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宏 ▏ 《金瓶梅》一样「世情」与 两种「演义」

——词话本与说散本题旨比较（上）

摘 要：历来研究《金瓶梅》，极为重视版本之比较研究，并已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于词话本和说散本《金瓶梅》题旨之分析，则有混同一谈的情形，从而忽略因部分改写而造成表述重心转移的问题。

本文则立足于「演义」的角度，对于词话本和说散本的叙事形式进行比对分析，由此说明两种版本的「世情」表面为一，但关注焦点实际有所不同，连带使得作品的内在寓意亦有不同表现，不应简同视之。

关键词: 金瓶梅词话、崇祯本、金瓶梅、演义、通俗演义、通俗小说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金瓶梅》成书过程、作者身份和版本问题，向来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然而受限于文献资料不足之故，有关出版真相的争论迄今为止未成定论。

本文之提出，拟将研究视角转向内在研究，针对《金瓶梅》的题旨进行探讨。

由于学术研究视野随着年代不同而不断更新，经学者研究归纳所知，80代以来有关《金瓶梅》题旨分析概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寓意说(或称影射说);(二)暴露说;(三)新兴商人悲剧说;(四)为市民写照说;(五)劝戒说或警世;(六)主题矛盾说;(七)愤世嫉俗说;(八)社会风俗史说。【1】

惟深入了解之后发现，论者对于《金瓶梅》的讨论或有混同版本情形，使得相关分析的有效性是否适应于解释不同版本的编写动机或写作理念，颇值得重新反思。

现存《金瓶梅》版本概可分为二系三种。【2】

所谓二系，一般指的是万历词话本和崇顽说散本(或称绣像本)，而清人张竹坡评点第一奇书则是根据崇祯本而来，共有三种主要本子。

以今观之，由于《金瓶梅》的写作性质特殊，颇涉诲淫题材，因而自传抄以来即多存在是否为「淫书」的争论，甚而影响及于题旨分析结果。【3】

事实上，对于《金瓶梅》是否为「淫书」的争论，不应只从道德的角度论辩诲淫题材和书写方式存在的必要性问题，而是应当从编写者的意图及其所反映的理念深入探讨。

关于此一问题，清人张竹坡在《竹坡闲话》中曾提出看法：「《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情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

并视之为「纯是一部史公文字」(<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五十三>)，给予《金瓶梅》极高的评价。

不可否认，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对于人物典型形象和结构章法的分析，颇有独到之见，对于后来研究者有极大影响;但相对地，在寓意的分析方面,张竹坡提出「奇酸志」、「苦孝说」，则有牵强附会之争议。

对于此一解读结果可能存在的理解差异问题，张竹坡似乎早有先见之明，因此不费辞烦地强调:「我自做我之《金瓶梅》, 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竹坡闲话》)，以此自圆其说。

由此看来，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虽自成一家之言，但为适应个人意见的发挥，仍不可避免地会使得评点意向存在着过度诠释的问题。

持平来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评论《金瓶梅》艺术表现时所言颇有参考价值:

「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爱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謚，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

因此，当我们将问题视野转向《金瓶梅》编写者为何选择诲淫题材著书，题旨动机何在?则「情色书写」作为一种修辞策略的积极意义便被凸显出来，而「诲淫」之说的负面道德评价问题实可暂时搁置不论。

如前所言，《金瓶梅》版本可分为词话本和说散本两系，两种版本之间究属父子(母子)关系或兄弟关系、叔姪关系，目前在认定上存在诸多争论。【4】

严格来说，在《金瓶梅》题旨的探讨上，两种版本彼此之间之具体联系关系问题如何，应该不具有太多影响作用:然而比对两种版本的体制形式和语言表现后发现，两者之间实际上所存在的诸多差异、事实上足以影响各自题旨表现的判读。

