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交征利”到底对不对？

公元前320年，孟子来到了魏国，此时魏国刚被秦、楚、齐爆锤，魏惠王仿佛看到了救星一样，向大学问家孟子询问强国之道。

魏惠王对孟子说：“寡人不才，连年交战连年败北，连太子都被齐国掳走了，上将庞涓也战死了，国家虚弱，宗庙社稷不稳，寡人日夜忧思如焚，还好夫子您来了，您有什么办法可以利吾国？”

孟子是孔子信徒，他和孔子一样，都主张仁义治国，他最讨厌的就是国君谈利，当听到魏惠王谈利的时候，很是反感，他没好气的对魏惠王说道：“大王，不能把利挂在嘴边，如果大王谈利，那么卿大夫也谈利，卿大夫谈利，则庶民也征利，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为人君，有仁义就够了，何必谈利！”

魏惠王听后，不以为然，他在位数十年，东败于齐，太子死其手，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谈仁义有什么用，他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富国强兵之法。可孟子是个儒学家，只会仁义礼智信那一套，不会富国强兵之法，他跟魏惠王翻来覆去讲的都是空泛的大道理，让魏惠王很是失望，自然没有对孟子予以重用。

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的强者时代，孟子的仁义理论根本没有市场，因为它不管用，魏国相当于一个重病缠身的病人，亟需见效快的西药续命，可孟子却给魏惠王开了十个疗程的中草药，当然不会引起魏惠王的兴趣。

在群雄争立的时代，最有市场的肯定是管仲、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他们的法家学说。管仲相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李悝在魏文侯时期实施变法，魏国就成为战国强国，魏国大肆开疆拓土，甚至向西从赳赳老秦手里夺取了河西之地；吴起在楚国实施变法，楚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一度大败魏国，“马饮于大河”；商鞅的变法最成功，他直接让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兼并六国，一统华夏；申不害在韩国推行变法，让战国时代最弱小的韩国能够屹立于群雄之间，足见其变法的功绩。

只可惜魏惠王时代，没有出色的法家传人为其服务，要不然以他晚期的励精图治精神，也未尝不能再次使魏国强大。

法家和儒家最大的区别就是对待“利”的态度，儒家鄙视“利”，认为君子不能谈利，只能谈仁义，而法家恰恰重视“利”，像商鞅变法，“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直接以利诱民，把秦国男女老少都绑在了耕战的战车上，实施“军功勋爵名田制度”，秦国将士自然奋勇争先、以死报国，这才让秦国东出函谷关，大杀四方。

在春秋战国时代，“上下交征利”肯定是最优解，而孔子孟子的仁义之道则不合时宜，所以孔子和孟子在春秋战国时代都是落落寡欢，抑郁不得志，周游列国也得不到重用。

但“上下交征利”不是永远正确，任何一项政策只有因时制宜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在分裂的时代，法家的“上下交征利”是最优解，但到了大一统时代，儒家的“仁义道德”就成了最佳方案，所以自汉朝开始，孔孟学说才找到了它的市场，从而成为封建大一统王朝的立国基石。

那么上下交征利到底对不对？这个也得辩证的看，愚以为，既要争“利”，把蛋糕做大，也要讲”仁义”，公平的分配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