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师政委做勤务员的第二年，他的一个建议，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本人生于1968年，四川云阳人（现重庆云阳）。1986年11月入伍，先后任过战士、班长、学员、排长、连长、参谋等职，受过嘉奖、立过功，在部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004年底，怀着对军营的不舍，有着19年军龄的我退出现役，自主择业回到了地方。

1968年，我出生在四川省云阳县(现重庆市云阳县)一个叫安乐男子山的偏僻小村庄。

17岁那年，我初中毕业，为了不重蹈父母的覆辙，在一个炎炎夏日，带着被包谷叶拉出一道道血印的胳膊，以及不甘心一辈子就置身于大山深处，我毅然决然地“逃离”了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加入了亲戚组织前往湖北应城砖厂打工的队伍。

在父母的允许下，向邻居借了些路费，收拾了简单行囊，一路向东，先后在两个砖厂打工，在外的日子，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后来，没赚到钱的我，不得不回到家中。

一个月后，我看到了公社的征兵宣传，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通过公社初试、县医院体检、公安局政审等层层筛选，我终于被列为了应征入伍的对象，顺利地当上了兵。其实那个年代当兵还是挺难的，没有姑父的帮助，我这辈子恐怕无缘军队。

我当兵的地方是遥远的大西北——新疆。临出发前，母亲悄悄的㩙给我10元钱，说是路上应急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母亲前去班主任钟老师家借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新疆真的很远，远的颠覆了我的认知。

当时交通也不发达，我们先是从云阳坐轮船到重庆，再改乘火车（当时是闷罐车）。一个星期后，才到达乌鲁木齐，本以为到了终点站，可没曾想，又不知过了多久，换乘汽车又晃悠悠向前行驶了一天一夜，终于到达了此次行程的目的地——奎屯新兵教导团。

初到新兵团驻地，天天下雪，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营区几乎全是平房，高一点的房子看不着，训练场上全是土，没有硬化，偶尔有红砖铺设的人行道。就这个地方，我们一呆就是半年。

新兵训练很苦，除了吃饭管饱外，每月还有16.8元的津贴。我每月开销6.8元，存10元。

四个月后，连同刚出发时，母亲去借的10元“应急费”，一共50元全寄回了老家，父母收到后，感到很欣慰。很快新兵训练结束，我们都面临着再次的选择。许多战友，都想分配到离城区近一点的地方、任务相对轻松的部队。

正当战友们满怀期望时，一纸命令打破了所有人的期望，全部新兵都被分配到了沙湾牛圈子驻地，任务是修建乌鲁木齐至奎屯的铁路。

虽然有些战友有些怨言，但，军人嘛！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组织让到哪里就到哪里，革命工作不分轻重，不分苦闲，这就是中国军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疆，似乎比现在更寒冷，4月份的天，还在下大雪，作为南方人的我，表示不理解，也不适应。正好部队放假三天，让大家休整，整理个人物品，准备奔赴下一个“战场”。

就在休整的第二天，不知何时，我们新兵连突然紧急集合，列队于训练场的东侧，好像在等什么人？不一会儿，队列的正前方出现了一辆军用的吉普车和一辆军用的大卡车。

于是，从那辆吉普车上下来几个领导，走到队列前，拿着连长递上的《连队人员花名册》查看了一番，接着用目光端详了队列中的新兵，从队列中抽调出包括我在内的12名新兵，又看了一会儿，让4名新兵回到了队列中。

就这样，剩下的我们8名新兵很幸运地被师部警调连选中，直接进师机关当公务员，服务师首长的日常工作。

回想起来，当时我被选中，是因为身高1米8几的个子和相对俊秀的脸蛋帮了大忙，又或许是上天的眷顾吧！

总之，我们8人不用去修铁路了。临走时，老班长对着我们挥了挥手道：“战友们，你们很幸运，首长机关的服务工作不比修铁路轻松啊！好好干，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当时的师部大院在乌苏县城，距离奎屯仅30公里，不算远，不到一小时车程就到了。在公务班培训了半个月，我被分配到警调连连部，当了文书兼军械员。

在连队，连长和指导员都很关心我，跟战友们相处得很融洽，也得到了他们不少的帮助。特别是连部的通信员，他是一名老兵，对我很关心，处处都帮我，我不懂的都向他请教，他也很耐心地教我。

再后来，他考上了自治区党校，当了“留疆干部”。至今，我们都还有联系，时不时的就在一起叙叙旧。

我的第一个人生转折点是在1988年的夏天，也就是我入伍的第二年。

有一天，指导员让我去师政委家临时接替勤务员的工作，同时，连队文书兼军械员的工作也还要兼顾。

到了首长家，我一看院子，就知道首长和嫂子（部队对军嫂的尊称）是特别热爱劳动和热爱生活的人，院子不大，打理得很干净整洁。在院子的西边，有几块长方形的小菜地，只是上面附着的菜苗已经枯萎，看起来，与整洁的院子很不协调。

后来才得知，是之前的勤务员不停地浇水所导致。之后，我与首长和嫂子利用业余时间一起重新整理了菜地，播种了菜苗。几个月过去，菜苗长势喜人，我们的劳动成果得到了体现，首长和嫂子连连夸我。

其实，对于出生在农村的我来说，这些事都是很普通很平凡的。菜苗丰收时，首长邀请我一起共进晚餐，共享劳动成果。

当时，我既兴奋又紧张，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这么大的领导家吃饭。

接触时间长了，我发现，首长和嫂子都是非常善良、和蔼可亲的人，没有任何“官架子”，慢慢地我与他们相处得很融洽。

时间很快到了1989年春天，也是进入三年服役期的最后一年。有一天首长问我有什么打算，按惯例，在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文化的可以报考军校，文化程度低的可学驾照进小车班转志愿兵。

我对首长说：我初中文化想考司务长学校（司务长学校出来后，可以任专业管理单位后勤财务的志愿兵，当时初中文化可以考）。

首长听后，建议我报考军校，说：“今年军校专门面对初中文化，且有特长的士兵进行招生，你去报名吧！每天抽时间进行文化补习，周末让胡老师给你补补课。”

胡老师是首长的爱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在乌苏中学任高级教师。几个月下来，我认真复习，周末坚持向嫂子请教。皇天不负有心人，六月份考军校时，文化课排全师第二，军事考核一般，刚刚过了及格线，有幸被西安陆军学院录取。

那年，我们公务班6人中，4人考取不同的军校，2人转了志愿兵，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至此，特别对姚政委（后升任新疆军区将军）及其爱人胡老师的关心和帮助，我没齿难忘，他们不仅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也如同我的再生父母，这一生只有感激，不能忘，也不敢忘。

在公务班时，连队的领导给了我很大的关心和帮助，也感谢战友们的包容和理解；特别是首长给予了我极大的鼓舞和期望，以及嫂子对我考上军校更是功不可没。

他们教会了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和原则，让我懂得了报效祖国真正的含义。同时，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从过去的一个“山里娃”变成了现在的一名“城市人”。

军校毕业后，我先后在新疆南北疆部队服役，直到2004年，退出现役，自主择业回到地方，留在了新疆乌鲁木齐。

回首这几十年，有喜有悲，有甜有苦。人生短暂，望眼长远，活在当下，要像老首长那样，懂得感恩。古人云：“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以上不仅是我军营生活中的冰山一角，同时，是改变我一生的最重要的环节，与大家分享，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