陈辽曾提出部「两部《金瓶梅》，两部文学」的看法，【5】田晓菲也提出「世间两部《金瓶梅》」的读法，【6】颇具卓识。

胡衍南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两部《金瓶梅》，两种世情书写」的讲法，针对两种不同版本的世情小说写作模式如何提供晚明到清初俗/雅两条文学路线的发展情形做出对比分析。

不过由于以往论者的比较分析，一般多将论述焦点置于两者的俗/雅艺术表现的差异之上，不免忽略了两种版本写定者可能基于世情关注取向的不同，使得两部作品在实际编创方面和艺术形式的经营上产生了耐人寻味的差别，两者题旨表现不应简同之。

事实上，此一问题的提出，必然涉及《金瓶梅》的书写性质及其文体表现的考察和厘定，而此乃是本文展开论述的重要识基础，期望对前人研究不足之处做一补充。

基于上述认知，本文对于词话本和说散本的题旨进行比较，乃试图以「文体」的辨认为起点，最终研究目的有二:

其一，对于《金瓶梅》的书写性质及其文体表现做出厘定;

其二，藉由叙事形式之比较，说明两种版本的「世情」表面为一,但关注焦点实际各有不同，两部《金瓶梅》的题旨表现不应简同视之。

结语部分则期许此一研究能帮助笔者重新认识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本质，并为未来研究提供可供参考的理论视野。

《金瓶梅词话》（梦梅馆校本）

二、「演义」与《金瓶梅》

关于《金瓶梅》一书的书写性质及其创新性为何?石昌渝从文体演变角度指出:

白话小说从勾栏瓦肆「说话」中脱胎出来，它虽然已是书面文学，但结构类型到叙事方式，无不受到「说话给听众听」的模式的深刻影响。

短篇小说完全模拟「说话 」，我们称它为话本小说;长篇小说虽系文人写定，但明代中期以前的作品，如《三国志演义 》、《水浒传 》、《封神演义 》、《西游记》等，仍然没有走出「说给人听」的境界，刊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却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它虽然没有完全脱尽「说话」的胎记，但在表达方式上完成了从让人「听」到给人「读」的转变。

在文体演变史上，《金瓶梅》是里程碑式的作品。【7】

此点观察，大体是成立的。而目前对于《金瓶梅》的成书方式究竟是集体创作或文人独创,迄今仍然争论不休,主要原因在于论者对于《金瓶梅》成书历程的看法不一所致。

但不论写作素材来源如何，今从现存最早版本《金瓶梅词话》刊刻问世的成品来看，我们都该承认一个事实，即写定者对于《金瓶梅》的写定稿，在在都促使古代长篇通俗小说在艺术成就具有质的突破和新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美学意义和历史价值。

今揆诸小说史发展进程，我们清楚可见《金瓶梅》写定者在题材选择的考量上，明显不同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等诸本「章回体」长篇小说。

若以宋代说话诸家论之，其题材内容当偏于「小说」一门;但在话语表现上，《金瓶梅》与上述诸本之作却是共享一套文体惯例,偏于「讲史」一门。

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融「小说」的题材与「讲史」的体制于一体，此一表述行动背后的意识形态及其美学选择，无疑显得极为耐人寻味。

关于此一问题的实质内涵，或可以章学诚《丙辰礼记》的评论做为后文讨论的基础，即:

凡演义之书，如《列国志 》、《东西汉》、《说唐》及《南北宋》，多记实事 ；《西游》、《金瓶》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8】

由引文看来、所渭「演义之书」的说法，似乎体现出一种文体/文类的自觉内涵?

