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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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金红做梦也想不到，让自己住进精神病院的，不是医生诊断，而是亲妈盖章。2010 年夏，她刚回国，行李还没开完，三个大汉就把她架上车，直奔南通某精神专科。理由简单粗暴：情绪不稳，有被害妄想——签名的人，正是母亲唐美兰。
入院即“治疗”。每天一把彩色药丸，不吃就绑床电击；护照、身份证、存折被妈“代为保管”。四个月后，律师带着相机混进病区，才把她的求救信和遗书捎到网上。信里只有两句话：我怕死在里面，三套房捐慈善，一分不给唐美兰。
舆论瞬间炸锅。院方先说“得家属接才能走”，唐美兰却开条件：想出院？把房产过户给我。同学、朋友、记者堵在门口，老太太边哭边喊：“我救女儿，你们瞎起什么哄！”
官司随后启动，司法鉴定“目前无精神病”，却又补一句“不能排除既往有病”，案件不了了之。朱金红趁夜逃往日本，再没回头。唐美兰没拿到房，气得大病一场，见人就骂女儿不孝。
故事落幕，留给法律的思考题却悬着：当“为你好”成为抢劫的通行证，精神病院的大门，是否该多把一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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