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兴：忠以尽己，恕以及人——怀念恩师郑天挺先生

王永兴

日前，郑克扬教授来寒舍。克扬，吾师郑天挺先生之哲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在我的心中涌起亲切之情，而又感到怆然。天挺先生离开我们太早又太突然。先生逝世时八十二岁，似亦可谓高龄，但以先生宽容大度仁者之性情，体质健康，我们学生间时以尊敬之心情谈及先生必年及百岁。但突然间，讣告出现在我眼前，先生远行不归，我悲极而泣。现在看到克扬，一语一笑之间酷似先生，我感到亲切；但同时想到先生永别，我不得再奉侍左右聆受教诲，又为之怆然也。

吾读朱熹注《论语章句集注·里仁篇》:

子曰：“参乎，吾首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读下文朱子注程子注，我对圣人言似有所了解，实未真了解也。后读《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卷六七《杂著类》忠恕说，在上所引圣言之后，朱子有言曰：

然门人有问而以忠恕告之者，盖以夫子之道不离乎日用之间。(永兴谨按：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盖孔子说世间法”也。见《金明馆丛稿二编》载《杨树达论语疏证序》。)自其尽己而言则谓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为一贯。惟下学而上达焉，则知其未尝有二也。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门人，岂有异哉!

“自其尽己而言则谓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以此二语衡量天挺

先生一生为人行事，无愧于我华夏民族之圣人忠恕之道。其事实甚多，不能尽述，又不能不述；今只以忠恕二字赞颂之，虽不误，但空疏不成文也。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不久，又侵占冀东；至一九三七年初，日本侵略者要发动全面侵占我国神圣领土的战争，灭亡我华夏民族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形势危急，北京大学不能不迅速南迁。天挺先生时为北京大学秘书长，学校南迁长沙之重任，主要为天挺先生肩负之。教职员工学生之南行，图书实验仪器之南运，经费之筹措及使用，各方面各项主要事项负责人之选任；天挺先生虽有经纬万端之才，其负担实过重矣。

此年年初，师母不幸病逝。师与师母，伉俪情笃，先生之悲痛可知矣。失去慈母之子女五人，长女才十三岁，幼子只三岁，先生何能离开他们南行?但又不能不离开他们，只能委托先生之弟照料。幼小子女与严父(同时也是慈母)相别离，此情此景，虽在六十余年后的今日，其悲痛可见。此为常人所不能忍受者，先生忍受之，为忠于北京大学也，为忠于华夏民族禹域九州广土众民之国也。

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驻足不及半年，因抗日战场临近，不得不再次南迁云南，三校师生员工逾万人，迁云南万事之大端，主要仍由天挺先生肩负。师生员工到达云南之前，宿舍、教室、图书馆以及有关食住诸事，均须有所安排。借用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之教学楼，借用文林街昆华中学南院为女生宿舍，北院为教室及男生宿舍；此外，还须自己快速建筑草房土屋数百间。房屋仍不足，文法学院不得不暂在蒙自。凡此种种，虽三校皆有分工负责之人，但天挺先生计划安排，责任更为重大。此外，天挺先生尚有传道授业之重任，先生备课教课极认真。我为研究生之时，学生与导师同住青云街靛花巷小木楼中，粗知先生之生活。日间，先生在校办公室处理有关财务人事诸大端以及教课；夜间，在宿舍楼读书备课研究撰著,虽非通宵达旦，但深夜不眠乃经常之事。

西南联大在云南近八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多在重庆，很少到校；领导主持西南联大校政者，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郑天挺、潘光旦三位先生。天挺先生之任尤重。校务委员会主任梅贻琦要天挺先生兼任总务长，先生三辞不获允，不得已，以北京大学秘书长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因此，在财务、人事、庶务三方面，不仅治其大端，一般较重要之事，先生亦不得不亲自处理矣。

我在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当时规定，研究所仍由三校各自创办，各自管理)。文科研究所之创办者为汤用彤、罗常培、傅斯年三先生与天挺先生。孟真(傅)先生本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任重而事务多端，无暇顾及北大文科研究所之事；天挺先生任副所长，主持处理研究所一切事务。故当时有谚语云：“正所长是副(与傅谐音)所长，副所长是正(与郑谐音)所长。”记实也。

据以上之简略记述，可见天挺先生工作任务之重，非有超人之才能，不堪负荷也。先生负重任固由于才能超群，但更重要的是先生之德，即圣言之“忠”也。先生忠于北京大学，忠于西南联合大学，忠于我华夏民族禹域九州广土众民之国也。

