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停滞”的背后：昆明拿什么留住人？

昆明，这座以“春城”美誉著称的西南重镇，正面临一场严峻的人口危机。

据昆明市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24年末昆明市常住人口868.7万，全年仅增7000人，同比暴跌91%；这还没完，若扣除自然增长的2400人，实际流入人口仅4600人，相当于每天仅有12.6个新市民选择昆明，这个数字甚至不及东部一个县城的人口吸引力。这场无声的人口流失背后，是一座城市与年轻一代的渐行渐远。

而同样是西南F4的成员，曾经的“小弟”贵阳，过去四年，狂揽61万新增人口，2024年以19.96万增量登顶全国第一。反观昆明，曾立下2025年人口破千万、GDP破万亿的“双万”目标，但如今，距离千万目标差了近130万人，2025年也已过大半，这一目标是否能实现，我认为并不乐观。

那么曾经多么风光的春城，为什么会人口增长停滞？又拿什么留住人呢？

先说人口增长停滞，经济失速与产业空心化是人口流失的核心症结。

昆明的困境，本质上是经济失速的缩影。2024年，昆明GDP增速为4%，虽高于全省增速，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深层次问题在于产业结构严重失衡。昆明经济高度依赖房地产和旅游业，第二产业占比不足30%，低于贵阳等同类城市，而新兴产业占比不足20%。

过度依赖房地产的恶果已然显现。昆明房地产开发投资占GDP比重一度超过35%，高居全国第三。但随着全国楼市经济破灭，2021-2023年其房地产投资分别下降5.1%、30.8%和40.2%，2023年土地收入仅46.28亿元，不足巅峰期2019年（915.7亿）的5%。房地产的“黄金时代”落幕，也拖累了整体固定资产投资。

与此同时，昆明的工业“短板”突出。其全部工业增加值在2023年为1704亿元，仅为深圳的七分之一，甚至低于江苏县级市昆山（2435.84亿元）。昆明仅有一个千亿级产业（有色金属冶炼），而深圳、苏州分别拥有7个和11个千亿产业。

还有就是债务泥潭与政策效能不足导致发展模式陷入深层困局。

沉重的债务负担是昆明发展的另一副枷锁。截至2022年末，昆明城投平台有息债务高达3577.5亿元，债务率550%，意味着每个昆明市民背负4.1万元隐性债务。其广义债务率突破300%，偿债支出占财政收入的47%，远超国际警戒线。这甚至影响了公共服务，如员工工资曾被拖欠。

尽管云南省提出了“强省会”战略，但政策效能似乎不足。2020年-2024年，昆明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不升反降，从27.4%降至26.2%。

最后就是区域竞争与人口趋势，昆明在“抢人大战”中掉队。

在全国人口负增长的大背景下，省会城市的人口竞争愈发激烈。还是以贵阳为例，2010-2020年，昆明常住人口增长202.8万，还高于贵阳（166.3万）；2021-2024年，贵阳狂揽61.27万新增人口，而昆明仅增加约22万；2024年贵阳人口增量是昆明的28.5倍。

贵阳凭借更优的经济增速（2024年GDP增6%）、更强的产业亮点（如大数据）和更高的薪资竞争力（程序员月薪昆明6000元vs贵阳8000元），在吸引人才方面明显占优。此外，贵州省较强的生育率（2023年出生率10.65%全国第二）也为贵阳提供了人口支撑，而昆明则面临省内地州人口流入减少的挑战。

总结一下昆明的困境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规划短视与路径依赖，在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期，过度依赖房地产和传统旅游，未能及时培育壮大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实体产业，导致经济抗风险能力弱。

债务驱动增长模式的弊端，依靠高负债进行投资扩张的模式，在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后，风险集中暴露，严重挤压了经济社会发展资源；政策执行与营商环境，虽然提出了“强省会”和产业转型方向，但实际成效与预期存在差距。有分析指出，发展环境的稳定性对地方发展至关重要。

昆明现在需要的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昆明的人口警报，拉响的不仅是数量危机，更是质量危机。当“春城”的光环不足以留住年轻的梦想，当“宜居”的标签掩盖不了产业的空虚，昆明必须从“感觉良好”中彻底惊醒。

城市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产业、政策和环境的竞争。昆明需要的不是又一个遥不可及的人口目标，而是一次刀刃向内的改革和脚踏实地的转型。能否刮骨疗毒，告别对旧模式的依赖，真正构建起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将决定这座西南明珠能否重现活力。

最后，春城之春，不应只活在气候报表里，更应绽放在市民的饭碗与年轻人的梦想中。

（数据来源：昆明市统计局、云南省统计局、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