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元帅之子，却被三任妻子抛弃，凭一己之力改写中国几代人命运

提起黄乃，可能年轻人不太熟，但说他爹黄兴，老一辈都知道 —— 那是跟孙中山一起闹辛亥革命的 “革命元勋”，妥妥的 “大人物”。可这位 “元勋之子” 的人生，打出生起就带着股 “苦劲儿”：黄兴 1916 年去世，母亲徐宗汉悲痛欲绝，整天以泪洗面，身子垮得厉害，结果黄乃提前一个多月早产，生下来才四斤多，从小就体弱，风一吹就感冒，跟别的孩子比总显得瘦小。谁能想到，这先天的弱底子，还只是他命运坎坷的开始。

　　黄乃小时候在长沙读书，虽身子弱，却继承了父亲的 “倔劲儿”。看着国家乱、老百姓苦，他心里总憋着股劲儿要做事。不过命运又跟他开了次狠玩笑：高中时上体育课踢足球，被同学不小心一脚踢中右眼，当时就疼得睁不开。家里赶紧送他去医院，可那会儿医疗条件差，手术没做好，右眼视网膜直接脱落了。从那以后，他右眼基本看不清东西，全靠左眼。医生嘱咐 “千万不能累着眼睛，不然左眼也危险”，可他那时候满脑子都是救国家、干实事，哪把这话放在心上。

　　后来他去日本留学学经济，没等毕业就回国了 ——1938 年直接奔了延安，跟着党搞宣传，在《新中华报》当编辑。那时候条件苦，煤油灯底下写稿子，经常熬到天亮，左眼盯得发酸也不歇，鞋子磨破好几双也不在乎。抗战胜利后，他又被派到东北，当辽北省教育厅副厅长，跑乡下搞土改、办学校，白天走几十里路，晚上还得整理材料到深夜，大伙都觉得这小伙子前途无量，可没人知道他左眼早就在超负荷工作。

　　果然，1951 年，他在东北忙土改，天天熬夜，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有天早上起来，左眼突然模糊一片，看东西重影。医生说 “眼底出血，必须歇着，不然眼睛就保不住了”，可他哪肯停?土改正是关键时候，硬扛了两年。到 1953 年，左眼彻底看不见了，右眼本就视网膜脱落，只剩点微光，这下基本算 “全瞎” 了。

　　眼睛一坏，生活全乱了。前三任妻子的离开，说起来也让人唏嘘。第一任是一位叫向明的女战士，因二人工作内容的不同，常年见不着面，慢慢就散了;第二任是做研究工作的庄涛，1949年建国前夕他因长期伏案工作，左眼视网膜脱落。后来送到苏联医治也回天乏术，双眼失明。庄涛既要照顾黄乃，又要照顾儿子，不堪重负选择离婚。第三任本是一个播音员，名叫小蓉，因钦佩黄乃乐观从容的生活态度，以及为新中国盲文所做的贡献，一时冲动跑到北京嫁给了黄乃。但不到两年她便后悔，也选择离开黄乃。

　　那时候黄乃才 36 岁，看不见，没人陪，坐在屋里能一整天不说话，心里凉得像冰。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护士安琳走进了他的生活。安琳在医院照顾他，看他可怜，总陪他聊天。知道他想为盲人做事，不仅没嫌弃，还主动说 “我跟你过，你想做啥，我帮你”。1954 年两人结婚，安琳成了他的 “眼睛” 和 “手”：早上帮他穿衣服、读资料，中午扶着他去盲校调研，晚上等他琢磨出盲文写法，就趴在桌上一笔一划记，有时候记到半夜，眼睛都熬红了。有次黄乃的盲文方案被人反对，回家闷着不说话，安琳就拍着他的手说 “你做的是好事，总有一天大家会懂，我陪着你”。

　　那时候中国盲人太苦了 —— 没有统一盲文，有的用 “心目克明” 盲文，一个字要刻好几个点，记都记不住;有的用外国传教士编的，跟汉语不搭边，读起来费劲还闹笑话。黄乃看着心疼，暗下决心：“我自己尝过看不见的苦，更要让更多盲人‘看见’世界。” 他右眼还有点光，就天天让安琳读资料，从古代识字法到外国盲文方案，一本本啃。汉语有四声，“买” 和 “卖” 差个声调意思就反了，这是大难题。他琢磨了好几个月，想出在盲文符号后加小点儿表声调的办法。为了验证，他常让安琳扶着去盲校，拉着盲人的手问 “这个点好记不?读着费劲不?” 有个盲人伯伯说 “以前读报总把‘买米’说成‘卖米’，现在再也不会了”，黄乃听了比啥都高兴。

　　1958 年，国家公布《汉语拼音方案》，黄乃马上调整出 “汉语拼音盲文方案”—— 一个字最多两个符号，好记又好读。这方案很快被国家认可，成了中国盲人统一用的盲文。后来他又牵头办了中国第一家盲文出版社，出了小学课本、《红楼梦》这些书，甚至还有科技书。好多盲人靠这套盲文考上大学、找到工作：比如盲人作家史铁生，早年就是用这盲文读了不少书，才走上写作路的。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盲人之父”。

　　现在中国上千万盲人，用的还是黄乃编的盲文。他这辈子，打早产时就带着弱身子，少年伤眼，中年失明，连遭婚姻变故，没靠父亲的名气，没被命运打垮，硬是把自己的 “苦”，变成了照亮千万盲人的 “光”。他说 “我看不见，但想让更多盲人看见世界”，这话不是空话 —— 他编的盲文，真真切切让几代盲人能读书、能交流、能改变命运。这样的人，值得我们记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