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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的新书《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前天刚拿到样书,预计月底将在各大平台以及实体书店销售。
因为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有不少围绕这一主题的图书出版,所以,不少朋友以为我这本也如此。
其实不是。
此书写作时间,断断续续,竟持续了9年之久。
写作的起因,源于2016年为央视的一部纪录片撰稿。那部纪录片讲述竺可桢先生与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故事。为此,我既采访了竺可桢先生的儿子竺安老师,也仔细阅读了竺可桢的日记。
众所周知,竺可桢除了是著名气象学家外,还是著名教育家,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就是在他的领导下西迁并凤凰涅槃的。
于是,我重访了当年浙大西迁的一些重要遗址遗迹,写下一篇长文《苦难催生奇迹》,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后来,《新华文摘》等媒体作了转载,并获得了众多好评。(关于这些,我在《山河万里》自序中有更细的叙述)。
从浙大发轫,接下来几年,我陆续走访了多所当年的内迁大学,先后又写了九所内迁大学的故事,按顺序,分别是: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大学,厦门大学,西北联大,东北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和中央大学。
每个大学独立成文,每篇从13000字到2万余字不等,先后刊发在《南方周末》《四川文学》《花城》《雨花》《山花》等报刊上。在此,谨向编辑这些作品的各位朋友表示感谢。
三联书店是近几年我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此书尚未写完前,我在朋友圈晒了有关情况,我的《少年中国史:我们的故事》责任编辑王海燕,立即表示对此书有兴趣。于是,我们又合作了一次。在此,表示感谢。
出书前,我对入选的十篇文章,进行了一定量的充实,使之更完整、更丰富。成书字数为235千,另有照片45幅(前插为彩图,内文为黑白)。
此书出版前夕,新华社旗下的《新华每日电讯》给我作了一个专访,用大半版篇幅刊出该报记者王京雪的报道。随即,新华社客户端作了转发,阅读量超过56万。
7月底,《南方周末》APP以网络连线方式,就抗战大学内迁这段特殊历史,让我和主持人做了一个60分钟的访谈。
《新华每日电讯》和《南方周末》都是100多万发行量的有影响力的大报,也是这几年我刊发作品最多的媒体。在此,向两报的朋友致谢。
本书写了十所内迁大学,但抗战时期内迁的高校近百所,包括名气最大的西南联大,本书并没涉及。
原因在于,写西南联大的已经太多,在没有新的发现和思考前,我不想再重复。至于还有许多没写的大学,我可能还会继续再写十所,届时再出一本,作为本书上下篇吧。
南周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主持人问我:
你认为抗战中的这些大学,对后来乃至现代中国的大学精神文化建设有怎样的贡献?对当代大学有什么启示?
我的回答是——
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已经部分地藏在我前面的回答里了。至于全部答案,它们藏在我写内迁大学的系列文章里。这些文章,目前已经结集为一本书《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三联书店很快将出版。答案,就在书里。
另外,我还想多说一点,蔡元培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必先有良好的教育。我们的大学教育,它是一种精英教育,它培养出来的是社会精英。只有这个精英阶层他们都能够求真、求实、求发展,我们的整个社会才有希望,整个民族才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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