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华 | 北伐时期的地方变局与政治整合

北伐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社会变动剧烈而又复杂的阶段。军事迅速进展的同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带来的新政治模式也极大地影响战争进程中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本书从军事和政治之间的互动和关联出发，尝试把北伐时期地方党政军的状态和北伐战事的发展纳入一个整体性框架中进行考察，重点探讨省一级军政格局的演进和政治整合历程，重构这一时期地方秩序演变与相关历史人物命运浮沉的图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地域社会既有的军政力量与革命阵营聚散离合的复杂纠葛。

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是20世纪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场大革命，它不仅是一场军事战争，同时也是一场涵盖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大变动。北伐虽不是近代中国革命的起点，也不是革命的终点，但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点。它不仅终结了辛亥革命以来挂名“共和”、“有宪法无宪政”的民国北京政府，也为后来“党国”体制的存续开了新端。通过北伐建立的“党治”政权模式，至今仍对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而且，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国共两党，都是在北伐时期发展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基础。北伐后中国几十年的军政格局，实因北伐前后几年的“短时段”而产生。

然而，如学者所指出的，关于这场对中国近代史发展具有如此深远影响的战争与革命，目前史学界对它的研究却是不尽如人意的，“不仅在论断上有严重歧见，在一些基本史实上也存有不少争议”。虽然北伐战争在其结束后就不断地被当事人和后人提及，但历史记忆中的北伐与后来历史发展的关联，除了一些经过特别选择而得到强调的面相外，仍属模糊。时至今日，有必要也有条件从更广阔的历史视域对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进行更加全面、客观的审视。

北伐战争的结果，人力物力财力均处劣势的国民革命军能够一举战胜整体上处于优势的北洋军系，颇出时人意料之外，亦令后来的学者困惑。当时的北洋军将领固然讪笑“若辈年青（轻）人不畏死”，不啻寻死，即使北伐军将领自身，亦少有预见到北伐能迅速取胜者。曾参与其间的重要将领李品仙回忆说:“国民革命军誓师之初，虽号称十万之众，实际上不过五六万人，而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竟以前后不过八个月的时间，领有长江以南，真非始料所及。”当时的美国军事情报人员也注意到在中国的军事角逐中，“兵员和装备的优势未必是决定性的因素”。然而，到底是哪些因素使得北伐军能够“以弱胜强”，时人和后来的学者见仁见智，颇有差异。其中有的说法，可能只是迷思和想象，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和反思。

无论如何，北伐军到底是赢在战场上。北洋体系在北伐之前虽已呈分崩离析之势，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1926初仍不被外界所看好的北伐军，缘何能在短短的两年内一举而底定中国？罗志田指出，“南北的地缘文化意识、新旧的区分，特别是党、‘主义’、宣传等新事物合在一起，给北伐军在战场之外造成一片支持的鼓噪之声。大概言之，是地缘文化因素推动了军事的进展，军事的成功又促进了宣传的功效，宣传的功效有助于造成战场之外的舆论，而舆论影响人心……国民党正是在这样一种有道伐无道的声势下，才能势如破竹，一举打垮实力更强的北洋军阀”。这一分析提示了地缘因素对北伐时期社会、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均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个中的复杂性或仍需要更多案例予以揭示。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从这点上说，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长期以来，关于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时期的军事或政治论著，或是叙述战史，或是剖析政权建设，但军事与政治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甚少被深入探讨。毋容置疑，军事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与社会舞台上扮演了重要无比的角色。事实上，战事和战局必然影响政治，而政治建设的良否和效率又必然影响军事进程。

北伐时期，新式“党国”模式的实验，所呈现的是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政治运作机制。1920年代，在苏联的建议和协助下，重组的国民党给20世纪中国政治确立了一些基本轮廓：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组织；一支党的军队，军队内的政治教导员结合军队为党的政治纲领服务；置于党领导下的由学生、工人和农民组成的为民族和社会改良服务的群众组织；颂扬服从领袖、创造新公民的政治仪式；还有革命话语中将对立面污蔑为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反革命集团等。

通常认为，国民革命时期引进的苏俄模式使中国整个政治运作状况发生了革命性改变。改组后的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既定意识形态，又有接近苏俄模式的政党组织扮演动员民众及沟通军政、军民等因素的整合角色；新型政治带来的动员整合力量，推动了国民革命军这一新型军事力量的形成。以今日的后见之明观之，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军队最初都是“以俄为师”，不同的是，同样是“党军”，中国共产党确实做到了枪由党来指挥，兵受“主义”训练，而国民党则发展为以军控政，以军控党的局面。何以后来的差异如此之大？如欲追溯其异化之肇因，或许仍须重返北伐时期的历史现场。