抗日战争八年，西南联大对民族国家之贡献为：(一)以陈寅恪先生为首的诸大师传道授业著书立说，使我华夏民族优良的传统学术文化于万分艰难危险中保持不坠，并有发展。天挺先生乃诸大师之一，他是精于清史的史学大师孟森先生的传人。在天挺先生所撰自传中述及这位史学大师，先生云：

临走前(永兴谨按：即先生离北平南去长沙之前),我两次到协和医院看望了史学系孟心史(森)先生，他当时已患胃癌，生命垂危；但他见到我尚以病榻日记相示。日记中无时不以国事为念，并以诗讽刺郑孝胥。临别时执手殷殷，潸然泪下，我往日所作清史论文，颇得先生奖饰，已感不安，今见先生如此，我亦深受感动，为之动容。不料两月后，孟先生即遽归道山。

可见天挺先生与心史先生之关系也。

(二)为民族国家培养诸多方面的人才，天挺先生贡献尤多，他谆谆教诲我们学生，善于培养选拔青年教师，时至今日，人们尚称道西南联大培养人才之多之超群，非今日北京大学所能及。

夫诸大师传道授业著书立说，学生孜孜不倦勤奋学习，因而对民族国家做出重大贡献；但如无适当的必要的客观条件，亦不克臻此。天挺先生既传道授业教育学生，又为全校师生创造教与学的必要条件；据此而言，西南联大对我民族国家之重大贡献，天挺先生之功岂可不表彰之耶!

天挺先生乃谦谦君子，从不漫论他人之长短是非，亦从不计较无知小人对先生之妄说以至诽谤。吾辈学生对先生均甚景仰，但亦有狂妄自大之人，在众人中妄论先生之是非，甚至诽谤，同学们不能不劝告他，因而引起争论，同学们感到愤慨。先生听到此事，特意教诲我们，先生自谦地说，他的讲课与工作中难免有错误，此人指出并无恶意；同时，各人的性情不同，所见多有不同，都应互相谅解，不能因争论而使同学们的友谊受到损害。我们当然听从先生的教诲。先生对此人仍一如既往亲切教导之。先生之言行即圣言之“恕”也，亦即朱子所谓“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也”。古圣先贤之言，人多能言之，但未必能行，惟先生能言之并能行之。此先生之所为仁人君子也。

一九五九年，我参加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工作，时先生亦被邀请点校《明史》,因而我得侍从先生左右。当时中华书局在翠微路，入门处有数间颇为整齐的房屋。一日晚饭后，我陪侍先生在门前散步，先生指此房屋笑谈，多年前，他曾在此屋中与房屋买卖商人会面，为北京大学买或租赁房屋，商谈一下午，盖北大缺少自建的教职员工家属住房，须买或赁租民房也。我曾拜访过几位北大教授，其家属住房均甚良好。此类房屋多至百处，多为先生主持或经手获得者。但先生在西四牌楼以北前毛家湾的住宅不过数间普通旧屋，虽尚未残破，但也只能避风雨而已。先生居住数十年，泰然也。先生主持管理北京大学经费数逾千万，数十年中无丝毫差异之事。在北京众多高等学校教职员工之间，均谓出污泥而不染者，惟天挺先生能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非仁人君子孰能为之。

在先生逝世前二年，我去天津南开大学拜谒先生，时先生小病初愈，已完全康复。谈话中，先生似有意以其在昆明治北大文科研究所之精神教诲我。先生命我详述四届学生之人数姓名以及目前的工作情况，我一一禀告之，数十人均在高等学校任教和高级学术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我的禀述有脱漏或错误，先生补正之。最后，先生笑语曰：“我们(指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没出一个废品。”并语重心长地教诲我说：“你现在北大任教并主持敦煌文书研究室，也要不出一个废品。”又说：“只要尽心尽力，是可以办到的。”我深为感激。回忆过去先生教我如何为人读书，我今兹为人师，先生仍教诲我，感何可言。先生所教诲“尽心尽力”,我理解即朱子所谓“自其尽己而言则谓之忠也”。今先生虽远行不归，但先生教诲我的圣言之“忠”仍将永远铭记我的心中脑中，并身体力行之，以期不辜负先生之冶溉培育也。

受业王永兴敬述于一九九九年初夏

(原载《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通讯》总26期，199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