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志愿军烈士回家，《我家有烈士》那些盼儿回家的故事

在这个秋风送爽却又满含凝重的9月12日，整个华夏大地的目光都聚焦于一场跨越山海的“重逢”——第十二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

韩方将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运送至仁川国际机场并移交给中方，再次向我国移交30位志愿军烈士遗骸及267件相关遗物。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中方在仁川国际机场举行庄严悼念仪式，唱响激昂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国驻韩国大使为志愿军烈士棺椁一一覆盖国旗，全体人员向志愿军烈士遗骸行三鞠躬礼，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礼兵手持国旗引路，怀抱烈士棺椁登上解放军空军“运-20”专机，烈士英灵在国歌声中回到祖国和人民怀抱。

飞机起飞前，运-20机组人员通过机内广播，向志愿军忠烈致敬。运-20专机降落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后，机场以“过水门”最高礼遇，迎接英雄回家。

离家尚是少年之身，归来已是报国之躯。

在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的特殊时刻，翻开《我家有烈士》，一段段尘封的历史记忆扑面而来。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明知参加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的弟弟大概率已牺牲、成为英烈，哥哥却始终揣着一丝渺茫的希望。他不忍将可能的噩耗告知年迈父母，便独自扛下这份牵挂，年复一年坚持寻找，唯一的心愿，就是盼着弟弟能“回家”，让这份跨越岁月的思念有处安放。

以下内容节选自书中篇章《长津湖畔》。

1950年的国庆节，我才收到了铭祥弟弟的第一封回信。原来，春节后他所在的部队奉命进行武装泅渡和抢占滩涂演练。

当时，部队的作战训练是秘密的，指战员的书信也受到了纪律约束。所以直到结束演练转移到山东泰安后，部队才允许给家里写信。我什么都顾不上了，急忙给小弟写了一封回信，可这次却没有上一次那么幸运。

一个多月后的11月7日，《人民日报》首次公开报道了中国军队入朝鲜作战的消息。这条仅有34个字的新闻，我不知读了多少遍，越读越紧张，连忙照着上封信留下的地址，又给小弟去了一封信，询问今后的动向。但我哪里知道，此时的他早已随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战场。

烈士孙铭祥的哥哥孙文祥和其子孙波沙

我的学员中有一位是县兵役局局长，有一次他告诉我认识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兵，那人不仅荣立特等功，还和小弟是同一批参军的战友，同在27军80师240团。我只觉是老天眷顾我，赶紧打听了这个人的名字。

这个志愿军战士叫孙明芝。我得知他春节要回家探亲，一直找人守着他的消息，他回来的第一时间，我就找到他了解小弟的情况。

孙明芝说，本来备战解放台湾的战士们心早已飞向宝岛，恨不得早一点推进祖国统一，但1950年11月1日的夜里，部队临近泰安火车站的营地，突然加了双警卫，只准进不准出。大家已经隐隐约约感受到临战前的紧张气氛。

从上海北上山东时，小弟的卫生班带了一些医治血吸虫的石灰膏。自1950年夏天开始，因为天天武装泅渡，部队大范围感染了血吸虫。得了血吸虫病的人，肚子像西瓜，脖子像丝瓜，手臂像黄瓜，有气无力，苦不堪言，更不用说武装训练了。

小弟带着卫生班不分白天黑夜，硬是用火烧燎杀的方法，将训练场的钉螺灭得一干二净。石灰膏很沉，一人背一袋也很吃力，仅有的马匹驮辎重都紧张，那时的营地一片忙乱，后勤股长一时找不见个人。小弟只好去请示四处检查的团长。只见团长摆摆手，他当即意识到，部队这是要去朝鲜了。

果然这天会后，部队紧急集合奉命赶往火车站，只说要去演练，至于去哪里谁也不知道。240团离开山东泰安后，一路越来越冷，大家才知道车在一路北上，他们的目的地是寒冷的朝鲜。