一般来说，对于“军”这样的政治实体，如不加以控制而放任的话，势必会出现“军”介入政治，使政治按照“军”的意愿而动的倾向。军队对于政治的介入，是其本身具有的倾向。从民国初年开始，军阀或者说地方军事实力派占据着全国各地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不仅垄断行政统治权力，还影响广大民众的经济生活，激起社会动荡，以及刺激知识分子全面而剧烈的转向，这些都是导致国民党和共产党兴起的重要原因。学界已经注意到，由于北伐战争的速成，重要军国大计多是谈判妥协的产物，因此清末以降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军阀对立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隐藏在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的假象之下，并循此对北伐前后国民政府的军事统一策略，及其对此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尽管如此，关于北伐时期地方军政格局的具体演进，以及国民政府重建地方政治秩序的努力等议题仍存在诸多朦胧的面相。

很大程度上说，战争与革命也是一个创造新的统治结构的过程。伴随着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推进，国民党政权必须面对军事胜利所带来的问题——如何重建军事克复之地的政治秩序，并妥善处理战时地方军政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志在通过北伐统一中国的国民党政权革命事业的成败。北伐出师之际，蒋介石在部署革命战略时即强调，要以政治力量为军事行动铺路，结合全国人民，造成革命形势，先瓦解军阀及其军队的精神；要“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并用，以政治战略使军阀惟求自保，互不救援，并进而促其易帜，加入革命行列。此后，负责江西克复之初地方政务的陈公博在向国民党中央汇报时也强调说：“若军事发展，政治不能同时发展，则危险甚大。”显然，北伐开始后的政治整合问题自始即是国民党政权考虑的重要议题。

北伐不单纯只是一项军事上的行动，除军事外，尚有政治、外交、社会等活动，而这些活动与军事进展往往是相一致的。北伐进展迅速，吸收地方实力派（军阀）军队系其中重要原因，“这决非单纯军事力量所能达成，必须由政治上着手方可实现”。北伐时期，地方社会既有的政治力量在革命过程中不断分合演进，深刻制约了国民政府对地方政治的重建与整合。面对地域性的军事和政治势力，不仅国民党地方党政机构难以充分发挥其效力，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不时被迫作出妥协和让步，各省政权实质上成为新一轮权力竞逐的重要场域。虽然国民党政权向着国家政治整合的方向进行了诸多尝试和努力，但由于政治资源的限制及地域社会既有政治力量的束缚，地方社会仍遍布着各种各样的裂缝，在此过程中已隐约可以窥见国民党政权在重建地方政治秩序和中央政府权威上的局限。

作者简介

潘建华，贵州黄平人，1990年2月生。201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1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15和2018年，先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访学交流。201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任革命史研究室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代政治史和军事史。

目录

绪论／001
第一章　北伐前夕西南军政格局演变中的建国川军／012
　　一　西南北伐与建国川军的形成／014
　　二　北伐中挫与川军入粤／033
　　三　西南变局与建国川军的消亡／053
第二章　唐生智的崛起及其“革命”之路／083
　　一　走向革命／084
　　二　“扶蒋抑唐”与“包围”唐生智的论争／098
　　三　短暂的“蜜月期”／117
第三章　北伐变局中的黔系军阀／141
　　一　从“靠北”到“投南”／142
　　二　徘徊中的革命／153
　　三　常德事变与袁、彭殒命／164
　　四　徐州兵败与王天培之死186
第四章　湖北军政格局的演进与省政权的建立／203
　　一　北伐军入鄂后的军政形势／205
　　二　过渡时期的政治机构／211
　　三　省政府筹备中的党政运作与人事布局／218
　　四　国民党分裂与省政府成立／231
第五章　福建政局重构中的地缘政治与派系分合／245
　　一　中央特派员谢瘦秋之死／247
　　二　北伐军入闽与福建政局的变迁／254
　　三　省政府组建中的派系分合／274
　　四　福州系与新编军系的派别冲突／283
　　五　谢瘦秋案的回响与善后／289
第六章　战地政务委员会与北方的政治重建／301
　　一　战地政务委员会的缘起及组织／301
　　二　山东的政务规划与实践／313
　　三　华北的政治善后／322
　　四　战地政务委员会的问题与局限／340
结语／354
参考文献／361
附录／384
　　一　北伐开始时国民政府动员出发的兵力统计／384
　　二　北洋政府各省兵力最近调查／390
　　三　国民革命军现编军师兵额调查概数／410
后记／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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