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局已定，冷战时期苏联的社会问题和戈尔巴乔夫改革！

同样是1979年，在中国，有一位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描绘了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中国自此走上了符合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如果放眼整个20世纪80年代，会发现大部分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在尝试改革，但不同的改革方式却带来了截然相反的结局。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变，也直接导致了冷战的终结。要想搞清楚冷战最后十年的变化，我们就要先了解当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为何要寻求改革。

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发展步履蹒跚，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从1966年到1985年苏联的经济增长数据来看：国民收入在1966年到197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8%，1971年到1975年降至5.7%，1976年到1980年进一步降至4.8%，1981年到1985年则仅为3.6%；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也均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1981年到1985年的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甚至只有1%。当时的苏联社会被称为“停滞时代”，其背后根源是长期执行僵化的斯大林模式。

任何体制都有利有弊，斯大林模式的出现，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苏联成立之初，世界上多数国家对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怀有敌意，甚至企图将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与随时可能到来的军事入侵，苏联以斯大林模式为指导，完成了“一五计划”与“二五计划”，迅速实现工业化——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发达的工业国，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为二战时期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

但二战结束后，社会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斯大林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畸形的经济结构导致农业与轻工业严重落后，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生产效率低下，既缺乏生产积极性，也没有市场活力。

1979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使苏联对外贸易损失惨重。美国与中东石油输出国合作，蓄意压低石油市场价格，以此减少苏联的外汇收入。1983年国际石油价格从每桶34美元降至29美元，1986年更是暴跌至10美元。而石油出口是苏联资源输出的核心支柱，油价暴跌直接导致苏联政府财政收入大幅缩水。

与经济下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军费开支的持续增加。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为支撑苏联的扩张战略与美苏军备竞赛，军事投入不断加大。1985年，苏联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1%，而美国仅为6.4%。如此巨额的军费负担，已成为苏联经济难以承受之重，严重损害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部分地区甚至连面包供应都成了问题，许多妇女要在商店门口排起长队，抢购面包、牛奶等生活用品。恶劣的经济状况，叠加官僚制度固化与特权阶层腐败，导致社会上弥漫着失望、不满与消极的情绪。此时的苏联高层也意识到，国家需要改革，需要注入新鲜血液。

1982年至1985年，苏共三位总书记相继离世，苏联迎来了一位年轻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一位深刻改变苏联命运的人物。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以“改革家”的面貌在万众期待中上台执政，但历史证明，他的改革非但没有让苏联走向富强，反而将其推向了毁灭的深渊。

戈尔巴乔夫首先在经济领域推进改革，却在第一步就迈错了方向——提出了本末倒置的“加速战略”。这一战略非但没有调整重工业与轻工业的不合理比例，反而进一步加大重工业投入，导致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最终，不仅经济增长速度未能提升，消费品市场反而愈发紧张，基本消费品全面短缺，居民稍有风声便引发抢购风潮。

到了1988年，戈尔巴乔夫非但没有反思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反而将责任全部归咎于政治体制，继而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措施。1988年6月，他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宣布，“要根本改变我们的政治体制”，实行“意见和舆论多元化”。在“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的口号下，苏共党内首次出现严重的思想混乱与政治分化：一时间，社会上涌现出500多个形形色色的政党、6万多个非正式组织，一些反对派与西方势力趁机渗透、制造事端，使原本的社会矛盾更加复杂。这些大大小小的政治力量，成为民众发泄改革不满的渠道，最终将苏共推到了风口浪尖。

事实上，这样的改革已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路线，本质是打着“改革”旗号改旗易帜，走资本主义道路。意识形态防线的失守，是苏联当局最致命的错误：由于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逐渐分化为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主流派和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1990年上半年，激进派趁自由选举之机，在多个加盟共和国夺取政权，叶利钦本人也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正式修改苏联宪法，取消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允许多党制与政治多元化，并确立总统制，他本人当选为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此后，激进派联合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鼓动工人罢工、在城市组织游行集会，要求改组政府与最高苏维埃，并逼迫戈尔巴乔夫辞职。1991年，激进派势力进一步壮大：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7月20日，他发布“非党化”命令，限期解散机关、企业和军队中的苏共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过程中，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是另一重要推力。自冷战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就试图通过报刊杂志、电视传媒、文化渗透等非军事手段，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改变政权性质，实现“和平演变”。到了80年代苏东国家爆发社会危机时，美国进一步加大宣传攻势，导致许多人将本国社会的阴暗面与西方国家的表面优势对比，进而认为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乃至社会制度都值得效仿，其中苏联及东欧国家的青年群体受“和平演变”影响最深，在西方舆论引导下，他们往往抛弃原有的共产主义理想，转而推崇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

随着苏联国内局势日渐失控，其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力也不断削弱。当时的东欧国家与苏联面临相似的社会问题：严重的债务危机、僵化的体制、腐败盛行的官僚集团，以及西方文化的持续渗透。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东欧国家相继发生巨变，从1989年开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陆续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1990年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成为东欧剧变的标志性事件。

到了1991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完全失控，苏联国内陷入一片混乱。为挽救濒临崩溃的苏联，苏共党内的保守势力决定孤注一掷，希望通过一场政变扭转苏维埃政权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