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大学，从前的知识分子

近日，我的新书《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前天刚拿到样书，预计月底将在各大平台以及实体书店销售。

因为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有不少围绕这一主题的图书出版，所以，不少朋友以为我这本也如此。

其实不是。

此书写作时间，断断续续，竟持续了9年之久。

写作的起因，源于2016年为央视的一部纪录片撰稿。那部纪录片讲述竺可桢先生与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故事。为此，我既采访了竺可桢先生的儿子竺安老师，也仔细阅读了竺可桢的日记。

众所周知，竺可桢除了是著名气象学家外，还是著名教育家，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就是在他的领导下西迁并凤凰涅槃的。

于是，我重访了当年浙大西迁的一些重要遗址遗迹，写下一篇长文《苦难催生奇迹》，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后来，《新华文摘》等媒体作了转载，并获得了众多好评。（关于这些，我在《山河万里》自序中有更细的叙述）。

从浙大发轫，接下来几年，我陆续走访了多所当年的内迁大学，先后又写了九所内迁大学的故事，按顺序，分别是：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大学，厦门大学，西北联大，东北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和中央大学。

每个大学独立成文，每篇从13000字到2万余字不等，先后刊发在《南方周末》《四川文学》《花城》《雨花》《山花》等报刊上。在此，谨向编辑这些作品的各位朋友表示感谢。

三联书店是近几年我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此书尚未写完前，我在朋友圈晒了有关情况，我的《少年中国史：我们的故事》责任编辑王海燕，立即表示对此书有兴趣。于是，我们又合作了一次。在此，表示感谢。

出书前，我对入选的十篇文章，进行了一定量的充实，使之更完整、更丰富。成书字数为235千，另有照片45幅（前插为彩图，内文为黑白）。

此书出版前夕，新华社旗下的《新华每日电讯》给我作了一个专访，用大半版篇幅刊出该报记者王京雪的报道。随即，新华社客户端作了转发，阅读量超过56万。

7月底，《南方周末》APP以网络连线方式，就抗战大学内迁这段特殊历史，让我和主持人做了一个60分钟的访谈。

《新华每日电讯》和《南方周末》都是100多万发行量的有影响力的大报，也是这几年我刊发作品最多的媒体。在此，向两报的朋友致谢。

本书写了十所内迁大学，但抗战时期内迁的高校近百所，包括名气最大的西南联大，本书并没涉及。

原因在于，写西南联大的已经太多，在没有新的发现和思考前，我不想再重复。至于还有许多没写的大学，我可能还会继续再写十所，届时再出一本，作为本书上下篇吧。

南周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主持人问我：

你认为抗战中的这些大学，对后来乃至现代中国的大学精神文化建设有怎样的贡献？对当代大学有什么启示？

我的回答是——

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已经部分地藏在我前面的回答里了。至于全部答案，它们藏在我写内迁大学的系列文章里。这些文章，目前已经结集为一本书《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三联书店很快将出版。答案，就在书里。

另外，我还想多说一点，蔡元培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必先有良好的教育。我们的大学教育，它是一种精英教育，它培养出来的是社会精英。只有这个精英阶层他们都能够求真、求实、求发展，我们的整个社会才有希望，整个民族才有未来。