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邓公想颁布一条禁令，遭陈云反对而没实施，对错至今未定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真理标准”取代“两个凡是”，成为新的思想路线，邓公也开始逐步成为第二代集体领导的核心。

这一切其实很不容易，当初对他是否要出来工作，组织内部是有过一番激烈讨论的，最终是在一些老干部的支持下，他才成功复出。而在支持邓公的人里，元老陈云出力极大。最早顶住压力要求公开讨论平反相关事宜的是陈云，他做这个表率，加快了平反的进程。

等后来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时，陈云和邓公的配合也相当密切，两人在治国理政等方面看法非常相似，私交也很好，是真正的同志。

不过小人和而不同，君子同而不和，两位老革命在某些事情上也会有分歧，邓公本想严格执行一道禁令，陈云却强力反对，最终只能不了了之。至于孰对孰错，到如今都没有个定论。

上世纪80年代，邓公在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领域都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政治方面，他取消干部终身制、大力裁减多余组织机构、成立中顾委，完成新老交替等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让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领导班子能更适应时代，国家能更好发展。

在经济方面，邓公推动了著名的改革开放，这是中国能腾飞的重要一步。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大量资金的涌入后，让一些干部脱离群众、大搞特殊化，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为此，邓公亲自推动出台《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

他多次在会议上说：“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就没有什么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的事情。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

“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

邓公在高级干部的住房、用车、食品供应、外出休养、文化娱乐、遗属生活安排等方面都作出详细严格的规定，有效地整治了党风。

同时，从邓公几次发言中就能看得出来，他很希望老干部们也能约束好家人和后代，不搞特殊化，所以他曾想颁布一道禁令——禁止红二代进入决策层。

但，还是在讨论阶段，就出现了许多反对的声音，向来支持邓公的陈云此次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给出的理由很充分，当下我国正在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与外界的往来很频繁，除了会有资金涌进来以外，还会出现各种思想交汇的情况。

在这样的关头，难保不会有敌对势力借机搞渗透，国家发展的前提是稳定，如果内部被这些敌对思想搅乱，谈何发展呢？所以决策层一定要坚定，选拔干部时需“政治可靠”、“根正苗红”，红二代相对而言更可靠。

邓公担心的是出行权力垄断和暗箱操作等情况，而陈云考虑的是国家安定层面的问题，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角度不一样。邓公听后认为陈云说的很有道理，也就没有强行推进。

当然，陈云也是反对干部子女搞特权的，他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时，发现一些领导子女经商、办企业，内心极为愤怒。

于是在1985年3月，中纪委提出《关于不许领导干部的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建议》，明确规定干部的子女及其配偶，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已参加的必须全部退出。

陈云是中纪委的负责人，他看完后批示道：应退出的干部子女的范围，是否可以再大一点，请再考虑一下。邓公很快也表态赞成，并要求尽快落实。同年5月，中央发出《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決定》，有效地遏制住不好的风气。

可见，陈云的考虑点是从整体环境出发，他希望的是，有能力做到领导位置的人，不要受到父辈的影响。同时也要用一些政策，严格限制，让干部们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事实上，很多二代并没有什么优越感，他们认为父辈与广大为革命付出过的群众是一样的，如果自己是二代，那些群众的后人也是二代，他们更多的是有一种保卫革命果实的责任感。

比如罗青长之子罗援少将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

不可否认有一些害群之马，影响了整体的形象，但总体来说，很多老干部的后人都过得非常普通。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是错误的，同时，歧视干部子弟也是不对的，用人制度要走向公平公正的新常态，我们一代代薪火传承，传承的是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而不是特权。

古人也有举贤不避亲之说，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做好一些事，却由于不是错误的因素而被拒绝，那不也是一种人才浪费么？

正如罗援少将所述，干部子弟搞特殊是错误的，歧视干部子弟也是不对的，只要能做到公平竞争、廉洁为政就好。

凡事都有利有弊，邓公与陈云当初谁的主张更有道理，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