11月4日夜里，部队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后，徒步向朝鲜盖马高原腹地长津湖方向前进。谁也没有想到，一股50年不遇的西伯利亚强寒流也进入了朝鲜北部，将整个盖马高原冻成了一个巨大的冰坨。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区，海拔在1000米以上，林木茂密，人烟稀少，夜间最低温度接近零下40摄氏度。240团以每天近60公里的速度，在冰天雪地里连续徒步行军400多公里，于11月22日到达了长津湖以北的作战区域。

此时，盖马高原的最低温度降到了零下50多度，27军出国的第一天就有700余人冻伤。小弟率领卫生班下到了前线连队，去宣传防冻知识，保护好手脚才能保证基本的作战能力。卫生班告诉战士们，宿营时绝不能用热水洗手、洗脚，不能烤火，要相互把手脚伸进对方的棉衣里取暖。

坚持到11月27日夜里，震惊世界的长津湖战役打响了。

这次志愿军面对的敌人，是美军战斗力最强的陆战1师和享有“滴漏器师”之称的美7师。铭祥弟所在部队的240团2个营，负责攻打1个美军加强营驻守的内峙洞。孙明芝是8连的重机枪班班长，在内峙洞战斗中，8连只剩了他和另一位指导员。

追击敌人的路上，扛着马克沁重机枪的孙明芝还遇见了小弟。小弟叮嘱他，说美国佬的飞机和大炮专打重火力点，不能老在一个位置打，到时多换几个位置打，还送了他几支卷好了的旱烟。

当时的志愿军27军，每个师有一个卫生连，每个团有一个卫生排，而且大都分配到了基层连队担任战地救护。说是救护，其实就是往下背伤员，因为在平均零下40多度的极寒天气里，志愿军战士的伤口不出几分钟就被冻住，几乎不用止血。

经过几天的激战，240团只剩下了残缺不全的警卫班、通讯班、卫生班和炊事班。这些看似班的编制，其实并不普通，实际相当于军干部大队和师的教导队，是240团的“种子”和“骨干”。

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时，天已经大亮，鹅毛大雪仍在下着，而四面被围的“北极熊团”仍在孤注一掷地抵抗。起初，240团于春圃团长只是命令警卫班、通讯班、卫生班追击，可眼见美军要跑，没有配枪的炊事班也抡着菜刀、铁铲和扁担跟了上去。这是240团对新兴里“北极熊团”的最后一击。

到12月2日夜里12点，240团又接到了越过冰封的湖面继续追击的命令。离开战场前，后勤部队立即打扫战场，但直到12月24日长津湖战役结束，也没有发现小弟。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部队只好将小弟列为失踪人员。当时，失踪志愿军无非三个结局，要么牺牲，要么被俘，要么当了逃兵。这三个结局，都是我们承担不起的。

看我神色大变，孙明芝又说，小弟十有八九是牺牲了，只是没有找到尸体而已。他相信那个硬骨头的年轻人绝不会被俘，更不会当逃兵。

这一刻我不知该希望自己的亲弟弟是死，还是希望他活。谁会想要自己的兄弟死呢，但活着又只剩一个可能，即成为叛徒，背上了永远都洗不掉的耻辱。

这样的消息要是告诉爹娘，只能让他们更加心焦。更何况这些只是推断，母亲已经哭瞎了一只眼睛，难道我还要让她把两只眼睛都哭瞎才心静吗？我不能。

我只能把从孙明芝这里了解的疑虑和担忧藏在心里。爹娘问起来，我只说小弟的部队还在朝鲜打仗，他才19岁，迟两年回家娶亲也不晚。

几年里，兄弟姐妹们陆续都成了家，那个年代做军属是异常光荣的事情，我的两个妹妹不约而同都嫁给了军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军嫂。只有大姐夫和我一样是平凡的教书匠。

妹夫们也积极帮忙四处打听小弟的消息，每次母亲看到他们，都会问起小弟的下落。二妹夫张文焕所在的26军也参加了长津湖战役，1955年春节跟二妹结婚时，他已是一名大尉军官了。父亲见了做军官的女婿只顾得乐了。可心细的母亲却将我叫到一边问：“26军都回国了，那你弟的27军怎么还不回国？”

