不易察觉的湿意。

身体原因，他最终未能踏上归程。可这封请柬打破了长久的尴尬。顾维钧晚年和友人闲谈，常感慨一句：“我这一生，最重大的两个场合，一个在巴黎，一个在纽约；而两次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话音轻，却足够耐人咀嚼。

值得一提的是，顾维钧对乔冠华的评价极高。他对顾菊珍说：“这位新中国的代表，迅捷有锋，却不失风度，颇有点当年我的影子。”顾菊珍后来写信给乔冠华，转述父亲对他的三点赞扬：亲和、博学、潇洒。乔读毕回信，仅一句：“愿接先生衣钵，再抒华夏雄辩。”两位不同年代的外交旗手，由此隔空握手。

董必武则在1975年以国家副主席身份为联合国成立三十周年题词：“共守和平。”题词幅面不大，仍用那支毛笔写就。字迹与1946年的签名一样有力。联合国工作人员发现后，特意把两份文件并排陈列，标注：同一人，不同年代，同一块中国墨香。

追溯那些曲折的人与事，会发现命运往往在不经意间留下一条横线——1946年的选择，让董必武第一次走上世界舞台；1971年的邀请，为顾维钧晚年打开一扇记忆之窗。历史没有剧本，却处处暗含逻辑：凡是真正站在国家利益前面的人，总能得到时间的善意回报。

蒋介石或许未曾料到，自己当年的“退一步”，给中共提供了首次参与联合国的机会；也未曾料到，25年后北京会以一种从容姿态，向昔日政敌的外交大将递上一张机票。对局者各怀算盘，棋盘却只认实力与远见。董必武和顾维钧，两人经历风云变幻，一个在北京长眠，一个客逝纽约，时空阻隔并未抹去那段互信与合作。一笔墨迹，一封请柬，至今仍提醒后来者：在国家面前，党派之分、立场之异皆可暂搁，唯有担当与判断才能在历史里留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