进而言之，当章学诚将《金瓶梅》与《列国志》、《东西汉》、《说唐》、《南北宋》、《西游》等作品并列而论时，此一做法显然非同小可。

其中有关「演义」与《金瓶梅》的具体联系关系为何?则与《金瓶梅》的书写性质和文体表现必然有所关涉。

以下即就笔者研究所知综整陈述其要:【9】

首先，所谓「演义」所指为何?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有言: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

《吴越春秋》等书，虽出炎汉，然秦火之后，著述犹希。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

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

然一觉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

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要以韫玉违时,销鎔岁月，非龙见之日所暇也。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义一斑，往往有遗过宋人者。【10】

自宋元以来，以「说话」为主导的通俗文学发展，大抵呈现出以「重写」为主的创作取向，即利用前代奇迹或当下生活流行的故事素材进行改编，并由此形成一种特殊创作观念和展演成规。

「倩人敷演」的情形来说，「话本」明显已是经过专人编创的故事，且不论其艺术性如何，整体话语体制和题材内容依判断都应该有其相对的完整性。

因此，「话本」作为艺人编创后的产物，或作为说书人参考的口头展演文本，或作为提供阅读的书面写定文本，实皆非说话伎艺的「底本」。

而其中最可留心者在于，绿天馆主人论列诸篇小说的艺术表现时，虽然明显将〈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与《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作出区分，但却视之同属「通俗演义」范畴。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传统研究上将上述两种话语类型视为「短篇话本体」和「长篇章回体」的作品，但在「通俗演义」的文体范畴中，实际上却只有「短篇」和「长篇」之分，两者的书写性质并无太大区别。

《古今小说》 （明）冯梦龙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事实上，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小说观念的转变、商业经济的兴盛和出版机制的发达，直接或间接促成通俗文化市场蓬勃发展。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曰:

迄于皇明，文治聿新，作者竞爽。勿论廊庙鸿编，即稗官野史，卓然复绝千古。说书一家，亦有事门。

然《金瓶》书丽，贻讥于诲淫;《西游》、《西洋》,逞臆于画鬼。无关风化，悉取速篇。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

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駥目。而曲终奏雅，规于厚俗。

即空观主人壺失代兴，爰有《拍案惊奇》两刻，颇费搜获，足供谈尘。【11】

据此可知，在末代说话伎艺影响下，「通俗演义」之产生乃源于说话人讲唱各类型故事、其后并经记录或敷演而成书面形式的「话本」，再经由后来编写者进一步敷演而成书，姑且不论笑花主人对于诸种「通俗演义」的评价是否允当，

惟从「说书」一家观之，不论是长篇如《三国》、《水浒》、《金瓶》、《西游》或短篇如《三言》、《二拍》等「演义」之作于晚明时期共同盛行于世，乃是不争的事实。

同属「通俗演义」文体范畴，作家在敷衍「话本」的过程中，长篇通俗演义与「讲史」一门的紧密联系，显示出强烈的历史感怀，短篇通俗演义则受到「小说」一门的影响，显示出朝向大众化的价值取向。

虽然两者之间各有其不同著述意识和美学选择，但在所谓「谐于里耳」的创作前提下，无不显示出其通俗的大众化内涵而广受散迎，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化释义功能。

基本上，小说文体发展因时而发生，随时而变化，但也顺时而确立。因此，如果说上述观点可以成立的话，接下来便可以单从「长篇通俗演义」的文体/文类表现，进一步确认「演义」与《金瓶梅》的联系关系。

依现存文献资料来看，以「演义」直接命名小说者，始自《三国志通俗演义》。【12】

《三国志通俗演义》首掲「通俗演义」的体例进行长篇小说创作，为明清小脱创作奠立重要的叙事范式,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演义」一词作为小说题名的标记，实则藴含着一种文学/文化观念正在处于置换变形阶段的事实，乃有不同宋元以降说话伎艺的艺术表现。

《三国志通俗演义》之所以「据史演义」， 乃源于写定者秉持「通俗为义」和「裨益风教」的著述意识，期能在「留心损益」之间、借编写史事以隐括足为者借鉴之情理事体。

如此书写作为，不仅影响后续讲史之作起而仿效的编纂与创作，而且促成「历史演义」蔚为繁荣，【13】甚而成为明清章回体小说最早成熟的一个流派。【14】

如前所言，从宋元以降，「演义」作为「说书」一门，历经从「口话敷演」到「书面写定」的形态转化。

以今观之，诸家「演义」编创者对说书情境的全面化摹拟，从而使得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有形式上的一致性和延续性，进而构成一种表达的基本形式和规律。【15】