我还没想好词。母亲又问：“二姑爷这么大的官都回来了，你弟不就是个班长嘛，还留在朝鲜干啥呢？”

我只好编理由搪塞说，俩人不是一个部队，小弟的部队留在朝鲜还有任务。实际上，早在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已经签订，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早已宣告结束了。

两年后三妹也结婚了，三妹夫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海军军官，爹娘见一身雪白军装的三妹夫更高兴了。母亲高兴之余又回过神来问我：“海上的部队都回来了，你弟弟那个地上的部队怎么还没信呢？”

“海军没有参加抗美援朝。”我又一次糊弄了过去。

三妹婚礼时，我特意把俩妹夫叫到一旁，把孙明芝的话从头到尾复述了一遍，想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门道能帮忙打听打听。他们凭着多年的从军经验分析说，小弟十有八九是牺牲了，除非他当了俘虏去了台湾。

我想起了在新华社总部工作的同学，连忙去信给对方，求他帮忙联系解放军分社的同事，看能否打听一下小弟的下落。对方在回信中说，依据当时情况看，长津湖战役惨烈异常，连美军的“北极熊团”都只逃出了300多人，能在这场战斗中保住性命就谢天谢地了，比起被俘，小弟牺牲的可能性更大。

1958年的3月12日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志愿军总部撤离朝鲜的公告，志愿军年内将分三批全部从朝鲜回国。

当年腊月里的一天，县兵役局的两名干部神色沉重走进了家里。正在搓苞米的爹娘，一时没反应过来，直到兵役局的人恭恭敬敬地掏出了烈士证书。两位老人不认字，兵役局的人只好捧起烈士证书来读。当听清小儿子孙铭祥牺牲的确切消息后，母亲当场哭倒在地。父亲则是一言不发，蹲在角落里一个劲地吸着旱烟。

我知道我弟是硬汉子，不会当逃兵，更不会当叛徒，但我过去一直都不敢想，那个一路跟着我的男孩是不是真的不在了，直到今天，我心里的石头才重重地落了：我弟真的永远不会回来了。

当我骑着县里通讯员的自行车赶回家时，看到本来视力就弱的母亲仍在撕心裂肺地哭，哭小弟15岁离家，哭他死之前也没成个亲，哭我骗了她这么多年。

到了1958年3月，志愿军全面撤军之前，继续留下来的人员曾再次进入长津湖地区。一个朝鲜老乡来报告说，在一个山沟里发现了不少尸体的痕迹，留守的部队派人赶过去查看了一番，终于在还没腐烂的“光荣条”上看到了小弟的名字，这才确定了他的烈士身份。

1959年春节的大年三十，又到了送光荣牌的时候，不过这一次，连续送了15年的红色“军属光荣”牌，却变成了红底黑字的“烈属光荣”。

那年我除了用平常节约的饭票买了1斤猪肉和50斤地瓜干，还专门请人画了两张小弟的画像：一张头戴大檐帽，一张骑着高头大马。那是画家凭着我的描述并参考27军入朝前的照片，为小弟画了这两张遗像。快二十年没见的亲人，再见面却成了画中人。

母亲双手摸索着小弟的画像，禁不住又哭出了声来。父亲把画像挂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他终于把儿子盼“回家”了。

（口述人：孙文祥 记录者：孙波沙）

透过这段往事，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烈士的英勇无畏，以及烈属们深埋心底的奉献与牺牲。铭记历史，缅怀先烈。那些回不了家的英烈，祖国从未忘记，人民从未忘记。

《我家有烈士》记录了淞沪会战、血战台儿庄、偃师抗战、淮海战役、长津湖之战牺牲的先烈，这些亲属珍贵口述，是家事，更是国史！

感谢张翎、徐剑、范稳、余戈、关河五十州、南香红六位老师的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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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凌小凡

初审及文稿：袁子茵

复审：罗明钢

终审：李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