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春节，听到外面有鞭炮声，毛主席吩咐警卫员：也弄一点鞭炮来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的夜风很凉，北京紫禁城上空偶尔闪过零星焰火，声浪并不密，却足以穿透静寂。中南海丰泽园的灯光昏黄，病榻上的毛泽东侧耳片刻，捕捉到那一阵“噼啪”——敏锐如昔。他抬了抬手，示意身旁的警卫靠近，轻声吐出一句：“也弄一点鞭炮来吧。”

几秒安静，屋里几双眼睛全红了。警卫应了声“是”，飞快退出。老人的目光随即落在窗外，神情像是突然自漫长病痛中被唤醒。这一夜，距离新中国开国已过去二十七年，距离秋收起义也将近半个世纪，而他与炮竹上一次正面对话，得追溯到井冈山时期。

毛泽东少年时代在湘潭，每逢腊月二十四，母亲掌勺的腊味香飘满屋——煨腊肉、炖腊鸡，门口必插松枝迎岁。外婆叮嘱“开门炮响，邪祟皆散”。节日礼俗在一颗农家子弟心里落下种子，后来越走越远，这颗种子却始终顽强发芽。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新民学会做寒假记录，专门写到“春节宜读奇书”。读书、燃炮，喜静又好热闹，两重性格自此并存。

井冈山的除夕不比江南富庶。一九二九年，红四军转战大柏地，山风呼啸，部队缺粮。当地百姓依旧坚持贴红对联、打糍粑。毛泽东见景生念，决定正式向村民借米借肉，让战士们也吃年夜饭，按斤两打欠条。战士们端起热汤时露出的笑意，比战鼓还让他安心。外人也许只记得“星星之火”，却忽略这把火源于春节夜的烟火气。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度过整整八个春节。防空洞外狼烟四起，他在窑洞里写《新民主主义论》，洞口的红灯笼偶尔摇晃。他曾与青年干部议论为什么连年打仗仍要保留年俗，“离了辞旧迎新的仪式，人的心散了，队伍也就散了”。这句看似随口的话，此后成了延安多支部队春节必挂横幅的理由。

进入五十年代之后，国家百废待兴。毛泽东倡导勤俭，节日规格从不铺张。七〇年的大年三十，他只吃了一碟炒瘦肉、两根红烧鲫鱼。熟悉他的人心知肚明，他更在意的是另一张“菜单”——国家下一步的工业指标、农村合作化的尾款能否按时兑付。

然而，身体在七十年代初急转直下。七五年底，医生把多份药方写进《每日病情记录》，排在最显眼处的却是“持续观察情绪波动”。子女此时都在各地工作或养病，能陪在侧的只有卫士、秘书、护士。如此冷清的年夜，连常年坚守的工作人员也难掩落寞。

“也弄一点鞭炮来吧。”一句平实话，像在众人心口扔下一团烟雾弹。对毛泽东而言，这是习惯，更是最后一次主动和春节产生互动。对值班员来说，这是迟来的请求，因为往年他从未开口。警卫很快找来两挂红鞭，一段绑在西厢树下，另一段分给勤务人员。火星点燃，炸响回荡在幽暗水面，一连串脆声把丰泽园静默撕开。透过玻璃，老人眼里映出点点红光，唇边浮起淡淡笑纹。

“主席，鞭炮放完了。”周福明低声通报。他得到一个轻轻点头，那笑意停留数秒，才慢慢隐去。那会儿谁也没有料到，这正是毛泽东参与的最后一场春节仪式。八个月后，他走完生命旅程。

值得一提的是，外界常把这次“放炮”当成怀旧，其实更像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体贴。当晚他还叮嘱：“人多热闹些，好过年。”这句话没什么宏大叙事，却用最简单方式呈现出他“群众中来”的逻辑——让每个人都感受到节日气息，哪怕只是一声爆竹。

春去秋来，历史记录只剩寥寥数字：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逝世于北京。那年冬天，北京街头鞭炮寂静，哀乐替代爆竹声。许多普通人回忆起一月三十日夜间的炮响，才忽然意识到：他走前不久，仍在关照大家把年过好。

毛泽东的春节故事最终折射一个朴素理念：无论处在稻草棚、窑洞、还是最高决策核心，最能粘合人心的东西往往不是豪华仪式，而是几声鞭炮、一道年菜、几页书。七十多年风云变幻，城市高楼林立，礼花早已替代卷炮，但那份在寒夜里互相照亮的温度依旧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