而「演义」作为一种文体/文类，在后来的发展中，并不仅仅限于「讲史」演义一途，反倒是「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的叙事原则指导下广泛影响了后续明清长篇小说作者的编创思维，从而扩大演义体小说创作的题材类型范畴。

随着明代中叶以来通俗小说创作和消费市场的兴起，加以史实素材的选择逐渐出现限制的情形下，晚明以来的演义作家自然而然必须走出通鉴史书的历史框架，从而转向投入现实生活之中寻找各种可能的创作素材，从而始出现突破宋元以来「演史」以「取义」的创作现象，实属理所常然。如朱之蕃く《三教开迷演义》叙〉曰:

演义者，其取喻在夫人身心性命、四肢百骸、情欲玩好之间，而其究其极，在天地万物、人心底里、毛髓良知之内,……于扶持世教风化岂曰小补之哉。【16】

就此而言，演义之作的「取义」来源和创作取向已经开始有所扩充，实则涵盖上下天地、内外身心，可谓包罗万象。

《林兆恩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研究》 赵 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事实上，在「重写」的基础上，《金瓶梅》写定者的确在原始素材的基础上创造出全新且独特的故事类型，在「取喻」书写之中，促成了长篇通俗演义在叙事形态表现上的重要转向。

此后，在书坊主主宰编创和刊行的商业消费市场影响下，诸多「人情写实」类型的演义之作蔚然成风，直可以说引发明代长篇通俗演义创作形态的一场革命。【17】

最终，《金瓶梅》得以与《三国志》、《水浒传》和《西游记》并列「四大奇书」，并成为通俗小说的「经典」(canon)。如清代刘廷玑《在园杂志》曰：

降而至于《四大奇书》，则专事稗官，取一人一事为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数十卷者。

如《水浒》本施耐庵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传，性情面貌，装束举止，俨有一人跳跃纸上。……

再则《三国演义》，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中生有者比也。……

盖《西游》为证道之书，丘长春借说金丹奥旨，以心猿意马为根本，而五众以配五行，平空结构，是一蜃楼海市耳。……

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

嗟乎!《四书》也，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18】

从写定的观点来说，「演义」作为一种文体/文类，经口头传述转化到书面写定，其中必然包含作家的历史观察和审美趣味。

四大奇书写定者不仅通过「演义」的叙述行为诉睹自身的情感体验和思想意向，同时也以此达成自我望造。

在对历史或现实进行重构的过程中，可以说体现出一种超常出奇的价值选择。【19】

尤可见者，即入清之后，在文人读者细读和批评的推介下，四大奇书作为「演义」之作的叙事范式和经典地位，对于后来读者阅读和作家创作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引作用。如天目山樵〈《儒林外史》新郚〉曰:

近世演义者，如《红楼梦》实出《金瓶梅》，其陷溺人心则有过之。

《荡寇志》意在救《水浒传》之失，仍仿其笔意，其出色写陈丽卿刘慧娘，使人倾听而心知其为万无是事;「九阳钟」、「元黄吊挂」诸回，则蹈入《封神传》甲里，后半部更外强中干矣。

《外史》用笔实不离《水浒传》、《金瓶梅》范围，魄力则不及远甚，然描写世事，实情实理，不必确指其人，而遣貌取神，皆酬接中所频见，可以镜人，可以自镜。【20】

由此可见，「演义」之名显然并不如传统研究认知所见，仅仅只是一种「阐述义理」的创作行，或者只是一种专属于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代表的历史小说的类型名称。

实际上，在明清文人读者的观念中「演义」乃是用以泛称「通俗小说」文体/文类的基本术语。【21】

至于如何从「演义」的观点看待《金瓶梅》的创作意义?今借雉衡山人(《东西两普演义》序)曰:

一代肇典，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

好事者聚取而演之，以通俗论人，名曰演义，盖自罗贯中《水浒传》、《三国传》始也。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

其间描写人情世态、宦况闺思种种，度越人表，迨其子孙三世皆哑，人以为口业之报。

而后之作《金瓶梅》、《痴婆子》等传者，天且未尝报之，何罗氏之不幸至此极也?良亦尼父恶作俑意耳。【22】

不可杏认，《金瓶梅》自传钞以来即因其晦淫题材受到诸多争议，但始终不减其敏事魅力。

有关《金瓶梅》的美学价值，全取决于读者的阅读立场，因此出现褒贬评价不一的问题，实属必然。

但综合以上所言，当《金瓶梅》写定者立足「野史」撰作的观念之上通过「演义」参与现实时，无乃试图以历史修撰的姿态为「家庭」故事类型进行特定的情节建构。

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创造了不同于其他小说流派的「经世」寓言。因此，整体叙事话语创造，或者亦如《水浒传》、《三国传》之作，特别考量如何在叙事中探索历史变化及其兴亡盛衰轨迹的过程中，赋予文本以特殊的历史含义，并由此创造出奇书之「奇」的艺术表现。

关于此点，后文将进一步从词话本与说散本的叙事比校中阐明之。

（未完待续）

《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2 · 台湾） 陈益源 主编

注释：

1、邓绍基、史铁良主编:《明代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

2、本文所论(金瓶梅》版本如下:兰陵笑笑生著，梅节校注:《金瓶梅词话》(梦梅馆本)(台北:里仁书局，2007年)。齐烟 汝梅校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8年)。

3、关于《金瓶梅》是否为「淫书」之争论发展情形,可参胡衍南:《金瓶梅到红楼梦——明清长篇世情小说研究》(台北:里仁出版社，2009 年)，页 47-81。

4、目前学界较倾向认为「词话本」是「说散本」的母本，两者之间是关系极为密切，属于父子(母子)关系。参苗怀明:〈20 世纪词话本为中心的《金瓶梅》研究综述〉、《中华文化论坛》, 2002 年，第1期。关于词话本与说散本之关系，笔者倾向于接受黄霖说法，参(《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6卷，第1期，2006年1月，页 2-9。

5、陈辽:(两部《金瓶梅，两种文学》）,收于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金瓶梅艺术世界》，页 55-66。

6、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前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7、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年)，页347 。

8、章学诚:《丙辰札记》， 见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2006年)，页76。

9、本节论及「演义」作为一种文体/文类的观念，皆出于李志宏:（「演义」:明代四大奇书的书写性质探析〉，《中国学术年刊》第32期秋季号，2010年9月，页159-190。李志宏:《「演义」——明代四大奇书叙事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2011年8月)。

10、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 见黄霖、韩同文选注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225。

11、笑花主人:（《今古奇观》· 序)，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页270。

12、黄霖、杨绪容论及「历史的演义与小说的演义」时指出一个现象，颇值得进一步思考:即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外，另有刊于明代嘉靖二十七年的叶逢春刊本《三国志传》。「志传」之名与「演义」形成一种参照，由于后来刊行的历史演义多有两者共现于文本内的情形，「志传」是否为「演义」的源头，目前尚难以判定。见氏著:(「演义」辨略〉，《文学评论》，2003 年6期，页5-14 。

13、有关「历史演义」作小说流派的系统性探讨，可参纪德君:《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14、参陈文新、鲁小俊、王同舟:《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24。

15、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页19。

16、见[清]潘镜若编次:《三教开迷归正演义》,见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古本小说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7、陈大康:《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页90-100。

18、刘廷玑 ;《在园杂志》,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页388-389。

19、李品:《历史与文本的超越——小说价值学导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页55。

20、天目山樵:(《儒林外史》新评〉,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页635。

21、谭帆 :〈论明代小说学的基础观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2期，页71-81。

22、雉衡山人:(《东西两晋演义》序〉,见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页939-940。

文章作者单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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